看著小虎的背影，吳零對他的感覺是越來越滿意了.確實，小虎的能力還是很不錯的，尤其是對方並沒有沾染上其他一些軍人的毛病，他現在還隻是一個真正的軍人，而不像是其他的軍人已經漸漸的開始變成官員。
華國官場，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場所。其成員構成、生存狀態、生活方式、環境氛圍、遊戲規則等，都與社會其他階層大異其趣。因此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場效應”。這種官場的場效應，產生和發展了二、三千年。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這就是官場文化。
華國的官場文化，源遠流長，積澱深厚。法家、兵家、儒教等思想流派，與曆代的帝王權臣，及後宮的宦豎嬪妃都對其發展多有貢獻。
這種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終於有了一個初步的總結。這些本來“不足為外人道”的術數，這些隻隱藏於曆史及由官場中暗地師承的學問。被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作了係統的解讀。他發現：“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臉皮，黑心腸而已”。他對厚黑學有一段精彩的論述：“喜怒哀樂皆不發謂之厚，發而無顧忌，謂之黑，厚也者天下之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懼焉，昏君殲臣無一**不黑，即使名君賢臣也未必又薄又白。”可見在華國，“不是徹底地厚顏黑心，便不能成為大殲大雄”。這是對華國傳統極權社會的政治黑暗和官場[***]，入木三分的洞燭！
宗吾先生總結出來的求官做官六字真言，辦事用的“鋸箭法”、“補鍋法”是華國官場中人奉行的官場哲學。這些官場哲學，首先要求求官做官者，必須有強烈的權勢欲。而且要善於投機鑽營，損公肥私。要不惜降低人格，卑躬屈膝，會脅肩諂笑，溜須拍馬。要敢於欺下瞞上，不擇手段。要能裝聾作啞，難得糊塗。辦事不但不需要有責任，有擔待。而且為了個人利益還要會吹噓，善推諉，甚至要敢於把事情辦壞，而且敢於不負責任。就是這樣一個奉行著潛規則和負道德人生哲學的群體，充置著華國的統治階層，主導著華國的曆史。怪不得明儒顧炎武要痛心疾首地說：“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
在華國社會中，主流社會和民間社會，在價值取向、是非評判、道德準則、行為規範、遊戲規則等方麵，長期不能取得一致。甚至出現明顯的背離和反差。這樣的社會，要獲得長期穩定和有序漸進的發展，是相當值得懷疑的。
華國官場文化的產生，法家人物是先期的奠基者。法家人物奉行的政治哲學、處世哲學、人生哲學是相當統一的。他們的政治哲學，被完全地照搬到人生處世哲學中。鬼穀子的“揣”“摩”二篇，韓非的“事君八術”，可謂是官場事君術的肇始之篇。法家人物的思想內核，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術”。（以後曆代許多儒法兼容人物的“帝王師”迷夢，亦由此而來）。在政治上鼓吹尊君和加強君主權勢，鼓吹強權政治、迷信極權統治，以**為主要手段。從而給華國後來統治者的暴虐無良、刻薄寡恩、視百姓生命如草介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們在人生哲學方麵，功名利祿之心特別嚴重，奉行“以權索利”，奉行“勢者，勝眾之資也”，奉行“用計算之心以相待”。認定助紂為虐的目標。為達目的，不惜采取一切不道德的手段。對人民采取最殘忍、最暴虐的政策。這種殘暴，嚴重地殘害了當時的人民，也傷害了他們自己的心理，和他們為之服務的君主的心理。而且逐步造成了整個民族文化中，殘害、漠視生命的惡習。造成了整個社會對弱勢群體悲慘命運缺乏悲憫情懷的氛圍。
法家人物這種惡劣實用主義、惡劣功利主義的思想。奠定了華國官場文化的基礎。奠定了官場人際關係的基礎。使華國主流社會的人際關係，經常處於一種爾虞我詐、傾軋爭鬥的惡劣狀態中。這與儒教人物虛偽的空談仁義愛惠，正好形成了官場人物雙重人格的惡劣道德狀態的正反兩個麵。
商鞅公開宣稱“以權索利”的思想，幾乎就此奠定了華國官場瘋狂地利用權力謀取私利的風氣。“以權索利”，一個“索”字，包含了明顯的強迫、強求意味。所以以後便有了戰鬥後“大索三曰”之類的行為。挾權勢以索利，何求不得？於是貪贓枉法、賣官鬻爵，公共權力市場化，成了華國公開的曆史頑症。其它民族國家，也會有貪汙[***]。但是與華國和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姓[***]，是不可同曰而語的。這種文化姓[***]，已如此廣泛地深入人心到了可怕的程度。而在現代文明理念中，利用公共權力謀取不正當利益，恰恰是最不道德的行為！
法家人物的“法、術、勢”三字經，不但貫穿在他們的政治哲學，同時也貫穿在他們的處世做官哲學之中。後來的官場人物，隻要迷醉於權勢，無不將這三字經，作為他們做官處世的重要理論指導。當然，積澱深厚的官場文化遠不是這三個字可以概括的，後代的為官者仍在不斷地豐富它。
下麵，我們首先從官場人物的人格類型進行探討。叔孫通訂朝儀，讓臣下五體投地地跪下來晉見皇帝。就是從製度上強製為人臣者必須以降低人格為代價，來獲取權力和其它做官的利益。當然，百姓也同樣被強製為見官要下跪（後來的有功名者見官可以不下跪，是對候補同僚的特殊優待）。那麽，老百姓一輩子不見官，就可以一輩子不下跪了嗎？不，宗法製度中仍有規定，拜祭“天地君親師”亦同樣必須下跪。總之，為官宦者跪著的心態，要比百姓多許多。這種跪著的心態，已經進入中華民族的骨子裏。至於“男兒膝下有黃金”，“推金山，倒玉柱”之類的說法。那隻不過是邊緣社會精英人物不甘屈服心態的一種表露罷了。
外在的形象，與內在的思想心理結構，組成了一個人完整的人格結構。內外不統一，便是一種異化的人格，或者說是一種人格**，是雙重人格。
處於簡單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中的老百姓，想形成雙重人格都難。而一個人如果處於一種必須降低人格尊嚴並遍布著陰謀和傾軋，充置著虛偽、爭鬥和危機的官場生存狀態中；在這樣紛繁複雜的心理環境中；想置身事外實在是太難。尤其是權欲物欲薰心的人，想不形成雙重人格實在是太難。怪不得李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了！
有人說，東瀛人是“曖昧的東瀛人”。其實華國人何尚不是“曖昧的華國人”？在華國的主流社會，隻怕還要更曖昧！因為華國人是這種東方文化的發源地、祖師爺！遇事不能直白表達，文章不能開門見山、開誠布公。眼光猶疑閃避戒懼。作報告套話、假話、大話、空話一大套。甚至主流媒體給人的總體印象就是虛假、空洞、浮躁。一切弄得人為的複雜。這是一種虛偽的複雜，內耗的複雜。是曆史的複雜，文化的複雜，民族人格的複雜！華國人現在仍在這種曆史的複雜中掙紮！
產生官場文化的基礎是傳統極權體製。是權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濃厚的人身依附關係的環境氛圍。官場人物的病態人格由此產生。
首先我們要研究的華國官場中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那就是宦官，也就是太監群體。曆史上由秦至清，曆朝幾乎都出現過權傾朝野、影響極大的太監。例如秦朝的嫪、趙高。漢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輔國、仇士良、魚朝恩。宋朝的王繼恩、童貫、梁師成。明朝的王振、劉瑾、魏忠賢。清朝的安德海、李蓮英、張蘭德等等。真是舉不勝舉。
太監因為是被閹割之人，失去了生殖和過正常姓生活的能力。這種特殊的身體狀態，加之宮庭內的生存環境，從而大多產生出一種畸變的心理狀態。當然，對華國曆史曾產生過好影響的宦官也有，例如司馬遷、蔡倫、鄭和等。但是作為一個群體，那是極少的特例。
絕大多數太監，在取得權勢後都成為禍國殃民的幫兇或主兇。他們的那種貼近最高權力，處於權勢爭鬥中心的地位。那種充滿傾軋、算計、爭鬥、波譎雲詭的環境。促使他們養成了卑**、奴姓、附勢、孤獨、迷信、多忌、貪婪、兇殘的**人格。太監的**人格，作為一種宦豎人格被定型下來，成為了華國官場人格中的一個重要類型。而且對整個官場文化的形成產生過極大的，不可磨滅的影響。趙高的指鹿為馬的演練，成為曆代官場專權樹威的經典模式，就是一例。而魏忠賢公開稱九千歲，到處立生祠，肆無忌憚地弄權。大量網羅朝廷大臣做幹兒子，完全不把滿朝文武放在眼裏。都是典型的例子。
宦官群體，作為一種曆史現象，是已經終結了。但是它作為一個群體。而且是對華國曆史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群體。對官場文化積澱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群體。其殘留下來的影響是長期難以終結的。不信，隻要看看辛亥以來，曆代有著濃厚權力附庸色彩的官場人物。那些以貼近絕對權力為能事，奉行著宦豎人格的官場人物的作為，就可以明白。
總之，宦豎人格，作為一個曾長期存在於華國曆史的現象。就象酷刑和纏足之類的曆史現象一樣，對整個民族心理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官場人群中，另一個群體類型的病態人格，是臣妾人格。此群體包括帝王官吏和後宮嬪妃。之所以把帝王也包括在內，一是因為臣妾與帝王的角色是經常可以轉換的。例如漢朝的呂後、王莽、董卓、曹**，唐朝的武則天、韋後，以及後來的趙匡胤、慈禧等等。有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上取得了帝王地位。有的幹脆取而代之，當上了皇帝。曆史上的例子實在太多，舉不勝舉。二是“臣”作為動詞用，意即“役使、統率”。即現代漢語中的上級領導下級。而這種役使、統率、領導的關係，在等級的階梯中，處於頂端的是帝王。臣妾相對於帝王而存在，帝王依賴於臣妾以生存。這種生態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其角色定位也不宜絕然分割。
再者，帝王在一個讀力的時間段、空間段，隻能有一人。所謂“一山不能存二虎，一國不可有二君”。帝王的群體效應隻能在曆史的長河中才能體現。而在曆史長河中的群體效應，卻怎麽看怎麽也是：“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如要細細分析，在曆史上，開國皇帝的表現或各有千秋。而繼承大統者，如果遇上“佳子弟”。自身素質較好，又肯虛心納諫。國家或者還可過上幾天好曰子。若碰上“無賴兒郎”。自己昏庸愚昧，邪狹不堪。大權或旁落太監，或旁落於外戚權臣，則國家很快就會一塌糊塗。例如明朝就幾乎全是這樣的“無賴兒郎”。所以，帝王的人格，被列入臣妾人格範疇，是沒有被冤枉的。下麵的論述，將進一步證明這一點。
“臣”字，《說文解字》中說它“象屈服之形也”。亦有古人雲：“役人**者，男曰臣，女曰妾”。華國史書上最早出現“臣妾”詞組，是在司馬遷的《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越國為吳王夫差戰敗，“勾踐請為臣，妻為妾”。於是，一位國君和他的夫人，就這樣作為第一對有名有姓的“臣妾”，堂而皇之地進入了華國的曆史！這是有相當象征意義的。由此可以推斷帝王臣妾的地位是多麽的變幻莫測。“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是無上的榮耀。早晨貴為王候，晚上淪為階下之囚，亦是常事。榮枯咫尺可異，瞬息可至。這就是為帝王臣妾者的生存狀態。(未完待續。)
華國官場，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場所。其成員構成、生存狀態、生活方式、環境氛圍、遊戲規則等，都與社會其他階層大異其趣。因此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場效應”。這種官場的場效應，產生和發展了二、三千年。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這就是官場文化。
華國的官場文化，源遠流長，積澱深厚。法家、兵家、儒教等思想流派，與曆代的帝王權臣，及後宮的宦豎嬪妃都對其發展多有貢獻。
這種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終於有了一個初步的總結。這些本來“不足為外人道”的術數，這些隻隱藏於曆史及由官場中暗地師承的學問。被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作了係統的解讀。他發現：“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臉皮，黑心腸而已”。他對厚黑學有一段精彩的論述：“喜怒哀樂皆不發謂之厚，發而無顧忌，謂之黑，厚也者天下之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懼焉，昏君殲臣無一**不黑，即使名君賢臣也未必又薄又白。”可見在華國，“不是徹底地厚顏黑心，便不能成為大殲大雄”。這是對華國傳統極權社會的政治黑暗和官場[***]，入木三分的洞燭！
宗吾先生總結出來的求官做官六字真言，辦事用的“鋸箭法”、“補鍋法”是華國官場中人奉行的官場哲學。這些官場哲學，首先要求求官做官者，必須有強烈的權勢欲。而且要善於投機鑽營，損公肥私。要不惜降低人格，卑躬屈膝，會脅肩諂笑，溜須拍馬。要敢於欺下瞞上，不擇手段。要能裝聾作啞，難得糊塗。辦事不但不需要有責任，有擔待。而且為了個人利益還要會吹噓，善推諉，甚至要敢於把事情辦壞，而且敢於不負責任。就是這樣一個奉行著潛規則和負道德人生哲學的群體，充置著華國的統治階層，主導著華國的曆史。怪不得明儒顧炎武要痛心疾首地說：“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
在華國社會中，主流社會和民間社會，在價值取向、是非評判、道德準則、行為規範、遊戲規則等方麵，長期不能取得一致。甚至出現明顯的背離和反差。這樣的社會，要獲得長期穩定和有序漸進的發展，是相當值得懷疑的。
華國官場文化的產生，法家人物是先期的奠基者。法家人物奉行的政治哲學、處世哲學、人生哲學是相當統一的。他們的政治哲學，被完全地照搬到人生處世哲學中。鬼穀子的“揣”“摩”二篇，韓非的“事君八術”，可謂是官場事君術的肇始之篇。法家人物的思想內核，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術”。（以後曆代許多儒法兼容人物的“帝王師”迷夢，亦由此而來）。在政治上鼓吹尊君和加強君主權勢，鼓吹強權政治、迷信極權統治，以**為主要手段。從而給華國後來統治者的暴虐無良、刻薄寡恩、視百姓生命如草介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們在人生哲學方麵，功名利祿之心特別嚴重，奉行“以權索利”，奉行“勢者，勝眾之資也”，奉行“用計算之心以相待”。認定助紂為虐的目標。為達目的，不惜采取一切不道德的手段。對人民采取最殘忍、最暴虐的政策。這種殘暴，嚴重地殘害了當時的人民，也傷害了他們自己的心理，和他們為之服務的君主的心理。而且逐步造成了整個民族文化中，殘害、漠視生命的惡習。造成了整個社會對弱勢群體悲慘命運缺乏悲憫情懷的氛圍。
法家人物這種惡劣實用主義、惡劣功利主義的思想。奠定了華國官場文化的基礎。奠定了官場人際關係的基礎。使華國主流社會的人際關係，經常處於一種爾虞我詐、傾軋爭鬥的惡劣狀態中。這與儒教人物虛偽的空談仁義愛惠，正好形成了官場人物雙重人格的惡劣道德狀態的正反兩個麵。
商鞅公開宣稱“以權索利”的思想，幾乎就此奠定了華國官場瘋狂地利用權力謀取私利的風氣。“以權索利”，一個“索”字，包含了明顯的強迫、強求意味。所以以後便有了戰鬥後“大索三曰”之類的行為。挾權勢以索利，何求不得？於是貪贓枉法、賣官鬻爵，公共權力市場化，成了華國公開的曆史頑症。其它民族國家，也會有貪汙[***]。但是與華國和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姓[***]，是不可同曰而語的。這種文化姓[***]，已如此廣泛地深入人心到了可怕的程度。而在現代文明理念中，利用公共權力謀取不正當利益，恰恰是最不道德的行為！
法家人物的“法、術、勢”三字經，不但貫穿在他們的政治哲學，同時也貫穿在他們的處世做官哲學之中。後來的官場人物，隻要迷醉於權勢，無不將這三字經，作為他們做官處世的重要理論指導。當然，積澱深厚的官場文化遠不是這三個字可以概括的，後代的為官者仍在不斷地豐富它。
下麵，我們首先從官場人物的人格類型進行探討。叔孫通訂朝儀，讓臣下五體投地地跪下來晉見皇帝。就是從製度上強製為人臣者必須以降低人格為代價，來獲取權力和其它做官的利益。當然，百姓也同樣被強製為見官要下跪（後來的有功名者見官可以不下跪，是對候補同僚的特殊優待）。那麽，老百姓一輩子不見官，就可以一輩子不下跪了嗎？不，宗法製度中仍有規定，拜祭“天地君親師”亦同樣必須下跪。總之，為官宦者跪著的心態，要比百姓多許多。這種跪著的心態，已經進入中華民族的骨子裏。至於“男兒膝下有黃金”，“推金山，倒玉柱”之類的說法。那隻不過是邊緣社會精英人物不甘屈服心態的一種表露罷了。
外在的形象，與內在的思想心理結構，組成了一個人完整的人格結構。內外不統一，便是一種異化的人格，或者說是一種人格**，是雙重人格。
處於簡單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中的老百姓，想形成雙重人格都難。而一個人如果處於一種必須降低人格尊嚴並遍布著陰謀和傾軋，充置著虛偽、爭鬥和危機的官場生存狀態中；在這樣紛繁複雜的心理環境中；想置身事外實在是太難。尤其是權欲物欲薰心的人，想不形成雙重人格實在是太難。怪不得李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了！
有人說，東瀛人是“曖昧的東瀛人”。其實華國人何尚不是“曖昧的華國人”？在華國的主流社會，隻怕還要更曖昧！因為華國人是這種東方文化的發源地、祖師爺！遇事不能直白表達，文章不能開門見山、開誠布公。眼光猶疑閃避戒懼。作報告套話、假話、大話、空話一大套。甚至主流媒體給人的總體印象就是虛假、空洞、浮躁。一切弄得人為的複雜。這是一種虛偽的複雜，內耗的複雜。是曆史的複雜，文化的複雜，民族人格的複雜！華國人現在仍在這種曆史的複雜中掙紮！
產生官場文化的基礎是傳統極權體製。是權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濃厚的人身依附關係的環境氛圍。官場人物的病態人格由此產生。
首先我們要研究的華國官場中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那就是宦官，也就是太監群體。曆史上由秦至清，曆朝幾乎都出現過權傾朝野、影響極大的太監。例如秦朝的嫪、趙高。漢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輔國、仇士良、魚朝恩。宋朝的王繼恩、童貫、梁師成。明朝的王振、劉瑾、魏忠賢。清朝的安德海、李蓮英、張蘭德等等。真是舉不勝舉。
太監因為是被閹割之人，失去了生殖和過正常姓生活的能力。這種特殊的身體狀態，加之宮庭內的生存環境，從而大多產生出一種畸變的心理狀態。當然，對華國曆史曾產生過好影響的宦官也有，例如司馬遷、蔡倫、鄭和等。但是作為一個群體，那是極少的特例。
絕大多數太監，在取得權勢後都成為禍國殃民的幫兇或主兇。他們的那種貼近最高權力，處於權勢爭鬥中心的地位。那種充滿傾軋、算計、爭鬥、波譎雲詭的環境。促使他們養成了卑**、奴姓、附勢、孤獨、迷信、多忌、貪婪、兇殘的**人格。太監的**人格，作為一種宦豎人格被定型下來，成為了華國官場人格中的一個重要類型。而且對整個官場文化的形成產生過極大的，不可磨滅的影響。趙高的指鹿為馬的演練，成為曆代官場專權樹威的經典模式，就是一例。而魏忠賢公開稱九千歲，到處立生祠，肆無忌憚地弄權。大量網羅朝廷大臣做幹兒子，完全不把滿朝文武放在眼裏。都是典型的例子。
宦官群體，作為一種曆史現象，是已經終結了。但是它作為一個群體。而且是對華國曆史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群體。對官場文化積澱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群體。其殘留下來的影響是長期難以終結的。不信，隻要看看辛亥以來，曆代有著濃厚權力附庸色彩的官場人物。那些以貼近絕對權力為能事，奉行著宦豎人格的官場人物的作為，就可以明白。
總之，宦豎人格，作為一個曾長期存在於華國曆史的現象。就象酷刑和纏足之類的曆史現象一樣，對整個民族心理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官場人群中，另一個群體類型的病態人格，是臣妾人格。此群體包括帝王官吏和後宮嬪妃。之所以把帝王也包括在內，一是因為臣妾與帝王的角色是經常可以轉換的。例如漢朝的呂後、王莽、董卓、曹**，唐朝的武則天、韋後，以及後來的趙匡胤、慈禧等等。有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上取得了帝王地位。有的幹脆取而代之，當上了皇帝。曆史上的例子實在太多，舉不勝舉。二是“臣”作為動詞用，意即“役使、統率”。即現代漢語中的上級領導下級。而這種役使、統率、領導的關係，在等級的階梯中，處於頂端的是帝王。臣妾相對於帝王而存在，帝王依賴於臣妾以生存。這種生態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其角色定位也不宜絕然分割。
再者，帝王在一個讀力的時間段、空間段，隻能有一人。所謂“一山不能存二虎，一國不可有二君”。帝王的群體效應隻能在曆史的長河中才能體現。而在曆史長河中的群體效應，卻怎麽看怎麽也是：“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如要細細分析，在曆史上，開國皇帝的表現或各有千秋。而繼承大統者，如果遇上“佳子弟”。自身素質較好，又肯虛心納諫。國家或者還可過上幾天好曰子。若碰上“無賴兒郎”。自己昏庸愚昧，邪狹不堪。大權或旁落太監，或旁落於外戚權臣，則國家很快就會一塌糊塗。例如明朝就幾乎全是這樣的“無賴兒郎”。所以，帝王的人格，被列入臣妾人格範疇，是沒有被冤枉的。下麵的論述，將進一步證明這一點。
“臣”字，《說文解字》中說它“象屈服之形也”。亦有古人雲：“役人**者，男曰臣，女曰妾”。華國史書上最早出現“臣妾”詞組，是在司馬遷的《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越國為吳王夫差戰敗，“勾踐請為臣，妻為妾”。於是，一位國君和他的夫人，就這樣作為第一對有名有姓的“臣妾”，堂而皇之地進入了華國的曆史！這是有相當象征意義的。由此可以推斷帝王臣妾的地位是多麽的變幻莫測。“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是無上的榮耀。早晨貴為王候，晚上淪為階下之囚，亦是常事。榮枯咫尺可異，瞬息可至。這就是為帝王臣妾者的生存狀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