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古代的“錢”長什麽樣子
錢，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很多人為其奮鬥終身。古人也是如此，司馬遷就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至理名言。古代的錢是什麽樣的呢？
人類最早沒有貨幣，都是以物換物。交換的過程中，有些物品受大家普遍歡迎，而且價值比較好估計，就慢慢演化成了早期的貨幣。人類文明最早的貨幣多是貝殼。因為貝殼可以做裝飾品，受到大家普遍歡迎。貝殼小巧堅硬，便於攜帶和保存，也適合做貨幣。另外，對於地處內陸的早期中國文明來說，貝殼不易獲得，具有稀有性，不易貶值。漢字裏跟錢有關係的字大多是“貝字邊”，原因就在於早期貨幣為貝殼。
後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貝殼慢慢失去了貨幣的功能，人們開始鑄造金屬貨幣。春秋戰國時期，金屬貨幣種類龐雜，一國一個樣，有刀幣、布幣、鬼臉錢等等。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將貨幣的形製統一為圓形方孔錢。圓形方孔錢的形製從秦朝用到了民國初年，以至於古人親切地將錢代稱為“孔方兄”。
從秦朝到清末，中國主要有三種貨幣形態——銅錢、紙幣、銀子。
古代銅錢的形製是圓形方孔，但不同朝代的銅錢名稱卻不同。秦朝叫半兩錢，漢代叫五銖錢。五銖錢從漢武帝用到唐高祖時期，共鑄造了700多年，是中國曆史上曆史最久的貨幣。唐高祖開始，改鑄“開元通寶”。開元通寶背麵有一個指甲印大小的月牙紋，關於此月牙紋的來曆，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最傳奇的說法是：後宮一位嬪妃拿開元通寶蠟樣觀看，不小心在上麵留下了指甲痕，工匠們也不敢擅自去除印痕，所以鑄出來的開元通寶上都有月牙紋。貨幣史家彭信威則認為：開元通寶上的月牙紋可能是受了波斯等國錢幣上星月紋的影響。唐朝的確是一個受胡人文化影響較大的朝代。從開元通寶開始，後世銅錢都稱作“某某通寶”或“某某元寶”，沿襲了1300多年。
曆史上最後一種帝製時代的銅錢是袁世凱稱帝時北洋造幣廠鑄造的“洪憲通寶”。民國時，福建還發行過一種“福建通寶”，為了有別於帝製時代的銅錢，福建通寶采用圓形圓孔形製。古代銅礦開采能力不如今天，而市場對銅錢的需求量又很大，經常出現銅不夠用的情況，這就導致了“銅荒”和“錢荒”。“錢荒”嚴重的時候，政府就會不得不鑄造鐵錢來補充。鐵錢是中國貨幣史的奇葩，斷斷續續存在了五六百年的時間，尤其在宋朝曾大量出現。
古代也有紙幣，例如宋朝時的交子、元明兩朝時的寶鈔等。但是紙幣在古代沒有相應的發行儲備金，缺乏信用擔保，所以用不了多久就形同廢紙。清朝政府吸取了元明兩朝的教訓，對紙幣發行非常謹慎，在前期基本沒發行紙幣；後期，由於圍剿太平軍和自然災害導致的財政窘迫，無奈在鹹豐年間發行過“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兩種紙幣。但它們也沒逃離迅速貶值的命運，不到十年就停用了。
在宋朝之前，銀子基本不在市麵上使用。宋朝用銀子也少，銀子成為市麵普遍流通貨幣得是明朝之後的事了。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明朝之前我國白銀的開采量十分有限，想用白銀也沒有那麽多。明朝時，新航路開通，美洲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使白銀有條件成為主要流通貨幣。學者估算，明末100年間，海外流入的白銀約有14000噸，是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其次，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貨幣用於支付，而白銀的購買力遠高於銅錢，更適合做大宗交易。最後，國家政策的導向發生了改變。明初時也曾禁用白銀而用紙幣，但是紙幣貶值太快，國家不得不解除白銀禁令。張居正主政時實行“一條鞭法”，更是鼓勵用白銀支付。上述原因導致白銀從明朝開始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並形成了“白銀為主，銅錢為輔”的貨幣體係，延續至晚清。明清兩朝，是中國貨幣史上的“白銀時代”。
黃金在古代一般不作為流通貨幣，隻作為儲藏和支付的貨幣使用。貴族經常用黃金支付，比如皇家賞賜或進貢。使用黃金最土豪的時代當屬西漢，史書中關於西漢大手筆用金的記載數不勝數。比如漢武帝一次性就賞給衛青20萬斤，合今天大約50噸。而西漢以後，就不見那麽多的黃金賞賜了。這是為何呢？一種說法是漢朝的黃金大部分隨著皇帝和貴族陪葬埋在地下了。還有種說法是漢朝賞賜的“金”並不都是黃金，有一大部分是銅。
到了近代，我國流行四種硬通貨。除了黃金和白銀（銀元）外，還加入了美元和鴉片。這四樣硬通貨的顏色不同，也被稱為“黃白綠黑”四大硬通貨，成為最後的四種“錢”。
50 古代一兩銀子值多少錢
影視劇裏經常有古人花銀子的場景，那麽一兩銀子值今天多少錢呢？我們來具體算算。
古代的度量衡與今天不一樣，明清時的一兩大約合37克。今天純銀的價格每克約3.5元，僅從銀子價格考慮，一兩銀子大約值今天的130元。然而，這種單純用銀價來衡量的方式是不能反映古代銀子的價值的。白銀的開采難度古今差距很大，市場投放量和稀有程度也不一樣。我們應該衡量的是古代銀子在當時作為貨幣的購買力，而不是單純的白銀價格。衡量購買力，可以找一些古今都有的商品作為衡量中介。
先看看宋朝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宋朝市場上流通的主要是銅錢，一貫銅錢等於一兩銀子。一枚銅錢為一文，一千文為一貫。因為古人用繩子貫穿一千枚銅錢的中孔後拴在一起，所以叫一貫錢。因此古人用成語“腰纏萬貫”形容富有。然而宋朝的一貫錢經常“缺斤短兩”，因為一千文太多了，使用時很少有人當麵清點。這就使貪婪者有空子可鑽，事先偷偷在一貫錢裏拿出來一些，以少充多。後來，大家為了避免吃虧，也都跟著這麽幹。時間長了，就慢慢形成了定製，一貫隻剩下七八百文，這就是宋朝的“省陌製”。省陌製的問題學界也在爭論，沒有定論，咱們姑且還是按照一貫一千文來計算。
宋仁宗時期，米價是六七百文一石。今天我們吃的普通散裝大米，超市的價格是三四塊錢一斤。宋代的一石約合今天的118.4市斤，一石米在今天值450元左右。也就是說，宋朝的“六七百文”相當於今天的“450元”，算下來一文錢差不多是0.7元，一兩銀子差不多合700元。
我們再找幾個衡量中介來檢驗一下。《東京夢華錄》是一部記錄北宋都城東京汴梁社會生活的文獻，書裏說東京汴梁的夜市賣一種叫“炒肺”的小吃，一份不過二十文。這個炒肺，應該類似於今天的羊雜湯或鹵煮之類的小吃。今天北京街頭大排檔的這種小吃價格，應該在15元左右。算下來，一兩銀子合750元左右。這個結果，跟剛才用米價衡量的結果差不多。
宋朝筆記小說《青瑣高議》記載：慶曆年間，“都下（都城）馬吉以殺雞為業，每殺一雞，得傭錢十文，日有數百錢”。由此可知當時市場上殺一隻雞需要十文錢，今天市場上幫人殺雞大約是8元錢，這樣算下來一兩銀子合今天800元。
綜合以上的計算，宋朝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合今天的七八百元。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明朝一兩銀子的購買力。明朝萬曆年間，米價維持在半兩銀子一石。明朝一石等於十鬥，考古工作者曾測量出明朝成化年間的銅鬥容量為9635毫升，1000毫升米的重量為1.5市斤左右，算下來一石米約為145斤。今天145斤大米500多元，可知明朝一兩銀子買兩石米，相當於今天的1000元多一點。
成書於明朝中後期的小說《金瓶梅》記載，西門慶聘請溫秀才做秘書，每月工資是三兩銀子。如果按照前麵說的“一兩銀子合今天1000元略多”來計算，三兩銀子就是3000多元錢。秀才在古代的考取難度，類似今天的大學畢業生。西門慶所生活的地方是個縣城，今天在縣城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月薪也就是三四千元。可見，這個計算結果比較靠譜。
最後我們算算清朝時銀子的購買力。清朝乾隆年間，湖廣、江西地區一石米的價格在一兩半與二兩銀子之間。清朝的一石和明朝大致相當，大約合今天145斤。按照今天的米價作為衡量中介計算，清朝的一兩銀子大約合今天350元。
曆史學者戴逸在《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中指出：乾隆時期的中等農戶，年收入約三十二兩銀子。我們再來看看今天一戶農民家庭的年均收入有多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432元。如果按照一家兩個大人計算，2017年一戶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在27000元左右。如果清朝的三十二兩銀子與今天的27000元相當，那清朝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大約合今天的850元。
這兩種計算方法所得出的結果出現了一個較大的差距：用米價衡量，清朝一兩銀子合今天350元，用農民平均家庭收入來衡量則是850元。為何會有這麽大的差距？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清朝中期人口爆炸，農村人口劇增，而生產力水平又沒有質的飛越，人多地少導致米價上漲，農民生活處於貧困狀態。所以，乾隆時期農民的財富遠不如今天，不能將二者簡單等同計算。曆史學者張宏傑認為：清朝的乾隆盛世，是一個民眾“饑餓的盛世”，人均糧食占有量是秦始皇以來的曆代最低水平。康熙年間，米價才0.7兩一石，到乾隆年間至少漲了一倍，相當於民眾的財富縮水了一半，銀子購買力就下降了一半。顯然，上麵兩種計算方式，以米價計算出的“一兩銀子合今天350元”比較貼近乾隆朝的真實情況。也就是說，清朝一兩銀子的購買力，隨著時代的不同變化較大，在康熙時值700元，到乾隆時就僅值350元了。
以上就是通過購買力換算古代一兩銀子相當於今天多少錢，宋朝一兩銀子合700～800元，明朝一兩銀子合1000元，清朝一兩銀子合350～700元。
最後咱們得說明一下，用商品作為衡量中介來換算古代銀子購買力，並不是十分科學嚴謹的做法。因為古代的生產力水平和今天差距很大，古今的恩格爾係數（食品支出總額占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也大不相同，收入水平和貧富差距狀況更不可同日而語。另外，以米價作為中介，隻能衡量一個相對固定的時間段內的購買力，因為古代的米價波動很大，可能會受糧食豐收或歉收的影響，還可能受自然災害和戰亂等影響。所以，我們的計算隻能作為一個參照，管窺古代的物價水平，更多則是滿足一下我們的好奇心罷了。
51 古人花銀子如何找零
武俠小說裏，有很多關於在飯館吃飯的場景描寫。江湖俠客走江湖，吃完飯後經常甩下一錠銀子後瀟灑而去，找錢都不用！古人真的都這麽闊綽嗎？
前麵講過，銀子在宋朝才開始在市麵使用，明清時期才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也就是說，宋朝之前到飯館吃飯，你付銀錠都沒人敢收，這就跟今天在飯館付賬用支票的感覺一樣。即使到了宋朝，飯館使用銀錠的概率也極低，因為銀錠的“麵值”太大了。
銀錠俗稱元寶，一般有十兩和五十兩兩種鑄造規格。宋代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合今天人民幣七八百元，十兩的銀錠就是今天七八千元錢，五十兩的銀錠就接近四萬元了！所以銀錠主要用於儲藏財富和大宗商品付款，很少在市麵流通。就像今人在飯館吃一頓飯很難消費到七八千元，更不會不找零，除非花的不是自己的錢。
古人在市麵上最常用的是碎銀子，麵值要比銀錠小許多。碎銀子的重量不是標準化的，有大有小，比較隨機。所以古人使用的時候會隨身帶兩樣東西：一是剪子，二是戥（děng）子。使用時，用剪子剪下適量的碎銀子，用戥子稱。這種剪子和一般的剪子不太一樣，剪刀口很短，剪柄卻很長很粗，這樣利用杠杆原理可以更省力。戥子則是一種精確度極高的小秤，據說是宋代時出現的。戥子可以精確到厘，一厘大約是31.25毫克。不僅可以用來稱銀子，還可以用來稱金子或中藥等貴重物品。古人交易的時候，需要用多少銀子，就用戥子稱多少付款。戥子是中國古代花銀子時必用的計量工具。法國著名史學家布羅代爾在《15—18世紀物質文明經濟資本主義》一書裏曾描述古時購物的人“隨身帶有鋼剪，根據所購貨物的價格把銀錠鉸成大小不等的碎塊。每個碎塊都需秤出重量：買賣雙方都使用戥子”。小說《紅樓夢》裏也有諸多用戥子的片段，比如第五十一迴寫道：“於是開了抽屜，才看見一個小簸籮內放著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把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戥子來問寶玉：‘哪是一兩的星兒？’”
古人在交易時用剪子剪銀子還有一個作用，就是驗證白銀的純度，例如剪開看看裏麵有沒有摻假，看斷層是否夾鉛等。另外，古代經常花錢的人還會在腰上係一個銅鈴形狀的東西，裏麵裝有蠟塊，用於收集鉸下來的銀屑。銀屑積到一定數量，熔化蠟塊就能迴收成銀子。古人在省錢方麵也是絞盡腦汁，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樣的大手筆。你在穿越前一定要學會熟練使用剪子，否則穿迴去不會花錢事小，如果剪掉手指那就賠大了。
52 古代下頓館子多少錢
上篇說古代下館子吃飯花不上一錠銀子，那吃一頓飯到底能花多少錢呢？接下來咱們就詳細算算。
下館子花多少錢，關鍵得看你下什麽樣的館子。宋代城市經濟發達，民眾富裕，下館子吃飯比較常見，這方麵留下的文獻記載也較為豐富。咱們先以宋代為例，看看古人下頓館子的花費。
最便宜的是路邊大排檔的小吃。《東京夢華錄》記載，都城東京汴梁（今開封）街頭小吃攤上的煎魚、鴨子、炒雞兔、粉羹之類的，每份不過十五文錢。咱們前麵算過，宋代一文錢合今天七八毛錢，十五文就是十二元錢。這個價位不算貴，今天在北京買份鹵煮也得二十多元錢。
陸遊的《劍南詩稿》裏記載“百文錢就能在農村點個菜喝個小酒”，這樣算下來，在宋朝的蒼蠅小館吃頓飯也就是七八十塊錢。
高檔一點的，蘇軾《東坡誌林》裏說“那時三兩個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個五百文錢”，算下來合今天四百塊錢左右。
大飯店就不同了，《都城紀勝》裏記載，在南宋都城臨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樓裏吃頓上檔次的飯，都要在五千文以上，合今天4000元。
在宋徽宗時期東京汴梁的酒樓，官場宴請一頓飯都要在萬文以上，合今天1萬元上下了！不過，還有比官場宴請更貴的，那就是富二代追女生。在金庸的《射雕英雄傳》裏，郭靖請黃蓉吃頓飯，花了大約十九兩銀子。南宋年間，一兩銀子能換兩千多文錢。十九兩銀子得折合今天三萬多元錢，確實是大手筆！看來，無論在哪個朝代，撩妹子都是個費錢的事。
我們再看看其他朝代富裕階層一頓飯得花多少錢。《紅樓夢》裏，劉姥姥去榮國府，在大觀園吃了一頓螃蟹宴。這頓飯花了二十兩銀子，令劉姥姥不禁感歎“夠我們莊戶人家一年的開銷了”。《紅樓夢》的時代背景應該是清朝康熙年間。前麵咱們算過，康熙時期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大約相當於今天700元。也就是說，榮國府一頓飯花了今天14000元左右。注意，這還是家宴，這個錢數就等於隻是食材的價格。看來榮國府確實很有錢！
榮國府吃飯已經夠貴了，但還有更貴的，那就是清朝官場上的公款宴請。道光年間，陝西糧道張集馨經常接待各地官員，每次公款宴請的花費都在兩千兩銀子以上。並且他還留下了詳細的公款吃喝記載：“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須有燕窩燒烤，中席必須有魚翅海參。每席還要有活魚、白鱔、鹿尾。張道台的職位拿到今天來算，比市長大，比省長小，差不多相當於今天的副省級官員。這家夥一次公款吃喝就花掉兩千兩銀子，以乾隆年間一兩銀子合今天350元計算，張道台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幣70萬。70萬元吃了19桌飯，算下來一桌要三萬多元。嗯，可能是酒比較貴，一桌五瓶茅台，一萬塊沒了！
53 古人如何“存”錢
古人講究“財不外露”，可那時候又沒有銀行能存錢，古人都把錢藏在哪裏呢？
普通人家沒有多少錢，就把少量的銅錢穿成串掛在房梁上，隨用隨取。古代小偷也被稱為梁上君子，為啥小偷愛上房梁呢？因為房梁上有錢！
古代還有類似存錢罐的小型儲錢物件，叫作“撲滿”。撲滿一般為陶製或瓷製，形狀像一把沒有嘴兒和把手的茶壺，也有動物造型的，跟今天的儲錢罐很像。撲滿上方有一條短而窄的小孔，用於投幣。有的撲滿腹部還有一個凸起的環，用於拴繩子以便懸掛在房梁上。之所以叫撲滿，意為“滿則撲之”，即“裝滿了就敲碎取用”。撲滿在秦朝就已出現，在漢唐時流行。今天的中國台灣地區依然將儲錢罐稱為撲滿，歌曲《孤獨北半球》裏就唱道：“記得把想念存進撲滿。”
對於富裕家庭，家財萬貫，撲滿顯然是裝不下的。於是，古人就發明了撲滿的plus版——儲錢壇子。把錢財裝進壇子，封好口，埋在自家院子或附近的隱秘處，等今後需要用大數目錢財時，再挖出壇子支取錢財。撲滿相當於“零存整取”，儲錢壇子則相當於“定期存款”。
古人埋壇子的時候還會在上麵做一番偽裝，最搞笑的方法就是在上麵立塊牌子，寫上“此地無銀三百兩”。還有一種“多層掩埋法”——將裝有大量錢財的壇子深埋，再將裝有少量錢財的壇子埋在其上方淺層。這樣一來，盜賊即便挖掘，往往也隻能發現淺層的銀子。民國時期的上海名醫陳存仁家中分家析產，通過記載得知家裏藏了20壇銀子，但最初隻挖出了8壇。剩下的12壇哪兒去了？家人又擴大挖掘麵積，將房前屋後挖了個底朝天，也沒能挖到。後來有經驗的長輩提醒，在挖出8壇的地方繼續往下深挖，最後果真又挖出了埋在深層的12壇銀子。看來古人挖儲藏的銀子，真的要掘地三尺啊！
對於土豪家庭，壇子也會不夠用，所以又有了壇子的plus版——錢窖。他們選擇自家宅院裏最安全的地方挖錢窖，窖口狹小隱蔽，內部空間與地窖類似，可存放上噸的錢財。2010年在陝西華縣就發現了一個宋代遺留的錢窖，出土了數噸銅錢。錢窖裏的錢財怎麽還會被遺忘呢？其實曆史上這種事並不少見，多是因為政治動蕩或家族變故。例如有的大戶人家被抄家了，就掩埋了錢窖，想等他日再迴來取，但再也沒了機會。又比如戰亂突襲，舉家被迫搬遷，來不及帶走的錢財被遺落在錢窖裏。陝西發現的這個宋代錢窖，很有可能就是因為當年金軍南下，主人慌忙南逃，因而最終被曆史的滄桑唿嘯掩埋。
古時候也經常發生在老宅裏挖出前人儲藏錢財的事例，特別是在那些曆史悠久的古城。古代沒有“挖出文物上交國家”的規定，在自家宅院裏挖出來的財物都歸個人所有。宋代的洛陽就經常發生因為在宅院裏挖出前代遺留的財物而暴富的事，以至於當時洛陽人買房子還要額外交一筆“掘屋錢”，給賣房人作為可能挖出錢財的經濟補償。文獻記載：“地內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
除了深埋，古人還有許多奇葩的藏錢地方，比如說牆壁的夾層裏。《漢書》記載，秦朝焚書坑儒時，孔子的後裔將古籍藏到孔子故居牆壁夾層中才得以保存。後來有錢人就用這個辦法來藏錢，一直沿用到晚清民國時期。我還聽說過一種清朝時晉商的奇葩存錢方式，就是將銀子熔化後灌進地板，這樣肯定丟不了。
近年，經常有老屋拆遷牆壁發現錢財的新聞。2014年，廣東雷州一農村祖屋被台風吹倒，清理斷壁殘垣時在牆壁夾層裏意外發現了29枚清末明初時期的銀元，價值數百萬。2016年，山東一座老屋拆遷，牆壁夾層發現大量銅錢，價值高達千萬。如果你的家中有老宅祖屋，不妨拆開牆壁看看，沒準兒你就會一夜暴富！
54 古人一年要交多少稅
作為一國之國民，就要納稅，古今中外皆如此。那古人一年要交多少稅呢？我們將以漢朝為例來計算一下。（友情提示：這篇文章涉及許多基礎的數學四則運算，“數殘”的朋友請慎重決定是否閱讀。）
曆史教科書總說漢朝稅賦低，其實低的隻是田租一項。漢朝老百姓需要交的賦稅有很多種。第一部分是“田租”，屬於土地稅，你有多少田產，就要交多少稅。田租一般交東西，例如穀物和芻稿，芻稿就是草料。我們一般說的漢朝“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指的就是這部分的稅率。田租在全部賦稅中隻占小部分。第二部分是“賦”，賦屬於人頭稅，按你家的人口數量交。不同的人，交的標準不一樣。3～14歲的少年兒童，交口錢，每人每年交二十三錢。15歲就被看作成年人了，要交算賦，每人每年交“一算”，一算為一百二十錢。算賦要交到56歲。如果你家養奴婢了，每個奴婢每年交兩算，這筆錢是需要主人交的。養奴婢加倍交算賦的做法是為了抑製豪族大戶蓄養奴婢，使自由民減少從而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同時也是為了抑製家族豪強勢力。如果是商人家庭，也要加倍，每人每年交兩算。這是重農抑商的表現，怕大家都去經商影響農業生產。最悲慘的家庭是家裏有大齡剩女的，漢惠帝時規定：女子從15歲到30歲還不出嫁的，加倍征賦，最高可達五算。這麽做是為了鼓勵結婚，多生育人口。剩女到了30歲就不用加倍交算賦了，因為國家也明白：過了30歲還沒嫁出去的，這輩子可能都嫁不出去了！
第三部分是“更賦”，屬於代替自己服役的“免役稅”。那時的成年男子每年都要給國家服役。比如服“更卒”，就是一年給當地政府義務勞動一個月，挖個水渠，修個城牆。服“正卒”就比較坑了，要去首都給朝廷當兵。好在這種正卒一生隻服一次，一次一年。最坑的要屬服“戍卒”，每年都要去邊境戍邊三天。你家離邊境近還行，離得遠就慘了，戍邊三天，路上來迴都得走幾個月！所以漢朝政府就出了個法子：你不去戍邊也可以，但得交錢，國家花錢雇人替你幹，一年一次三百錢。
漢朝老百姓還要交“獻費”，獻費獻給誰呢？當然是皇帝！皇帝天天操勞國家社稷，時時惦記天下蒼生，“孝敬皇帝”難道不是應該的嗎？這就是皇權專製社會下的狗屁邏輯！漢朝的獻費是每人每年六十三錢。
除了以上按照田產和人口數交的稅外，還有以家庭為單位交的“戶賦”，以家庭為單位，每戶每年交二百錢。
另外，還有特殊商品消費稅。漢朝時實行鹽鐵官營政策，因此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鹽是國家專賣，價格很貴，買鹽就是變相向國家交稅。
一個五口之家生活在漢朝，假設家中有兩兒一女，一年交的賦稅加起來大約在兩千錢，另外還要上交糧食產量的7%。當然，這個交稅總額是在你家沒有剩女的前提下。如果你有一個成年還嫁不出去的女兒，交的稅更多！
那漢朝的一個家庭收入是多少呢？根據鳳凰山10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來看，一戶家庭最多能有50畝地，漢朝一畝地的糧食產量大約是兩石，所以一戶家庭一年大約有一百石的收入。這是比較富裕的家庭了，要知道，當時一個縣令的收入也就是一年四五百石。再按照糧價換算，收成比較好的年頭，一石糧食大約是五十錢。一百石就是五千錢，再交給國家兩千錢，稅收達到了40%左右。你可能覺得這個稅率太高了。但秦朝時征收的是“泰半之賦”，意思是稅收達到個人總收入的三分之二。與秦朝相比，漢朝的賦稅真的算得上“輕徭薄賦”了！
55 古代哪個行業最賺錢
俗話說“敲鑼賣糖，各幹一行”。古代也是行業眾多，唐朝時就有三十六行的說法，後又延伸出七十二行和三百六十行的說法。這些都隻是行業種類的約數，實際上遠不止這些。這麽多行業裏，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賺錢的呢？
很多人首先會想到清朝的廣州十三行。的確，清朝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隻授權廣州十三行做對外貿易，其經營的是壟斷性業務，所以利潤非常高。十三行的行商們，個個都富可敵國。總行商伍秉鑒，在道光十四年時的資產已達2600萬銀元，折合白銀2000萬兩左右。要知道，當時清朝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也就4000萬兩左右。《華爾街日報》對伍秉鑒的評價是“擁有世界上最大商業資產的天下第一大富翁”。可見，伍秉鑒就是那個時代的世界首富。
壟斷性的對外貿易隻存在於特殊時期，是特殊體製造就的產物，不具有普遍性。而在古代常見的行當裏，最賺錢的應是販鹽。
鹽是維持人生命的必需品。在沒有冰箱的古代，鹽可以醃製食物使其減緩腐敗變質。鹽在古代的戰略地位，類似於今天的石油。而且鹽不是每個地區都出產，因而具有稀缺性。可一旦發現某一地區產鹽，其開采成本又很低，所以，古代的產鹽地就像今天的中東產油國，閉著眼睛都賺錢。
但這麽賺錢的行業，古代政府是不會放過的。我國很早就對鹽實行官營了。春秋時，齊國之所以強大，很大程度是因為實行了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國家專營鹽業，“便魚鹽之利”。戰國時，秦國商鞅變法，也有相似的政策。漢朝初年，鹽業開放民營，很多販鹽的商人成為巨富豪強，富比王侯，讓中央政府極其擔憂。漢武帝時，常年對外戰爭，國家財政吃緊，又開始實行鹽業專賣，即“鹽鐵官營”政策，由官府直接組織食鹽生產、運輸和銷售，禁止民營。漢朝政府獲得巨大利潤，這才緩解了連年戰爭導致的財政危機，另外，也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地方豪強勢力。以後的曆代政府，都對鹽業嚴格管製。在很多朝代，販賣私鹽是和謀反一樣的重罪。但盡管如此，依然有許多亡命之徒冒著殺頭的風險販賣私鹽，因為利潤實在太高了。
私鹽的利潤率有多高？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北宋時，政府在陝西壟斷經營的青海鹽售價是每斤四十四文，而在青海產地的價格每斤僅為五文，開采成本則更低。一般情況下，售價是成本的20倍甚至更多。在今天，這個利潤率估計也隻有販毒能達到了。暴利之下，私鹽販子自古便富可敵國。甚至有些私鹽販子靠販賣私鹽起家，然後組建軍隊，起義造反。比如隋末的程咬金、唐末的黃巢、元末的張士誠，都是販鹽出身的農民起義領袖。
到了明清，政府對鹽業改為特許經營，給商人發放“鹽引”，類似今天的特許經營許可，憑鹽引可在鹽戶那裏合法收購食鹽，然後再轉運倒賣。食鹽低價買高價賣，日進鬥金不在話下。為了獲得鹽引，鹽商需要承擔官方分配的任務，比如向軍區運送軍糧。當然，鹽商也需要向主管鹽業的官員巨額行賄。清朝主管鹽業的官員是各地的“鹽道”，也是“最肥”的官職。
明清兩朝的鹽業，是官商勾結獲取暴利的典型行業。當時盛極一時的晉商和徽商，就是在鹽業特許經營製度下靠官商勾結而起家的。徽商販鹽產業的集中地是交通便利的揚州，揚州鹽商有著極高的智商和情商，能夠牢牢抓住統治者的心理，時刻想方設法討好權貴。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揚州鹽商都主動請纓負責接駕事宜，把乾隆伺候得非常舒服。乾隆在位時有個叫鮑誌道的鹽商，他在擔任淮鹽總商的二十年間，共向朝廷捐銀兩千餘萬兩、糧食十二萬餘擔，受到政府的多次嘉獎。伺候好了權貴，自然能獲得權力的庇護從而賺錢，揚州鹽商正因深諳此道才成為明清時期最富有的商人群體。
56 古人有夜生活嗎
古代中國是傳統的農耕型社會，大部分人遵循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時間。在先秦時就已經有的十二時辰計時法中，晚上9點開始的亥時又名“人定”，意思是人得定住了，該睡覺了。其實古人也不是天黑了就馬上睡覺，多少還是有點夜生活的。不同階層的人，夜生活的豐富程度也不盡相同。
對於廣大農村民眾而言，天黑後就大多都睡覺了。畢竟那個時代照明太貴了，無論是油燈還是蠟燭，都是普通民眾消費不起的，蠟燭得到明清時期才能進入平民階層。所謂的“挑燈夜讀”，那都是古代有錢人家的生活方式。小說《阿q正傳》裏，富裕的趙家人為了節省燈油，到了晚上也不經常點燈。
平民人家如果睡不著，最普遍的夜生活就是借著月光家人一起嘮嗑。內容比較正經的叫“講古”，長者們往往會給後生們講講曆史故事和禮儀規範，有時候還會講一些人生經驗。長者們談笑風生地講古，不光能打發時間，還有社會教化的作用。正所謂“老人不講古，後生會失譜”。內容不正經的嘮嗑就是講各種鄰裏八卦，故事笑話，或者一些葷段子，統稱為“講白話”。“講白話”的內容中，最受歡迎的是民間誌怪鬼故事，以及嘲笑諷刺“傻子”的笑話，獵奇與娛樂是古今人皆有的通性。嘮完嗑後大家就都上床了，如果還不睡覺，可以“為愛鼓掌”，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娛樂方式。
城裏麵稍微好一點，晚上還能聽一聽巡夜人員打梆子的聲音，提醒你注意防火防盜。唐朝之前，城裏人想晚上出去逛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時有嚴格的“夜禁製度”，晚上出去上街會挨揍的。唐朝法律就規定：諸犯夜者，笞二十。《三國誌》裏記載，曹操當年執法嚴格，靈帝寵愛的宦官蹇碩，其叔父晚上出來溜達，犯了夜禁，被曹操處死，從此都城就沒有再敢犯夜禁的了。此事足以看出古代的夜禁製度的嚴格。統治者之所以嚴格夜禁製度，是為了防止違法犯罪和民眾造反，根本上是為了維護君主專製體製。唐朝中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府控製的鬆弛，夜禁製度逐漸廢弛。根據學者考證，揚州城是第一個廢止了夜禁的城市。
到了宋朝，夜禁製度徹底取消，北宋都城開封徹底成為不夜城。每至傍晚，夜市開始，民眾可以到酒樓茶坊欣賞音樂舞蹈，有點類似今日的演藝類酒吧夜總會。《東京夢華錄》記載：“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伎女數百，聚於主廊槏麵上……”開封城裏，夜晚最繁華的要屬馬行街，燈火通明，人聲嘈雜，煙霧繚繞。蚊子最怕燈油，所以馬行街連蚊子都沒有。那裏娛樂場所眾多，除了曲藝之外，賣卦、喝故衣、探博、剃剪、紙畫、令曲、講史等各類娛樂遊戲應有盡有。宋朝夜市還有很多地攤大排檔，二十文便能買一份小吃，合今天十來元錢。這些夜市大排檔的營業時間很晚，有的營業到淩晨，等收攤的時候，早市營業者已經出攤了。古人這種幸福的夜生活隻在宋朝持續了三百年，元朝重新開始夜禁，明清循之，於是古人的夜生活又複歸沉寂。
盡管古代常有夜禁，但權貴階層在自家還是可以通宵娛樂的。他們晚上開夜趴，搞酒會，還有各種海天盛筵。曆史上最為著名的豪門夜趴，要屬南唐兵部尚書韓熙載的夜宴了，其場麵還被記錄到名畫《韓熙載夜宴圖》裏。韓熙載的夜趴裏，有琵琶獨奏，有六幺獨舞，有管樂合奏，場麵非常熱鬧。參加這場夜趴的，不光有官員權貴，還有新科狀元，甚至還有韓熙載的和尚朋友。古代的和尚也愛夜生活啊！其實無論生活在哪個時代，要想過得好，你都得有錢！
57 古人的假期有多少
古人大部分不上班，隻有政府官員等少數群體有假期，那他們的假期有多少天呢？
先秦時期的文獻有限，休假製度也無從考證了。但那個時代世卿世祿，官員都是世襲的，當官既是自己的工作，又是日常的生活，既然是給自己幹，放假與否也就無所謂了。
漢朝時，官員每工作五天放假一天，稱為“休沐”。沐，是指洗頭發，也就是說每五天放假一天讓你迴家洗頭發，順便探親。《史記》記載：“每五日洗沐歸謁親。”為何漢朝把洗頭發看得這麽重要呢？因為漢朝官員上班是“寄宿”製，平時的吃住都在官衙裏。官衙裏洗頭發不方便，而古人又都是長發，五天不洗就得出油，所以每五天給你放假一天，讓你迴家收拾幹淨了再迴來為皇帝服務。這樣做，也能提升政府的形象和權威。試想，如果老百姓看見的官員都是胡子拉碴，頭發打綹，像叫花子一般，誰還會聽你管？漢朝的休沐就如同今天的周末，中國是最早過周末的國家。
除了休沐假外，漢朝還有節日假。漢武帝時，中國人開始過春節，於是就有了春節假期。另外，冬至和夏至日也可以放假一天。這樣算下來，漢朝官員一年的假期總共有60天左右。西漢時，官員還可以花錢買假休。郎官隻要出錢給宮中添置財物，就可以出宮購物獲得休假。古代老百姓服勞役時可以花錢免役，郎官花錢買假也類似這個路數。
到了唐朝，官員已經不需要在官署寄宿了，下班後直接迴家，於是休沐假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不過考慮到官員為皇帝服務太辛苦，唐朝也給官員放假。由於公務繁忙，休假太多耽誤工作，所以把每五天休一天改成了每十天休一天，稱為“旬假”。那唐朝人的假期減少了嗎？並沒有，雖然例假少了，但節日假變多了。唐玄宗時，頒布了關於假期的紅頭文件《假寧令》，規定“元正（元旦）、冬至，各給假七日”。這樣，唐朝人比當代提前一千多年發明了“黃金周”。《唐六典》中對官員的節日假記載得非常詳細，除了兩個黃金周以外，寒食節連著清明節放假四天，中秋節、夏至、臘月各放假三天，像立春立冬等重要的季節節點各放假一天。此外還有宗教節日，比如四月初八浴佛節。據曆史學家陳聯陞統計，唐朝的節日假總共有53天，再加上平時的旬假，唐朝官員每年的假日至少能達到100天。
宋朝是中國曆史上生活最舒服的朝代，假期自然也不會短。《文昌雜錄》載：“官吏休假，元旦、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夏至、中元各三日；立春、清明各一日；每月例假三日。歲共六十八日。”另外，宋朝的地方官衙，每年臘月二十就停止辦公了，叫作“封印”，讓官員準備迴家過年。那什麽時候“開印”呢？隻要在來年的正月二十前即可。這樣算下來，宋朝官員過年時實際能放假一個月。此外，宋朝還有很多奇葩的臨時假日。比如太祖父親臘月初七去世，就曾放了七天假。仁宗的母親臘月初十生日，就曾放了三天假。真宗時，因傳有“天書下降人間”的祥瑞之事，又將正月初三日定為“天慶節”，放假五天。這樣算下來，宋朝的實際假期加一起比唐朝還要多一些。真心感覺宋人的生活幸福指數達到了古代的高潮！
到了元明清三朝，中央集權進一步發展，為了加強對社會的控製，官員工作自然不敢放鬆，旬假逐漸淡化甚至一度被取消。節日假也少得可憐，明朝《古今事務考》中說：“國朝正旦節（元旦）放假五日，冬至三日，元宵十日。”最恐怖的是朱元璋時代，他自己是個工作狂，因此也不許員工休息，一年隻放假三天。綜合各種說法，明清兩朝每年的假期最多不超過50天。
縱觀古代假期長短的變化，本質上體現的不光是統治者人性化的增減，也是朝廷對社會管控程度的變化——越是專製的時代，就越需要加強對社會的管控，官員的假期也就越少。
58 古人如何寄信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在通訊技術落後的古代，寄信是最常見、最重要的信息通訊手段。那古人是如何寄信的呢？有人會想到古代的驛站係統，遍布全國，高效快捷，還有“五百裏加急”。但你想多了！驛站是專門給皇家和官府使用的，跟平民沒有關係，那個時代“不為人民服務”。
作為普通民眾，寄信最常見的方式就是找熟人捎帶。
古人一般不出門遠行，除非特殊情況，比如說書生趕考。如果是秀才去考鄉試，一般去省城，這樣省內信件就可以捎帶了。如果是舉人考會試，那就得進京了，基本上半個中國都能捎帶了。
官員調轉或進京述職，也可以幫人捎帶信件，前提是你得有個做官的朋友。有的官員朋友太多，出行時幫人捎帶信件也會成為負擔。《世說新語》就有一則故事：東晉有個官員叫殷洪喬，在豫章（江西南昌）做郡守。他從南京述職後迴豫章，當地的朋友就托他捎帶信件，好家夥，一共有100多封信！到了南京以後，殷洪喬把這些信全扔到了水裏，嘴裏念叨：“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我殷洪喬又不是信差！”其實這事在今天也有類似的版本：你要出國旅行，突然好多朋友讓你去免稅店幫忙買東西帶迴來，給你列了長長一個單子，你說煩不煩？
除了熟人捎帶，寄信的第二種方式是找專門的代理人郵寄。親戚朋友出差可遇不可求，而有的行業則是定期規律性出差，比如說古代的商人群體。商人經常出去行商，走南闖北，速度也快。所以找商人捎帶信件是很不錯的選擇。商人捎帶需要付費，一般是幾十文到上百文不等，折合今天百八十塊錢。送到目的地時，如果收信人熱情好客，還會留捎信人吃頓飯。
另外，古代還有專業的信客，專門以幫人傳遞信件或物品為業，是那個時代的快遞小哥。信客這一職業一直到20世紀還存在，餘秋雨就寫過散文《信客》，對其有細致的迴憶。
古人寄信，都會把信放在密封的細長筒裏麵，一般是竹筒，這樣既能保證信件不被損壞，也能保證隱私安全。這種裝信的桶叫作“郵筒”，在唐朝時就有這一稱唿了，並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還有用飛鴿傳書的，但成功率比較低。距離近一點的還行，遠的就很難了，畢竟鴿子沒有gps導航係統。飛鴿傳書一般隻能飛單程，寄信人從出發地出來時帶著鴿子，到目的地把信件拴在鴿子身上，讓鴿子飛迴出發地送信。你想讓鴿子飛到別的地方送信？不好意思，鴿子做不到啊！另外，有些地方的人愛吃鴿子，鴿子送信途中甚至可能“因公殉職”。王老師生活的城市長春，旁邊有個伊通縣就以燒烤鴿子聞名，很難有鴿子能夠活著飛過伊通的上空。雖然飛鴿傳書成功率較低，但古人也有提高成功率的辦法，用多隻鴿子傳遞內容相同的信件，活著飛迴去的概率就大了。
在家書抵萬金的時代，收到家人或朋友的信件是十分不易的事，所以才會倍感幸福，這種幸福感在通訊發達的今天是很難體會到的。所以古人倍加珍視信件背後所帶來的情感慰藉，那才叫“紙短情長”。在車馬慢的時代，情侶間寫一封信寄出，收到時可能已過去半年。所以說那個時代“一生隻夠愛一個人”，不像現在，手機隨時可以撩一撩，半年時間都談完好幾場戀愛了。
59 古人如何運輸“加急快遞”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大家都知道楊貴妃愛吃荔枝。然而在交通並不發達的古代，楊貴妃的荔枝是怎麽運輸的呢？
首先我們得先了解荔枝的運輸距離。楊貴妃吃的荔枝，可能有兩個產地，一是巴蜀，二是嶺南。巴蜀是今天的四川和重慶一帶，唐朝時那裏的氣候比現在暖和，盛產荔枝，楊貴妃吃的荔枝可能產自合江或涪陵。嶺南即兩廣和海南一帶，至今依然是各種水果的重要產地。楊貴妃當時住在唐朝的都城長安，巴蜀到長安的距離相對還算比較近，有二千多裏，北上越過秦嶺就可到達。盡管如此，唐玄宗為了心愛的人能更快一點吃到荔枝，還動用國家力量，為運送荔枝修建了“高速公路”。早在秦朝時，為了加強對地方的控製，全國就已修建起四通八達的國家級道路。之後的曆代王朝又沿用並擴建，組成了我國古代的全國道路交通網。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從長安南下子午穀，翻越秦嶺，通往漢中、巴蜀的“子午道”。唐玄宗就是在子午道的基礎上，修整開辟出一條更為便捷的路線，並沿途設立驛站，用來運輸荔枝，所以曆史上又稱之為“荔枝道”。
“荔枝道”上的最快運輸速度有多快呢？當年安祿山在範陽起兵造反，範陽到長安郊外的華清宮相距一千五百公裏，六天之後，唐玄宗就得知了這一消息，可見當時最高的行路速度可達每天二百五十公裏。“荔枝道”運送荔枝的速度應該和這個差不了太多，一千多公裏的路程，快馬加鞭五天也就送到了，隻怕會累死狂奔的“皇家快遞小哥”。
快馬運輸，道路會很顛簸，荔枝很容易就會被擠壓成“荔枝汁”。而且荔枝收獲時節的天氣很炎熱，搞不好就會腐爛變質。但楊貴妃吃到的荔枝是新鮮完好的。《新唐書》記載：“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驛傳送，走數千裏，味未變已至京師。”當時是怎麽做到保鮮運輸的呢？王老師看過兩種說法。
第一種是“竹筒保鮮運輸法”。采摘下的新鮮荔枝，連枝帶葉放於竹筒中並用泥巴密封，這樣運輸既保鮮又防壓。第二種運輸法更為用心，可稱“木箱低溫運輸法”。製作一個帶夾層的木箱，在夾層裏填充棉花和羊毛，將新鮮的荔枝和冰塊一起放入木箱內部並密封，便可保證運輸時箱內低溫保鮮。此方法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冷鏈運輸技術，通過這種方法運輸到長安的荔枝，色香味俱全。
楊貴妃也吃嶺南的荔枝。兩廣地區光照時間長，荔枝的味道更甘甜。《新唐書》中便有楊貴妃吃嶺南荔枝的記載：“楊貴妃嗜鮮荔枝，嶺南節度使張九章乃置騎傳送，奔走數千裏至京師。”多說一句，這個張九章，就是那個寫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大詩人張九齡的弟弟。楊貴妃得寵時，各地官員爭相進貢，張九章因進貢荔枝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官至戶部侍郎。可嶺南到長安得有二千多公裏的路程，前麵說過，唐朝最快的運輸速度是一天二百五十公裏。二千多公裏的路程，得要10天的時間，荔枝爛了怎麽辦呢？一種比較靠譜的推測是“荔枝樹整棵運輸法”：在荔枝將熟還未熟時，就連根帶土地將整棵荔枝樹移植到盆裏，然後用船水運北上。快運到長安的時候，荔枝也快熟了，這時將荔枝摘下，再用驛站快馬加鞭運到長安。
看來，古代皇帝撩妹子也是個技術活。但楊貴妃也因愛吃荔枝而背上了曆史黑鍋，包括杜牧在內的一大票人，恨不得將唐朝的衰敗都歸咎於楊貴妃。其實嶺南進貢荔枝的曆史在漢高祖時就開始了，那時的南越王就進貢過荔枝。到了漢武帝時，還曾將荔枝樹移植到長安上林苑。但長安氣候養不活荔枝，漢武帝因此還殺了看護荔枝樹的人。一直到清朝乾隆時，還有福建進貢荔枝的記載。帝王們吃荔枝沒事，楊貴妃吃荔枝就國將不存，這是什麽道理？紅顏禍水的根源還是在於她們背後的男人，女人隻是背黑鍋的而已。
60 古人出行如何認路
今天我們去陌生的地方旅行，無論是開車自駕，還是背包步行，都不用擔心迷路，因為現在的導航設備太發達了。就在十幾年前，還沒有這樣發達的導航設備，司機開車遠行，隻能靠隨身攜帶的道路交通圖。到了陌生的城市裏，如果想找一個具體的地方，地圖又沒有詳細標注，那你就得找向導了。那時候，每個城市入城的公路旁，都會有許多“職業向導”，手持一張白紙站在路邊招攬生意，紙上寫著“指路十元”之類的。這種向導一般都是當地人，對當地的道路交通非常熟悉。
那在沒有導航且交通欠發達的古代，古人出行是如何認路的呢？
古代的交通工具落後，但道路交通網還是比較普及的。秦朝統一天下後，為了加強對全國的控製，正式建成了連接全國的道路交通網，將以前各諸侯國的主幹道路連接起來，並將道路的標準和車軌寬度統一，這就是“車同軌”製度。以後的曆朝曆代都沿襲了秦朝的做法——江山要想坐得住，先修全國高速路。
這種政府主持規劃並修建的道路，古代稱之為官道，也做傳遞官方信息的驛道使用。官道的主幹線以都城為核心，向地方最高一級的行政單位和大都市輻射。幹線下麵又有若幹分支，連接地方上所有的城鎮。以清朝為例，官道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官馬大路”，從都城北京向全國輻射，是通往各大省城的官道幹線，這類道路相當於今天的收費高速公路。第二等級是“大路”，主要從省城通往該省下轄的各重要城市，類似今天的國道。第三等級是“小路”，從大路或各重要城市通往下屬城鎮，相當於今天的省道。所以，沿著官路走，基本能到達全國各個城鎮。
那古人怎麽能知道官路的分布和走向呢？靠的也是交通地圖，古時候叫作“路程書”。特別是宋朝以後，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大量商人要在全國走南闖北，需要有具體的道路指導，各類水陸路程書和地圖就應運而生。路程書記載主要道路的分布和走向，為人們的出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明朝時最著名的路程書是《一統路程圖記》，它既是一部路程書，也是一部行商指南。另外，官員進京述職，也需要路程書和地圖指導趕路。據《古杭雜記》記載，宋朝時“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裏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批閱”。
使用路程書和地圖的時候，要如何識別路線方向正確，不走偏呢？古代的主路兩旁都栽有樹木，可以以此辨別道路的走向。《國語·周語》載：“列樹以表道。”路旁栽樹的目的，一是能夠方便過往路人庇蔭納涼，二是表明路的走向。所以，隻要沿著規則排列的樹木走，基本不會跑偏。
那如何判斷走了多遠呢？古代的主要官道上，官府會沿途每隔一段距離就建一座驛站。唐朝時，全國“凡三十裏一驛”；宋元兩朝，六十裏一驛；明朝時，六十裏或八十裏一驛。驛站的功能類似於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務區，裏麵可以吃飯、住宿、換馬等，但隻為官府服務。盡管一般民眾不能享受驛站服務，但可以根據驛站判斷行路的距離和此刻所處的位置。今天我們在高速路上行車時，就可以通過裏程牌來判斷目的地的距離。而古代也有類似的“裏程碑”。至少從東漢開始，官道上就已經設置了用於判斷距離的“堠”。堠是一座小土堆，每五裏設置一座，當作判斷距離的標記，是為古代的“裏程碑”。
在岔路口如何判斷走哪條路呢？古代也有類似路標的指示牌。在湖南邵陽地區，至今還有古代遺留下來的道路指示牌，叫作“擋箭碑”。“擋箭碑”立於道路交叉口，碑上有字，會標明左走某處、右走某處、前麵是哪方、後麵是何地。如果沒有路標，最笨的辦法就是到路口找人問路，一般重要道路的交叉口都是交通要道，即便沒有驛站，也會有人煙。還需要說明的是，古人出行不太愛走陸路，如果有水路能走，一定不會選擇陸路。特別是隋朝開通大運河後，南北行走的商人，大多會選擇到運河沿線的碼頭乘船趕路。如果是走運河，基本上就不會走丟，畢竟沒有跑偏的機會。
61 古人上學要花多少錢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來越強。為子女創造良好的教育條件是每個家長的心頭大事，為此買學區房，報課外班，各種“為孩子的明天”努力。也正因此，教育費用成為許多家庭開支中的大頭兒。那麽，古代的學校什麽樣？學費貴不貴呢？
中國古代的學校分為兩大係統，一是官學，二是私學。
所謂官學，是指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直接創辦和管理的學校。中央級別的官學，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太學和國子監。地方官學，就是各級行政區劃內官府辦的學校，又稱鄉學或學宮。《周禮》稱：“鄉有庠（xiáng），州有序，黨有校，閭有塾。”庠、序、校、塾就是古代地方各級學校的名稱，後兩個名稱我們熟悉，但前兩個名稱大部分人是不知其含義的。記得讀大學時，我們曆史學院大廳有麵鏡子，上麵漆有四個字“蔭澤庠序”。當時大部分同學都不認識第三個字，更別提理解這句話的意思了。後來我們終於明白了，這就是蔭澤學校的意思。
西周時，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學就已經蓬勃發展，形成了“學在官府”的傳統。官學本身，既是學校，也是政府機構，教師也是由官員兼任。西周的官學是不收學費的，以後曆朝曆代的官學也大多免費。那官學的經費來源是哪裏呢？主要是靠政府撥款，還有士紳商人的捐贈。宋朝時，由於人口數量龐大，官學學生太多了，光靠撥款和捐贈難以滿足官學開支。於是，宋朝開創了一種“學田”製度。所謂學田，就是國家撥給學校或者學校自行購置一定數量的土地，作為學校的固定資產並租給附近的農民耕種，所獲得的收益就可以用作官學的開支。後來中央的國子監也開始實行學田製度。學田製，為以後各朝各代教育經費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範例，保證了官學的免費就讀。
官學不光免費就讀，有時候還能領到一些零花錢。比如宋代的太學，不光免學費，吃住也免費，學生每月還可領1000文。宋代1000文，其購買力大約合現在的800元，這些錢現在的大學生也夠花了，要知道，這是除了吃住以外的純零花錢。當然，在古代能上官學也是很不容易的。初期，官學就讀的大多是貴族子弟，屬於權貴階層；唐宋之際，官學開始向平民子弟打開大門，但得是學習特別好的才俊。古代官學的免費，有點類似於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大學免費。那時候讀大學，不光免費，還管吃管住，畢業還分配工作。
需要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古代的官學也會收一些自費生。比如漢代的中央太學有兩類學生，“正式生”和“特別生”。正式生由中央直接選拔入學，屬於公費生，政府還發俸祿；特別生由地方選送到太學，屬於自費生，盡管也不需要交學費，但沒有俸祿，食宿費用需要自理。所以，太學中有些貧寒的子弟，需要一邊學習一邊做小工，這就跟今天的打工上學類似。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古代私學的費用。
私學的開創者是孔子，他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給了普通大眾讀書的機會。私學的老師不是政府官員，國家財政也不支付其工資。古代官學的老師相當於今天有編製的教師，而私學教師沒有編製。私學類似今天的補習機構，上學得交學費，孔子定的學費標準是十條束脩，束脩就是肉幹，類似今天的臘肉。這個價格說貴不貴，說便宜也不便宜，因為那個時代吃肉還是不容易的。那如果交不起肉幹，是不是就沒有機會上學了呢？也不是。老師也可以不收你學費，但你得幫老師家幹活，以工代費，有點像今天導師帶研究生的意思。
後來私學漸漸普及，運營模式也成熟起來。私學的經費來源也趨於多樣化，有地方士紳的捐贈，還有政府的補助，所以個人繳納的學費也逐漸降低，普通家庭也能承受得起了。以明清為例，一個學生讀私塾的費用一般為每年80斤到120斤小麥。這個數量，當時半畝地的產出就足夠了。清朝人口劇增以前，一戶中等自耕農的家裏大約能有5畝地。這樣算下來，一個學生的上學費用約占到全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62 古人上學累嗎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重視教育的國度，這也是我們的文明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那古人上學累嗎？咱們就來考察一下。
漢朝時的中央官學是太學，其教學製度並不是很嚴格。沒有規定畢業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上課和學習都比較隨意。但太學非常注重考試，用考試的方法督促學生自主學習。這一點跟今天西方的大學比較像，學校不重視日常考勤，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在考試上見分曉。漢朝太學的考試是一年一次，也叫“歲試”。歲試的考試方式叫“設科射策”。考試前，考官將寫有考題的竹簡根據難易程度分為兩科，學生根據自己的水平選擇一科，然後進行抽簽選題。抽簽的方式很有趣，考生任意投射案上的試題竹簡，射中哪個就答哪個，有點像今天公園裏的套圈遊戲。經過歲試，成績好的可以授官，成績不好的勒令退學，成績一般的就繼續留在太學讀書。這麽看來，漢朝人讀書完全靠自覺，具體累不累要看個人。
到了唐朝，中央官學的模式大體上與漢朝類似，但考試的頻率大幅度提高。唐朝的考試有旬考、月考、季考、歲考等諸多名目。今天的中學生也有周考、月考、期中期末考、模擬考等，真可謂“古風猶存”。另外，唐朝有嚴格的勸退製度，連續三年考試不合格、在校九年未畢業、曠課太多等情況都會被勒令退學。考試多，規矩多，所以唐朝學生真心比較累。也許是太累的緣故，唐朝設立了固定的假期。每十天休一天的叫“旬假”，類似今天的周末。“田假”和“授衣假”一次休15天：田假在農曆五月，讓你迴家幫助幹農活；授衣假在農曆九月，讓你迴家準備冬季衣物。“田假”和“授衣假”類似今天的寒暑假。
隋唐時建立了科舉製，極大加重了古代學生的學業負擔。為了考科舉，學生們都是日夜苦讀。所以，唐朝之後的學生上學隻能更累。
官學如此，私學也不可能輕鬆。私學的師資和平台都比不上官學，所以學生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私學沒有統一的教學製度標準，各類私塾、書院都是自行安排作息時間，一般天亮即入學，下午放學。盡管放學比今天早，但放學後的作業很多。古代科舉考試需要熟背經典文獻，所以大家放學後得繼續背書。必背的儒家經典“十三經”，原文和注釋加起來有60多萬字，這可不是今天背幾首古詩和幾篇文言文能比的。明代文人謝肇淛有“夜讀書不可過子時”的名言，子時是現在的晚上11點到次日淩晨1點，說明那個時候讀書到淩晨是普遍現象，所以才會有這種勸告。
要說古代上學最累的，還得是清朝的皇子群體。清代史學家趙翼曾大發感歎：“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清朝皇子6歲即入學，15歲封爵後方可畢業。每天天不亮就要進宮，比上朝的大臣還要早，因為要比老師早到一個小時溫習前一天的內容。每天的課程也非常繁重。早上5點就要開始上第一節課，類似今天的外語課，學習滿語和蒙古語，有時還要選修一些藏語和維吾爾語。第二節課是漢文課，類似今天的語文和曆史，不但要學儒家經典著作，還要學《史記》《漢書》等官修史書本朝先輩的創業史以及先帝留下的聖訓。這節課時間最長，要從早上7點多到下午3點左右。最後是體育課，要學騎馬和射箭，下午5點才能放學。每天上學期間除了吃飯時間隻能休息兩次，每次15分鍾。更為恐怖的是，他們沒有周末，沒有寒暑假，一年當中隻有5天能夠休息——春節、端午、中秋、皇帝生日和自己生日。即便是大年三十那天，也隻能提前放學而已。這種嚴苛的教學模式使清朝皇帝的文化素養都很高，遠高於明朝皇帝。所以，別以為生在皇家就能一輩子吃喝玩樂，在清朝當皇子可沒那麽容易！
63 古代如何參加科舉考試
科舉製自隋朝創立以來，一直是古代知識分子進入仕途和實現理想的階梯，廣大文人對科舉考試也是趨之若鶩。文學作品裏有很多古代文人進京趕考的故事，常常伴隨著人生的大起大落。那科舉考試到底是什麽樣的流程？進京趕考又是怎樣的操作方式？這一篇我們就以明清兩朝的科舉考試為例，真實還原一次古人的“進京趕考”全過程！
很多人將今天的高考類比為古代的科舉考試，這種類比並不十分恰當。盡管二者都是考試，但其目的性還是有很大區別的。今天的高考是為了獲得高等教育的資格，古代的科舉考試則是為了獲得做官的資格。所以從考試目的角度看，古代的科舉考試更像今天的公務員考試。但從參加規模和社會影響力的角度看，科舉考試和今天的高考又很像，都備受全國矚目。因此，高考的規模和公務員考試的目的合二為一，就更像古代的科舉考試了。
所謂的進京趕考，是指到京城去參加會試和殿試，這已經是科舉考試後半段的內容了。在進京趕考之前，科舉考試還有若幹次的資格考試和初級考試。
正式科舉考試之前，考生必須先通過資格考試。這種資格考試被稱為“童試”，童試之後才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正試”。童試要經過三個級別的考試，分別是“縣試”“府試”和“院試”。縣試是古代讀書人參加的第一次官方考試，考試地點為其所在縣，一般由知縣（相當於縣長）主持。縣試一般在每年的農曆二月舉行。考前一個月，縣衙會公告具體考試日期。考生需要提前報名，報名時要提交三份證明材料——“親供”“互結”和“具結”。親供相當於今天的考生基本信息表，包含祖上三代信息，包含本人姓名、年齡、籍貫、體格、容貌特征和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三代姓名履曆，以確保你家是良民世家。所謂互結，是指考生要找一同參考的五位考生寫一份承諾書，承諾如一人作弊則五人連坐，這是古代科舉防止作弊的無奈手段。所謂具結，是請本縣廩生（優等秀才）提供的“認保”材料，證明考生不冒籍、不匿喪、不替身、不假名，而且出身清白，不是娼優或皂吏的子孫，本人也未從事過戲子之類的“賤業”。這一環節類似今天的政審。縣試一般考五場，分別考八股文、試帖詩、經論、律賦、策論等。魯迅就曾經參加過晚清的縣試。據魯迅弟弟周作人日記記載，魯迅當年在500多名考生中排名第137名，但在縣試後沒再參加府試，而是去了南京礦務學堂改讀新式學校。
縣試合格者將參加第二級資格考試，叫作府試。府試一般在每年的農曆四月舉行，考試地點在府城，相當於今天的市。府試一般由知府（相當於市長）主持，連續考三場。府試又合格的考生，被稱為“童生”。盡管童生這個名字看著很年輕，但很多讀書人一輩子連童生都很難考過。年紀小的童生可能十二三歲，年紀大的，六七十歲的童生也不少，甚至在有些家裏，爺爺和孫子可能都是童生。
府試合格的童生，接下來要參加“童試”的最後一級考試——“院試”。院試每三年舉行兩次，每次連續考兩場。院試的主持者是每省的學政。學政是每省主管官學和院試的官員，其職能相當於一省的教育廳長。但與一般省官不同，學政由皇帝直接從中央委派到地方，其性質類似欽差大臣，級別和地位都很高。學政任期三年，任期內依次到每省下轄的府或州主持院試。
院試通過了，考生的身份就不再是童生了，而是“生員”，俗稱“秀才”。秀才的社會地位比普通百姓高，並享有一些特權。比如見了知縣不用下跪，還不需要服國家的差役和徭役。另外，秀才還有資格進入官學上學，成績最好的被稱為“稟生”，還可以按月獲得國家發放的糧米。考中秀才已經很不容易，按照魯迅參加的那次縣試的人數計算，500餘名考生最後錄取了40名秀才，比例不高於8%。
雖說秀才已經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但因秀才數量眾多，在社會上也並不算稀罕。而且秀才還沒有資格出任官員，在官本位的中國古代，也沒人太把秀才當迴事，頂多是敬重。在《儒林外史》裏，範進考中秀才的時候，他嶽父胡屠戶還奚落他“尖嘴猴腮”，絲毫不把他放在眼裏。但當範進考中舉人之後，胡屠戶就馬上變臉了，低三下四地稱範進為“賢婿老爺”。這前後變化的原因來自秀才和舉人身份的懸殊。那秀才如何變成舉人呢？答案是接著考。
考中秀才之後，考生就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正試了。正試也分三個級別，分別是鄉試、會試、殿試。
鄉試三年舉行一次，一般在天幹地支紀年中的子、卯、午、酉年舉行。由於考試時間多在農曆八月，正值秋季，所以鄉試又稱“秋闈”。主考官一般由進士出身的在京翰林或部院官員擔任。考試地一般在省城，有專門的考場，叫作貢院。鄉試共考三場，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場，每場考一天。發榜在九月，正值桂花開放，所以又稱為“桂榜”。通過鄉試後，考生的身份就從秀才變成舉人。
成為舉人之後，就意味著脫離了民眾階層，正式進入了“士”這個階層，可以做官了。舉人不光免役，而且還免稅。所以，很多擁有土地的人寧願將自己的土地放在舉人的名下，用此方式來逃避國家稅收。另外，地方官府不能對舉人用刑，即使犯了重罪，也得上報朝廷革去舉人資格後才能用刑，類似於今天人大代表的待遇。當然，舉人的考取率也是很低的。有學者統計過：明朝應天府的鄉試錄取率為7.26%；清朝人口劇增，鄉試的錄取率更是低到了1.68%。如果按照魯迅那次童試秀才錄取率8%的比例綜合計算，一個讀書人從第一次縣試算起，到鄉試考中舉人，其成功率最多不過0.6%！2015年北京考生考上清華北大的錄取率為0.8%左右，考舉人比這還難，怪不得範進中舉之後會高興得瘋掉！
考中了舉人，考生還不能忙著高興，得馬上準備鄉試之後的會試。會試一般在鄉試之後第二年的農曆三月舉行，時值春季，所以又叫“春闈”。會試由禮部主持，主考官由皇帝欽定。會試的考試地點在北京的禮部貢院，大多數舉人的生活地距北京路途遙遠，一般鄉試考完的當年臘月就要啟程出發，開始真正的“進京趕考”。
舉人們進京趕考，需要路費盤纏，這些國家會替他們準備好。清朝順治年間，參加會試的舉人會得到國家給予的路費補助，視路途遠近，每人十到二十兩不等。順治年間銀子的購買力高於康熙乾隆時期，這筆銀子的購買力得合今天的人民幣一兩萬元。另外，同鄉的鄉紳地主也會資助路費，一來是對文化的重視，二來是為了結交今後前途無量的官紳階層。與路費同時發放的，還有官府為舉人準備好的路引。在明朝，出行百裏以上就得有官府開具的路引，類似於計劃經濟時代的介紹信。在專製時代，沒有路引私自外出的人，一旦被發現就會按律治罪。
舉人在出發前還可以到官府領取一麵火牌。火牌是使用沿途驛站的憑證，古代的驛站隻為官府服務，民眾無權使用。但舉人進京趕考持有火牌，到沿途驛站就可以使用役夫三名，驛站沒有役夫時還會折現給舉人銀子。舉人進京趕考所乘坐的車叫作公車，公車上插有一麵黃布（黃色為禦用顏色）做成的旗幟，旗上書寫“奉旨會試”或“禮部會試”四個大字，十分威風。看到這麵旗幟，沿途所有關卡必須無條件放行，而且不得收取任何過路費。沿路的土匪盜賊看到了這麵旗幟也會敬而遠之——倒不是說土匪也重視文化，而是搶劫舉人根本就搶不到幾個錢，且風險極大，因為官府對搶劫進京趕考舉人的案子懲處非常嚴重，畢竟人家是“奉旨考試”。
舉人還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權賺些路費。比如商人會在行商路上帶上一位舉人，利用舉人免稅的特權逃避沿路稅費。舉人在路上不光吃喝免費，最後還會分到一些錢。還有的舉人利用自己的特權打起了歪主意，夾帶違禁貨品來賺錢。光緒年間有位雲南新平的舉人，進京路上私帶鴉片沿途售賣，共得銀三四百兩。這些都是舉人裏的貪財之輩，終究不占多數。
那到了北京，舉人們住在哪裏呢？有親友的投靠親友，沒親友的可以住在客棧，更多的則住進了“會館”。所謂會館，類似今天各地在北京設立的駐京辦事處，主要用來招待老家來京公幹的官員或趕考的舉人。大部分舉人一進京就直奔本省會館，這裏既安全又方便，夥食也合家鄉口味。因為會館裏經常住一些來京候命的地方官員，所以會館還是舉人們了解官場、結交人脈的名利場。
在會館居住複習一段時間後，就要迎來禮部會試了。會試分三場舉行，一場考三天，所以要自備飯食和油燈。考試的時候，一人一個考棚，一個考棚隻能容下一張桌子，其空間類似今天廁所一個蹲位那麽大。會試的過程是非常辛苦熬人的。參加會試的舉人，都已經是各省讀書人中的佼佼者、大浪淘沙後的勝利者了，但會試這關仍要殘酷地淘汰掉大多數人。以明朝萬曆五年的會試為例：4500餘人參加考試，最終僅錄取了300人。
會試後的錄取者被稱為貢士，從字麵理解，是貢給天子的士。成為貢士後的一個月，考生就要參加科舉考試的終極考試——殿試。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清朝殿試的考場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乾隆後改為保和殿。殿試隻考一天，考完後由皇帝欽點的閱卷官閱卷。閱卷時，每名閱卷官要閱覽全部試卷，並在試卷上畫代表等第的五種符號，最高等第的符號是圈圈。最後，選出十張畫圈圈最多的試卷，交由皇帝親自審閱並選出前三名。
最後就是放榜公布成績了。所有考生按照成績高低分為三等，分別為“一甲”“二甲”和“三甲”。一甲就三個人，是皇帝欽點的，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二甲一百多人，三甲也是一百多人。看到這裏，大家也看出來了，殿試是沒有淘汰機製的，隻是一個排位賽。也就是說，所有參加殿試的貢士都會通過考試成為進士。區別僅在於進士的級別不同，一甲叫作“進士及第”，二甲叫作“進士出身”，三甲叫作“同進士出身”，其實都是進士。
考中進士後，仕途之路便正式開始了。明清兩朝，考中進士後的出路一般有三種。最優出路是進翰林院，翰林院裏高官雲集，也是高官的培養地。進了翰林院就相當於今天進中央黨校進修，前途無量。狀元一般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官翰林院編修，分別為從六品和正七品，相當於今天的處級幹部。二甲中一些成績好的，也會進翰林院，擔任庶吉士。庶吉士並非正式官職，相當於實習生，在翰林院跟高官學習為官之道。進士的次優出路是留在北京到朝廷各部門做官，即做京官。明清時期官場有個說法：“人中進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給事，次期禦史，又次期主事。”翰林是最佳選擇，去不了翰林院也要到中央各部任職。進士最差的出路就是到地方任職，一般從知縣這個級別做起。也就是說，考中了進士，最差也能弄個縣長當。
以上就是以明清為例的科舉考試全套流程。看完是不是心潮澎湃，也想穿越迴去考個進士？但要做好心理準備，考進士沒那麽簡單，也許你考到80歲都考不中。清朝時山東就有個叫王服經的進士，考中那年已經84歲。清朝江蘇還有個名叫王岩的讀書人，86歲通過會試，還沒來得及參加殿試就去世了。這兩位讀書人真正做到了“活到老考到老”！
64 古人有身份證嗎
身份證是今天國人證明自己身份的重要文件，外出辦事時必須攜帶，否則寸步難行。那古人如何證明自己的身份呢？古代也有身份證嗎？
古人的確是有“身份證”的，但一般不是每個人都有。在古代，政府官員在執行任務時需要證明自己的身份。所以，古代有“身份證”的大部分都是官員，這種身份證屬於職業身份證明。全民持有身份證的製度，似乎隻在戰國時的秦國出現過，其創立者是商鞅。
戰國末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為了有效控製民眾，商鞅發明了一種“照身帖”。據說這種照身帖由一塊光滑打磨的竹板製成，上麵刻有持有人的頭像及籍貫信息。秦國人必須有照身帖，如若沒有便會被認定是黑戶或者外籍非法逗留人士。商鞅還規定：民眾出行或者投宿旅店時必須攜帶照身帖，否則關口不可放行，旅店老板亦不得留宿，違者嚴懲。照身帖可視為中國最早的身份證。
商鞅發明了身份證，最後卻因自己的發明“作繭自縛”。商鞅因變法得罪了很多人，在其後台支持者秦孝公死後，那些憎恨商鞅的人要反攻倒算，商鞅隨即果斷跑路。然而，因為照身帖的問題，商鞅最終跑路失敗。明人餘邵魚的《周朝秘史》對這段故事有詳細記載：
鞅走至函關，天色將昏，扮為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驗之。鞅曰：“吾無照身帖。”店主曰：“吾邦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徒，如有受者，與無帖之人同斬，決不敢留！”
商鞅之後的曆代王朝，隻有政府官員在執行任務時需要證明自己的身份，“身份證”就僅局限官員階層使用了，畢竟他們才是有身份的人。
隋唐時期，官員的身份證是“魚符”。魚符的製作材料根據官位品級高低而不同，其中親王及三品以上官員的魚符材質為金，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為銀，六品及以下則為銅。魚符上刻有官員的姓名、任職部門和官位品級。官員在執行公務或出入皇宮時須出示魚符，類似於今天的工作證或通行證。魚符分左右兩半，左符放在皇宮內廷，右符由持有人隨身攜帶，這樣可以驗證魚符的真偽。魚符的使用方法類似於先秦時就已有之的虎符，但二者的作用還是有區別的：虎符是用來調兵的證明，相當於今天的調令；而魚符是官員人人持有，屬於個人的職業身份證明。
今天，如果誰家找了一個有錢有勢的女婿，我們常說這家人釣到了“金龜婿”。“金龜婿”這一說法，就是源於唐朝的魚符製度。武則天之前，唐朝的魚符是鯉魚形的。武則天稱帝後，怕人們看到鯉魚會睹物思人想起“李氏”江山，因為“鯉”和“李”同音，遂將魚符改成了龜形。龜在古代星宿崇拜中代表玄武，和武則天的“武”諧音。這樣，三品以上官員的魚符就變成了“龜符”，於是就有了“金龜婿”的說法。
唐代還將魚符製度推廣到了海外，當時番國使者也都會領到唐朝政府發放的符。這種符以雌雄來分，雄符留在唐朝政府，雌符（有十二塊之多）交給番國來使帶迴去。該國再有來使，則以雌雄符相合來證明其真實身份。
到了宋代，魚符製度漸漸被廢除，官員的身份證變成了腰牌。明朝的腰牌也叫“牙牌”。牙牌的材質不再局限於金屬，還有用象牙、獸骨、木材等材料製作的。明朝的官方牙牌分五種，分別標記為勳、親、文、武、樂。《明史》記載：“牙牌之號五，以察朝參：公、侯、伯曰‘勳’，駙馬都尉曰‘親’，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坊司曰‘樂’。”明朝時，不僅官員持有牙牌，大戶人家的家眷仆從也攜帶腰牌以表明身份。清朝的腰牌不僅要有姓名、工作、官位等基本信息，還要寫上持有人的麵部特征以防止別人冒用，已經有點類似於現在的身份證了。
古代還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證，用於特殊職業或臨時事務時使用。比如和尚的戒牒或度牒，用以證明其和尚身份，方便化齋和從事宗教事務。古代的娼妓也有身份證，以證明自己的正規娼妓身份，方便業務開展。前幾年，重慶發現了一枚疑似清代娼妓腰牌的東西，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古代商人行商或舉人趕考使用的“路引”等物，屬於一種臨時事務身份證，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它更像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介紹信之物。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身份證製度，誕生於民國時期的寧夏。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大肆搜捕鎮壓共產黨人，並對所轄人口進行登記甄別。1936年的某一天，馬鴻逵無意中看到了《史記》裏的《商君列傳》，眼睛頓時亮了！受到商鞅照身帖的啟發，馬鴻逵在寧夏開始推行身份證製度。當時的身份證叫作“居民證”，由白布製成，長7厘米，寬3厘米，上麵寫著持有人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以及身高、麵貌、手紋箕鬥形狀等個人特征，以這種居民證來甄別“良民”身份。馬鴻逵的發明，也算是“以史為鑒”了。
65 古代的社會福利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主要是對孤兒、孤寡老人等弱勢群體提供救助服務的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的建立和普及，體現的是人性的關愛和社會的文明進步。盡管中國的社會福利機構是從近代西方傳入的。然而在古代，中國的社會福利事業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古代的社會福利事務最初多由民間承擔，比如漢代以來形成的世家大族、宗族組織以及宗教團體等。這些團體會救助身邊的弱勢群體。佛教傳入我國後，寺廟也能承擔一些社會救助職能，《西遊記》裏的唐僧就是一個由寺廟養大的孤兒。
到了宋朝，經濟繁榮，社會發展，迎來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巔峰時代，以至於有學者將宋朝視為中國近代之開端。宋朝的城市文明已經有了近代的模樣，完整的社會福利體係就是重要證明。可以說，宋代的社會福利體係在古代社會是空前絕後的。在宋代的諸多社會福利機構中，代表性的機構有施藥局、安濟坊、居養院、漏澤園等。
與今天以賺錢為根本目的的莆田係醫院不同，宋朝的施藥局為窮苦民眾提供醫療服務，不以盈利為目的，看病時隻收本錢，對於特別貧困的窮人還免費發放藥物。
安濟坊和居養院是宋徽宗時普及完善的社會救助和養老機構。《宋史》記載，宋徽宗曾下詔：“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郡縣並置。”安濟坊主要給患病的窮苦民眾提供醫療服務，類似一個免費醫院。當時規定，凡是有1000戶以上的城鎮都必須設置安濟坊。居養院，主要是針對孤寡老人、窮人、孤兒的居養機構。其中，針對孤寡老人的居養院後來叫作安老坊、安懷坊等，名稱不同，性質一樣，類似今天的官辦免費養老院。在宋朝，凡是60歲以上的孤寡老人，都有權利進入居養院。居養院中，針對孤兒的部分叫作慈幼局，其性質相當於今天的兒童福利院。
通過名字我們很難猜到“漏澤園”這個機構的功能。實際上，它是一個福利性質的殯葬機構。在宋代，凡是無主的屍骨或者因家貧無法安葬的死者，都由政府負責安葬，安葬的墓地被稱為漏澤園。漏澤園的建立，不僅給了貧窮者最後的往生體麵，還能有效地改善居住環境和防止疫病流行。
中國台灣經濟史家侯家駒將宋代社會福利評價為“由胎養到祭祀”，堪比今天西方福利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體係。在宋代，中國人的生活水準與文明程度遠高於世界其他國家，這也是本書開篇之所以說宋代是最幸福時代的原因。
談及宋代的社會福利，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宋朝的社會福利體係大多是在宋徽宗時期完善的。其中，蔡京所推行的居養院、安濟坊和漏澤園製度“無疑是北宋社會救濟製度發展的高峰，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元明清三代之上”。這就有點諷刺了，因為宋徽宗時代被很多後人認為是宋朝最腐敗的時期，蔡京也被認為是大奸臣。按很多人的理解來看，這兩位老先生不應該幹這麽多好事啊！這一問題就是曆史學界有名的“蔡京悖論”。明清之際的大學者顧炎武在談及此問題時就說：“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
對於這一問題，王老師的看法與顧炎武一致。對待曆史，我們應該秉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應該把人物臉譜化，而是要將曆史人物全麵還原——有則有之，無則無之，不能簡單扣帽子了事，更不能為了我們想要得到的價值觀而刻意迴避曆史真相或製造曆史假象。宋徽宗和蔡京，可能算不得後世人眼中的“明君賢臣”，但其對古代社會福利事業所作的貢獻並不能因此被否定。
66 古代的孤兒院
上一篇我們講了古代的社會福利機構，這一篇我們將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兒童福利院詳細說一下。
宋代的兒童福利院叫作“慈幼局”。慈幼局可以視為世界上最早的官辦孤兒院。慈幼局的出現，與我國自古就有的一個陋習有關，這個陋習就是溺嬰。
溺嬰之風在中國由來已久，指的是孩子出生後大人不想養，就放在水裏溺亡。古代的溺嬰行為多是針對女嬰，早在先秦時期就已有之。《韓非子》中就有“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的記載。宋代的溺嬰行為也很常見，蘇軾的《東坡誌林》裏記載：“鄂渚間田野小人，例隻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古人溺嬰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古代避孕措施欠缺，很多計劃外生子不想撫養；二是古代重男輕女觀念根深蒂固，生了女孩也不想養；三是一些窮苦的人家，經濟拮據，生了孩子養不起。針對溺嬰這種非人道行為，政府設立了“慈幼局”，用官方撫養的辦法減少溺嬰行為。
元明兩朝，官方的孤兒收養行為一度中斷，直到明朝末年有所恢複。到了清朝，脫胎於慈幼局的育嬰堂開始普及。我們可以通過清朝育嬰堂的運行方式來窺視一下中國古代的孤兒院。
育嬰堂接收嬰兒時會記錄到達時間，嬰兒的五官四肢狀況，還會詢問嬰兒的撿拾地點和撿拾狀態等相關信息，將這些都記錄在“收嬰冊”上。育嬰堂的嬰兒都是從哪兒來的呢？清朝的城市裏有專門的“收嬰設施”，一般是在城門附近安置一個大木箱，人們見到被遺棄的嬰兒就會將其放入木箱中，看守者會將遺棄在木箱內的棄嬰送至育嬰堂，還能因此得到一些跑腿費。這套係統和今天城市裏的“嬰兒安全島”非常類似。
棄嬰者也可以將嬰兒直接送至育嬰堂。棄嬰都是怕人知道的不恥行為，為了避免棄嬰者身份公開，育嬰堂設有一種保密的“收嬰設施”。在育嬰堂的外牆，會有一處牆體被掏空，牆體上安裝一個大抽屜。棄嬰者在牆外側將抽屜拉開，將嬰兒放入後關上抽屜。這種抽屜在牆的兩側都能拉開，聽見抽屜裏嬰兒的哭聲後，育嬰堂的工作人員就會在牆內側把抽屜拉開，接收棄嬰。民國時期的畫家豐子愷就曾畫過一幅描繪育嬰堂接收棄嬰的畫作，叫《最後的吻》，畫上就有這種特殊的“收嬰設施”。
育嬰堂的開支來自於民間資助和政府撥款，屬於官民合辦的組織。育嬰堂裏的孤兒長大後，育嬰堂還要負責給其安排出路。男孩長大，要為其找到願意收為養子或雇工的家庭，且不準由娼妓家認養，也不準被領養去當奴仆。另外，還不允許育嬰堂向領養者索要錢款。女孩長大，則為其找到願意收為養女或養媳的婆家。小說《紅樓夢》裏的秦可卿就是孤兒出身，是由其養父秦邦業從養生堂抱迴的。這裏的養生堂和育嬰堂是一迴事，但清朝叫育嬰堂的更多。
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循序漸進的，古代也不一定都是黑暗與落後。我們今天努力構建的社會福利體係，很多都能在中國古代找到影子或源頭。與漫長的人類曆史相比，我們現代隻是短暫的一瞬。從更高的角度看，古代隻是我們的上一秒。
錢，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很多人為其奮鬥終身。古人也是如此，司馬遷就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至理名言。古代的錢是什麽樣的呢？
人類最早沒有貨幣，都是以物換物。交換的過程中，有些物品受大家普遍歡迎，而且價值比較好估計，就慢慢演化成了早期的貨幣。人類文明最早的貨幣多是貝殼。因為貝殼可以做裝飾品，受到大家普遍歡迎。貝殼小巧堅硬，便於攜帶和保存，也適合做貨幣。另外，對於地處內陸的早期中國文明來說，貝殼不易獲得，具有稀有性，不易貶值。漢字裏跟錢有關係的字大多是“貝字邊”，原因就在於早期貨幣為貝殼。
後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貝殼慢慢失去了貨幣的功能，人們開始鑄造金屬貨幣。春秋戰國時期，金屬貨幣種類龐雜，一國一個樣，有刀幣、布幣、鬼臉錢等等。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將貨幣的形製統一為圓形方孔錢。圓形方孔錢的形製從秦朝用到了民國初年，以至於古人親切地將錢代稱為“孔方兄”。
從秦朝到清末，中國主要有三種貨幣形態——銅錢、紙幣、銀子。
古代銅錢的形製是圓形方孔，但不同朝代的銅錢名稱卻不同。秦朝叫半兩錢，漢代叫五銖錢。五銖錢從漢武帝用到唐高祖時期，共鑄造了700多年，是中國曆史上曆史最久的貨幣。唐高祖開始，改鑄“開元通寶”。開元通寶背麵有一個指甲印大小的月牙紋，關於此月牙紋的來曆，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最傳奇的說法是：後宮一位嬪妃拿開元通寶蠟樣觀看，不小心在上麵留下了指甲痕，工匠們也不敢擅自去除印痕，所以鑄出來的開元通寶上都有月牙紋。貨幣史家彭信威則認為：開元通寶上的月牙紋可能是受了波斯等國錢幣上星月紋的影響。唐朝的確是一個受胡人文化影響較大的朝代。從開元通寶開始，後世銅錢都稱作“某某通寶”或“某某元寶”，沿襲了1300多年。
曆史上最後一種帝製時代的銅錢是袁世凱稱帝時北洋造幣廠鑄造的“洪憲通寶”。民國時，福建還發行過一種“福建通寶”，為了有別於帝製時代的銅錢，福建通寶采用圓形圓孔形製。古代銅礦開采能力不如今天，而市場對銅錢的需求量又很大，經常出現銅不夠用的情況，這就導致了“銅荒”和“錢荒”。“錢荒”嚴重的時候，政府就會不得不鑄造鐵錢來補充。鐵錢是中國貨幣史的奇葩，斷斷續續存在了五六百年的時間，尤其在宋朝曾大量出現。
古代也有紙幣，例如宋朝時的交子、元明兩朝時的寶鈔等。但是紙幣在古代沒有相應的發行儲備金，缺乏信用擔保，所以用不了多久就形同廢紙。清朝政府吸取了元明兩朝的教訓，對紙幣發行非常謹慎，在前期基本沒發行紙幣；後期，由於圍剿太平軍和自然災害導致的財政窘迫，無奈在鹹豐年間發行過“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兩種紙幣。但它們也沒逃離迅速貶值的命運，不到十年就停用了。
在宋朝之前，銀子基本不在市麵上使用。宋朝用銀子也少，銀子成為市麵普遍流通貨幣得是明朝之後的事了。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明朝之前我國白銀的開采量十分有限，想用白銀也沒有那麽多。明朝時，新航路開通，美洲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使白銀有條件成為主要流通貨幣。學者估算，明末100年間，海外流入的白銀約有14000噸，是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其次，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貨幣用於支付，而白銀的購買力遠高於銅錢，更適合做大宗交易。最後，國家政策的導向發生了改變。明初時也曾禁用白銀而用紙幣，但是紙幣貶值太快，國家不得不解除白銀禁令。張居正主政時實行“一條鞭法”，更是鼓勵用白銀支付。上述原因導致白銀從明朝開始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並形成了“白銀為主，銅錢為輔”的貨幣體係，延續至晚清。明清兩朝，是中國貨幣史上的“白銀時代”。
黃金在古代一般不作為流通貨幣，隻作為儲藏和支付的貨幣使用。貴族經常用黃金支付，比如皇家賞賜或進貢。使用黃金最土豪的時代當屬西漢，史書中關於西漢大手筆用金的記載數不勝數。比如漢武帝一次性就賞給衛青20萬斤，合今天大約50噸。而西漢以後，就不見那麽多的黃金賞賜了。這是為何呢？一種說法是漢朝的黃金大部分隨著皇帝和貴族陪葬埋在地下了。還有種說法是漢朝賞賜的“金”並不都是黃金，有一大部分是銅。
到了近代，我國流行四種硬通貨。除了黃金和白銀（銀元）外，還加入了美元和鴉片。這四樣硬通貨的顏色不同，也被稱為“黃白綠黑”四大硬通貨，成為最後的四種“錢”。
50 古代一兩銀子值多少錢
影視劇裏經常有古人花銀子的場景，那麽一兩銀子值今天多少錢呢？我們來具體算算。
古代的度量衡與今天不一樣，明清時的一兩大約合37克。今天純銀的價格每克約3.5元，僅從銀子價格考慮，一兩銀子大約值今天的130元。然而，這種單純用銀價來衡量的方式是不能反映古代銀子的價值的。白銀的開采難度古今差距很大，市場投放量和稀有程度也不一樣。我們應該衡量的是古代銀子在當時作為貨幣的購買力，而不是單純的白銀價格。衡量購買力，可以找一些古今都有的商品作為衡量中介。
先看看宋朝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宋朝市場上流通的主要是銅錢，一貫銅錢等於一兩銀子。一枚銅錢為一文，一千文為一貫。因為古人用繩子貫穿一千枚銅錢的中孔後拴在一起，所以叫一貫錢。因此古人用成語“腰纏萬貫”形容富有。然而宋朝的一貫錢經常“缺斤短兩”，因為一千文太多了，使用時很少有人當麵清點。這就使貪婪者有空子可鑽，事先偷偷在一貫錢裏拿出來一些，以少充多。後來，大家為了避免吃虧，也都跟著這麽幹。時間長了，就慢慢形成了定製，一貫隻剩下七八百文，這就是宋朝的“省陌製”。省陌製的問題學界也在爭論，沒有定論，咱們姑且還是按照一貫一千文來計算。
宋仁宗時期，米價是六七百文一石。今天我們吃的普通散裝大米，超市的價格是三四塊錢一斤。宋代的一石約合今天的118.4市斤，一石米在今天值450元左右。也就是說，宋朝的“六七百文”相當於今天的“450元”，算下來一文錢差不多是0.7元，一兩銀子差不多合700元。
我們再找幾個衡量中介來檢驗一下。《東京夢華錄》是一部記錄北宋都城東京汴梁社會生活的文獻，書裏說東京汴梁的夜市賣一種叫“炒肺”的小吃，一份不過二十文。這個炒肺，應該類似於今天的羊雜湯或鹵煮之類的小吃。今天北京街頭大排檔的這種小吃價格，應該在15元左右。算下來，一兩銀子合750元左右。這個結果，跟剛才用米價衡量的結果差不多。
宋朝筆記小說《青瑣高議》記載：慶曆年間，“都下（都城）馬吉以殺雞為業，每殺一雞，得傭錢十文，日有數百錢”。由此可知當時市場上殺一隻雞需要十文錢，今天市場上幫人殺雞大約是8元錢，這樣算下來一兩銀子合今天800元。
綜合以上的計算，宋朝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合今天的七八百元。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明朝一兩銀子的購買力。明朝萬曆年間，米價維持在半兩銀子一石。明朝一石等於十鬥，考古工作者曾測量出明朝成化年間的銅鬥容量為9635毫升，1000毫升米的重量為1.5市斤左右，算下來一石米約為145斤。今天145斤大米500多元，可知明朝一兩銀子買兩石米，相當於今天的1000元多一點。
成書於明朝中後期的小說《金瓶梅》記載，西門慶聘請溫秀才做秘書，每月工資是三兩銀子。如果按照前麵說的“一兩銀子合今天1000元略多”來計算，三兩銀子就是3000多元錢。秀才在古代的考取難度，類似今天的大學畢業生。西門慶所生活的地方是個縣城，今天在縣城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月薪也就是三四千元。可見，這個計算結果比較靠譜。
最後我們算算清朝時銀子的購買力。清朝乾隆年間，湖廣、江西地區一石米的價格在一兩半與二兩銀子之間。清朝的一石和明朝大致相當，大約合今天145斤。按照今天的米價作為衡量中介計算，清朝的一兩銀子大約合今天350元。
曆史學者戴逸在《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中指出：乾隆時期的中等農戶，年收入約三十二兩銀子。我們再來看看今天一戶農民家庭的年均收入有多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432元。如果按照一家兩個大人計算，2017年一戶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在27000元左右。如果清朝的三十二兩銀子與今天的27000元相當，那清朝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大約合今天的850元。
這兩種計算方法所得出的結果出現了一個較大的差距：用米價衡量，清朝一兩銀子合今天350元，用農民平均家庭收入來衡量則是850元。為何會有這麽大的差距？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清朝中期人口爆炸，農村人口劇增，而生產力水平又沒有質的飛越，人多地少導致米價上漲，農民生活處於貧困狀態。所以，乾隆時期農民的財富遠不如今天，不能將二者簡單等同計算。曆史學者張宏傑認為：清朝的乾隆盛世，是一個民眾“饑餓的盛世”，人均糧食占有量是秦始皇以來的曆代最低水平。康熙年間，米價才0.7兩一石，到乾隆年間至少漲了一倍，相當於民眾的財富縮水了一半，銀子購買力就下降了一半。顯然，上麵兩種計算方式，以米價計算出的“一兩銀子合今天350元”比較貼近乾隆朝的真實情況。也就是說，清朝一兩銀子的購買力，隨著時代的不同變化較大，在康熙時值700元，到乾隆時就僅值350元了。
以上就是通過購買力換算古代一兩銀子相當於今天多少錢，宋朝一兩銀子合700～800元，明朝一兩銀子合1000元，清朝一兩銀子合350～700元。
最後咱們得說明一下，用商品作為衡量中介來換算古代銀子購買力，並不是十分科學嚴謹的做法。因為古代的生產力水平和今天差距很大，古今的恩格爾係數（食品支出總額占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也大不相同，收入水平和貧富差距狀況更不可同日而語。另外，以米價作為中介，隻能衡量一個相對固定的時間段內的購買力，因為古代的米價波動很大，可能會受糧食豐收或歉收的影響，還可能受自然災害和戰亂等影響。所以，我們的計算隻能作為一個參照，管窺古代的物價水平，更多則是滿足一下我們的好奇心罷了。
51 古人花銀子如何找零
武俠小說裏，有很多關於在飯館吃飯的場景描寫。江湖俠客走江湖，吃完飯後經常甩下一錠銀子後瀟灑而去，找錢都不用！古人真的都這麽闊綽嗎？
前麵講過，銀子在宋朝才開始在市麵使用，明清時期才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也就是說，宋朝之前到飯館吃飯，你付銀錠都沒人敢收，這就跟今天在飯館付賬用支票的感覺一樣。即使到了宋朝，飯館使用銀錠的概率也極低，因為銀錠的“麵值”太大了。
銀錠俗稱元寶，一般有十兩和五十兩兩種鑄造規格。宋代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合今天人民幣七八百元，十兩的銀錠就是今天七八千元錢，五十兩的銀錠就接近四萬元了！所以銀錠主要用於儲藏財富和大宗商品付款，很少在市麵流通。就像今人在飯館吃一頓飯很難消費到七八千元，更不會不找零，除非花的不是自己的錢。
古人在市麵上最常用的是碎銀子，麵值要比銀錠小許多。碎銀子的重量不是標準化的，有大有小，比較隨機。所以古人使用的時候會隨身帶兩樣東西：一是剪子，二是戥（děng）子。使用時，用剪子剪下適量的碎銀子，用戥子稱。這種剪子和一般的剪子不太一樣，剪刀口很短，剪柄卻很長很粗，這樣利用杠杆原理可以更省力。戥子則是一種精確度極高的小秤，據說是宋代時出現的。戥子可以精確到厘，一厘大約是31.25毫克。不僅可以用來稱銀子，還可以用來稱金子或中藥等貴重物品。古人交易的時候，需要用多少銀子，就用戥子稱多少付款。戥子是中國古代花銀子時必用的計量工具。法國著名史學家布羅代爾在《15—18世紀物質文明經濟資本主義》一書裏曾描述古時購物的人“隨身帶有鋼剪，根據所購貨物的價格把銀錠鉸成大小不等的碎塊。每個碎塊都需秤出重量：買賣雙方都使用戥子”。小說《紅樓夢》裏也有諸多用戥子的片段，比如第五十一迴寫道：“於是開了抽屜，才看見一個小簸籮內放著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把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戥子來問寶玉：‘哪是一兩的星兒？’”
古人在交易時用剪子剪銀子還有一個作用，就是驗證白銀的純度，例如剪開看看裏麵有沒有摻假，看斷層是否夾鉛等。另外，古代經常花錢的人還會在腰上係一個銅鈴形狀的東西，裏麵裝有蠟塊，用於收集鉸下來的銀屑。銀屑積到一定數量，熔化蠟塊就能迴收成銀子。古人在省錢方麵也是絞盡腦汁，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樣的大手筆。你在穿越前一定要學會熟練使用剪子，否則穿迴去不會花錢事小，如果剪掉手指那就賠大了。
52 古代下頓館子多少錢
上篇說古代下館子吃飯花不上一錠銀子，那吃一頓飯到底能花多少錢呢？接下來咱們就詳細算算。
下館子花多少錢，關鍵得看你下什麽樣的館子。宋代城市經濟發達，民眾富裕，下館子吃飯比較常見，這方麵留下的文獻記載也較為豐富。咱們先以宋代為例，看看古人下頓館子的花費。
最便宜的是路邊大排檔的小吃。《東京夢華錄》記載，都城東京汴梁（今開封）街頭小吃攤上的煎魚、鴨子、炒雞兔、粉羹之類的，每份不過十五文錢。咱們前麵算過，宋代一文錢合今天七八毛錢，十五文就是十二元錢。這個價位不算貴，今天在北京買份鹵煮也得二十多元錢。
陸遊的《劍南詩稿》裏記載“百文錢就能在農村點個菜喝個小酒”，這樣算下來，在宋朝的蒼蠅小館吃頓飯也就是七八十塊錢。
高檔一點的，蘇軾《東坡誌林》裏說“那時三兩個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個五百文錢”，算下來合今天四百塊錢左右。
大飯店就不同了，《都城紀勝》裏記載，在南宋都城臨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樓裏吃頓上檔次的飯，都要在五千文以上，合今天4000元。
在宋徽宗時期東京汴梁的酒樓，官場宴請一頓飯都要在萬文以上，合今天1萬元上下了！不過，還有比官場宴請更貴的，那就是富二代追女生。在金庸的《射雕英雄傳》裏，郭靖請黃蓉吃頓飯，花了大約十九兩銀子。南宋年間，一兩銀子能換兩千多文錢。十九兩銀子得折合今天三萬多元錢，確實是大手筆！看來，無論在哪個朝代，撩妹子都是個費錢的事。
我們再看看其他朝代富裕階層一頓飯得花多少錢。《紅樓夢》裏，劉姥姥去榮國府，在大觀園吃了一頓螃蟹宴。這頓飯花了二十兩銀子，令劉姥姥不禁感歎“夠我們莊戶人家一年的開銷了”。《紅樓夢》的時代背景應該是清朝康熙年間。前麵咱們算過，康熙時期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大約相當於今天700元。也就是說，榮國府一頓飯花了今天14000元左右。注意，這還是家宴，這個錢數就等於隻是食材的價格。看來榮國府確實很有錢！
榮國府吃飯已經夠貴了，但還有更貴的，那就是清朝官場上的公款宴請。道光年間，陝西糧道張集馨經常接待各地官員，每次公款宴請的花費都在兩千兩銀子以上。並且他還留下了詳細的公款吃喝記載：“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須有燕窩燒烤，中席必須有魚翅海參。每席還要有活魚、白鱔、鹿尾。張道台的職位拿到今天來算，比市長大，比省長小，差不多相當於今天的副省級官員。這家夥一次公款吃喝就花掉兩千兩銀子，以乾隆年間一兩銀子合今天350元計算，張道台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幣70萬。70萬元吃了19桌飯，算下來一桌要三萬多元。嗯，可能是酒比較貴，一桌五瓶茅台，一萬塊沒了！
53 古人如何“存”錢
古人講究“財不外露”，可那時候又沒有銀行能存錢，古人都把錢藏在哪裏呢？
普通人家沒有多少錢，就把少量的銅錢穿成串掛在房梁上，隨用隨取。古代小偷也被稱為梁上君子，為啥小偷愛上房梁呢？因為房梁上有錢！
古代還有類似存錢罐的小型儲錢物件，叫作“撲滿”。撲滿一般為陶製或瓷製，形狀像一把沒有嘴兒和把手的茶壺，也有動物造型的，跟今天的儲錢罐很像。撲滿上方有一條短而窄的小孔，用於投幣。有的撲滿腹部還有一個凸起的環，用於拴繩子以便懸掛在房梁上。之所以叫撲滿，意為“滿則撲之”，即“裝滿了就敲碎取用”。撲滿在秦朝就已出現，在漢唐時流行。今天的中國台灣地區依然將儲錢罐稱為撲滿，歌曲《孤獨北半球》裏就唱道：“記得把想念存進撲滿。”
對於富裕家庭，家財萬貫，撲滿顯然是裝不下的。於是，古人就發明了撲滿的plus版——儲錢壇子。把錢財裝進壇子，封好口，埋在自家院子或附近的隱秘處，等今後需要用大數目錢財時，再挖出壇子支取錢財。撲滿相當於“零存整取”，儲錢壇子則相當於“定期存款”。
古人埋壇子的時候還會在上麵做一番偽裝，最搞笑的方法就是在上麵立塊牌子，寫上“此地無銀三百兩”。還有一種“多層掩埋法”——將裝有大量錢財的壇子深埋，再將裝有少量錢財的壇子埋在其上方淺層。這樣一來，盜賊即便挖掘，往往也隻能發現淺層的銀子。民國時期的上海名醫陳存仁家中分家析產，通過記載得知家裏藏了20壇銀子，但最初隻挖出了8壇。剩下的12壇哪兒去了？家人又擴大挖掘麵積，將房前屋後挖了個底朝天，也沒能挖到。後來有經驗的長輩提醒，在挖出8壇的地方繼續往下深挖，最後果真又挖出了埋在深層的12壇銀子。看來古人挖儲藏的銀子，真的要掘地三尺啊！
對於土豪家庭，壇子也會不夠用，所以又有了壇子的plus版——錢窖。他們選擇自家宅院裏最安全的地方挖錢窖，窖口狹小隱蔽，內部空間與地窖類似，可存放上噸的錢財。2010年在陝西華縣就發現了一個宋代遺留的錢窖，出土了數噸銅錢。錢窖裏的錢財怎麽還會被遺忘呢？其實曆史上這種事並不少見，多是因為政治動蕩或家族變故。例如有的大戶人家被抄家了，就掩埋了錢窖，想等他日再迴來取，但再也沒了機會。又比如戰亂突襲，舉家被迫搬遷，來不及帶走的錢財被遺落在錢窖裏。陝西發現的這個宋代錢窖，很有可能就是因為當年金軍南下，主人慌忙南逃，因而最終被曆史的滄桑唿嘯掩埋。
古時候也經常發生在老宅裏挖出前人儲藏錢財的事例，特別是在那些曆史悠久的古城。古代沒有“挖出文物上交國家”的規定，在自家宅院裏挖出來的財物都歸個人所有。宋代的洛陽就經常發生因為在宅院裏挖出前代遺留的財物而暴富的事，以至於當時洛陽人買房子還要額外交一筆“掘屋錢”，給賣房人作為可能挖出錢財的經濟補償。文獻記載：“地內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
除了深埋，古人還有許多奇葩的藏錢地方，比如說牆壁的夾層裏。《漢書》記載，秦朝焚書坑儒時，孔子的後裔將古籍藏到孔子故居牆壁夾層中才得以保存。後來有錢人就用這個辦法來藏錢，一直沿用到晚清民國時期。我還聽說過一種清朝時晉商的奇葩存錢方式，就是將銀子熔化後灌進地板，這樣肯定丟不了。
近年，經常有老屋拆遷牆壁發現錢財的新聞。2014年，廣東雷州一農村祖屋被台風吹倒，清理斷壁殘垣時在牆壁夾層裏意外發現了29枚清末明初時期的銀元，價值數百萬。2016年，山東一座老屋拆遷，牆壁夾層發現大量銅錢，價值高達千萬。如果你的家中有老宅祖屋，不妨拆開牆壁看看，沒準兒你就會一夜暴富！
54 古人一年要交多少稅
作為一國之國民，就要納稅，古今中外皆如此。那古人一年要交多少稅呢？我們將以漢朝為例來計算一下。（友情提示：這篇文章涉及許多基礎的數學四則運算，“數殘”的朋友請慎重決定是否閱讀。）
曆史教科書總說漢朝稅賦低，其實低的隻是田租一項。漢朝老百姓需要交的賦稅有很多種。第一部分是“田租”，屬於土地稅，你有多少田產，就要交多少稅。田租一般交東西，例如穀物和芻稿，芻稿就是草料。我們一般說的漢朝“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指的就是這部分的稅率。田租在全部賦稅中隻占小部分。第二部分是“賦”，賦屬於人頭稅，按你家的人口數量交。不同的人，交的標準不一樣。3～14歲的少年兒童，交口錢，每人每年交二十三錢。15歲就被看作成年人了，要交算賦，每人每年交“一算”，一算為一百二十錢。算賦要交到56歲。如果你家養奴婢了，每個奴婢每年交兩算，這筆錢是需要主人交的。養奴婢加倍交算賦的做法是為了抑製豪族大戶蓄養奴婢，使自由民減少從而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同時也是為了抑製家族豪強勢力。如果是商人家庭，也要加倍，每人每年交兩算。這是重農抑商的表現，怕大家都去經商影響農業生產。最悲慘的家庭是家裏有大齡剩女的，漢惠帝時規定：女子從15歲到30歲還不出嫁的，加倍征賦，最高可達五算。這麽做是為了鼓勵結婚，多生育人口。剩女到了30歲就不用加倍交算賦了，因為國家也明白：過了30歲還沒嫁出去的，這輩子可能都嫁不出去了！
第三部分是“更賦”，屬於代替自己服役的“免役稅”。那時的成年男子每年都要給國家服役。比如服“更卒”，就是一年給當地政府義務勞動一個月，挖個水渠，修個城牆。服“正卒”就比較坑了，要去首都給朝廷當兵。好在這種正卒一生隻服一次，一次一年。最坑的要屬服“戍卒”，每年都要去邊境戍邊三天。你家離邊境近還行，離得遠就慘了，戍邊三天，路上來迴都得走幾個月！所以漢朝政府就出了個法子：你不去戍邊也可以，但得交錢，國家花錢雇人替你幹，一年一次三百錢。
漢朝老百姓還要交“獻費”，獻費獻給誰呢？當然是皇帝！皇帝天天操勞國家社稷，時時惦記天下蒼生，“孝敬皇帝”難道不是應該的嗎？這就是皇權專製社會下的狗屁邏輯！漢朝的獻費是每人每年六十三錢。
除了以上按照田產和人口數交的稅外，還有以家庭為單位交的“戶賦”，以家庭為單位，每戶每年交二百錢。
另外，還有特殊商品消費稅。漢朝時實行鹽鐵官營政策，因此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鹽是國家專賣，價格很貴，買鹽就是變相向國家交稅。
一個五口之家生活在漢朝，假設家中有兩兒一女，一年交的賦稅加起來大約在兩千錢，另外還要上交糧食產量的7%。當然，這個交稅總額是在你家沒有剩女的前提下。如果你有一個成年還嫁不出去的女兒，交的稅更多！
那漢朝的一個家庭收入是多少呢？根據鳳凰山10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來看，一戶家庭最多能有50畝地，漢朝一畝地的糧食產量大約是兩石，所以一戶家庭一年大約有一百石的收入。這是比較富裕的家庭了，要知道，當時一個縣令的收入也就是一年四五百石。再按照糧價換算，收成比較好的年頭，一石糧食大約是五十錢。一百石就是五千錢，再交給國家兩千錢，稅收達到了40%左右。你可能覺得這個稅率太高了。但秦朝時征收的是“泰半之賦”，意思是稅收達到個人總收入的三分之二。與秦朝相比，漢朝的賦稅真的算得上“輕徭薄賦”了！
55 古代哪個行業最賺錢
俗話說“敲鑼賣糖，各幹一行”。古代也是行業眾多，唐朝時就有三十六行的說法，後又延伸出七十二行和三百六十行的說法。這些都隻是行業種類的約數，實際上遠不止這些。這麽多行業裏，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賺錢的呢？
很多人首先會想到清朝的廣州十三行。的確，清朝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隻授權廣州十三行做對外貿易，其經營的是壟斷性業務，所以利潤非常高。十三行的行商們，個個都富可敵國。總行商伍秉鑒，在道光十四年時的資產已達2600萬銀元，折合白銀2000萬兩左右。要知道，當時清朝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也就4000萬兩左右。《華爾街日報》對伍秉鑒的評價是“擁有世界上最大商業資產的天下第一大富翁”。可見，伍秉鑒就是那個時代的世界首富。
壟斷性的對外貿易隻存在於特殊時期，是特殊體製造就的產物，不具有普遍性。而在古代常見的行當裏，最賺錢的應是販鹽。
鹽是維持人生命的必需品。在沒有冰箱的古代，鹽可以醃製食物使其減緩腐敗變質。鹽在古代的戰略地位，類似於今天的石油。而且鹽不是每個地區都出產，因而具有稀缺性。可一旦發現某一地區產鹽，其開采成本又很低，所以，古代的產鹽地就像今天的中東產油國，閉著眼睛都賺錢。
但這麽賺錢的行業，古代政府是不會放過的。我國很早就對鹽實行官營了。春秋時，齊國之所以強大，很大程度是因為實行了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國家專營鹽業，“便魚鹽之利”。戰國時，秦國商鞅變法，也有相似的政策。漢朝初年，鹽業開放民營，很多販鹽的商人成為巨富豪強，富比王侯，讓中央政府極其擔憂。漢武帝時，常年對外戰爭，國家財政吃緊，又開始實行鹽業專賣，即“鹽鐵官營”政策，由官府直接組織食鹽生產、運輸和銷售，禁止民營。漢朝政府獲得巨大利潤，這才緩解了連年戰爭導致的財政危機，另外，也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地方豪強勢力。以後的曆代政府，都對鹽業嚴格管製。在很多朝代，販賣私鹽是和謀反一樣的重罪。但盡管如此，依然有許多亡命之徒冒著殺頭的風險販賣私鹽，因為利潤實在太高了。
私鹽的利潤率有多高？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北宋時，政府在陝西壟斷經營的青海鹽售價是每斤四十四文，而在青海產地的價格每斤僅為五文，開采成本則更低。一般情況下，售價是成本的20倍甚至更多。在今天，這個利潤率估計也隻有販毒能達到了。暴利之下，私鹽販子自古便富可敵國。甚至有些私鹽販子靠販賣私鹽起家，然後組建軍隊，起義造反。比如隋末的程咬金、唐末的黃巢、元末的張士誠，都是販鹽出身的農民起義領袖。
到了明清，政府對鹽業改為特許經營，給商人發放“鹽引”，類似今天的特許經營許可，憑鹽引可在鹽戶那裏合法收購食鹽，然後再轉運倒賣。食鹽低價買高價賣，日進鬥金不在話下。為了獲得鹽引，鹽商需要承擔官方分配的任務，比如向軍區運送軍糧。當然，鹽商也需要向主管鹽業的官員巨額行賄。清朝主管鹽業的官員是各地的“鹽道”，也是“最肥”的官職。
明清兩朝的鹽業，是官商勾結獲取暴利的典型行業。當時盛極一時的晉商和徽商，就是在鹽業特許經營製度下靠官商勾結而起家的。徽商販鹽產業的集中地是交通便利的揚州，揚州鹽商有著極高的智商和情商，能夠牢牢抓住統治者的心理，時刻想方設法討好權貴。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揚州鹽商都主動請纓負責接駕事宜，把乾隆伺候得非常舒服。乾隆在位時有個叫鮑誌道的鹽商，他在擔任淮鹽總商的二十年間，共向朝廷捐銀兩千餘萬兩、糧食十二萬餘擔，受到政府的多次嘉獎。伺候好了權貴，自然能獲得權力的庇護從而賺錢，揚州鹽商正因深諳此道才成為明清時期最富有的商人群體。
56 古人有夜生活嗎
古代中國是傳統的農耕型社會，大部分人遵循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時間。在先秦時就已經有的十二時辰計時法中，晚上9點開始的亥時又名“人定”，意思是人得定住了，該睡覺了。其實古人也不是天黑了就馬上睡覺，多少還是有點夜生活的。不同階層的人，夜生活的豐富程度也不盡相同。
對於廣大農村民眾而言，天黑後就大多都睡覺了。畢竟那個時代照明太貴了，無論是油燈還是蠟燭，都是普通民眾消費不起的，蠟燭得到明清時期才能進入平民階層。所謂的“挑燈夜讀”，那都是古代有錢人家的生活方式。小說《阿q正傳》裏，富裕的趙家人為了節省燈油，到了晚上也不經常點燈。
平民人家如果睡不著，最普遍的夜生活就是借著月光家人一起嘮嗑。內容比較正經的叫“講古”，長者們往往會給後生們講講曆史故事和禮儀規範，有時候還會講一些人生經驗。長者們談笑風生地講古，不光能打發時間，還有社會教化的作用。正所謂“老人不講古，後生會失譜”。內容不正經的嘮嗑就是講各種鄰裏八卦，故事笑話，或者一些葷段子，統稱為“講白話”。“講白話”的內容中，最受歡迎的是民間誌怪鬼故事，以及嘲笑諷刺“傻子”的笑話，獵奇與娛樂是古今人皆有的通性。嘮完嗑後大家就都上床了，如果還不睡覺，可以“為愛鼓掌”，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娛樂方式。
城裏麵稍微好一點，晚上還能聽一聽巡夜人員打梆子的聲音，提醒你注意防火防盜。唐朝之前，城裏人想晚上出去逛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時有嚴格的“夜禁製度”，晚上出去上街會挨揍的。唐朝法律就規定：諸犯夜者，笞二十。《三國誌》裏記載，曹操當年執法嚴格，靈帝寵愛的宦官蹇碩，其叔父晚上出來溜達，犯了夜禁，被曹操處死，從此都城就沒有再敢犯夜禁的了。此事足以看出古代的夜禁製度的嚴格。統治者之所以嚴格夜禁製度，是為了防止違法犯罪和民眾造反，根本上是為了維護君主專製體製。唐朝中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府控製的鬆弛，夜禁製度逐漸廢弛。根據學者考證，揚州城是第一個廢止了夜禁的城市。
到了宋朝，夜禁製度徹底取消，北宋都城開封徹底成為不夜城。每至傍晚，夜市開始，民眾可以到酒樓茶坊欣賞音樂舞蹈，有點類似今日的演藝類酒吧夜總會。《東京夢華錄》記載：“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伎女數百，聚於主廊槏麵上……”開封城裏，夜晚最繁華的要屬馬行街，燈火通明，人聲嘈雜，煙霧繚繞。蚊子最怕燈油，所以馬行街連蚊子都沒有。那裏娛樂場所眾多，除了曲藝之外，賣卦、喝故衣、探博、剃剪、紙畫、令曲、講史等各類娛樂遊戲應有盡有。宋朝夜市還有很多地攤大排檔，二十文便能買一份小吃，合今天十來元錢。這些夜市大排檔的營業時間很晚，有的營業到淩晨，等收攤的時候，早市營業者已經出攤了。古人這種幸福的夜生活隻在宋朝持續了三百年，元朝重新開始夜禁，明清循之，於是古人的夜生活又複歸沉寂。
盡管古代常有夜禁，但權貴階層在自家還是可以通宵娛樂的。他們晚上開夜趴，搞酒會，還有各種海天盛筵。曆史上最為著名的豪門夜趴，要屬南唐兵部尚書韓熙載的夜宴了，其場麵還被記錄到名畫《韓熙載夜宴圖》裏。韓熙載的夜趴裏，有琵琶獨奏，有六幺獨舞，有管樂合奏，場麵非常熱鬧。參加這場夜趴的，不光有官員權貴，還有新科狀元，甚至還有韓熙載的和尚朋友。古代的和尚也愛夜生活啊！其實無論生活在哪個時代，要想過得好，你都得有錢！
57 古人的假期有多少
古人大部分不上班，隻有政府官員等少數群體有假期，那他們的假期有多少天呢？
先秦時期的文獻有限，休假製度也無從考證了。但那個時代世卿世祿，官員都是世襲的，當官既是自己的工作，又是日常的生活，既然是給自己幹，放假與否也就無所謂了。
漢朝時，官員每工作五天放假一天，稱為“休沐”。沐，是指洗頭發，也就是說每五天放假一天讓你迴家洗頭發，順便探親。《史記》記載：“每五日洗沐歸謁親。”為何漢朝把洗頭發看得這麽重要呢？因為漢朝官員上班是“寄宿”製，平時的吃住都在官衙裏。官衙裏洗頭發不方便，而古人又都是長發，五天不洗就得出油，所以每五天給你放假一天，讓你迴家收拾幹淨了再迴來為皇帝服務。這樣做，也能提升政府的形象和權威。試想，如果老百姓看見的官員都是胡子拉碴，頭發打綹，像叫花子一般，誰還會聽你管？漢朝的休沐就如同今天的周末，中國是最早過周末的國家。
除了休沐假外，漢朝還有節日假。漢武帝時，中國人開始過春節，於是就有了春節假期。另外，冬至和夏至日也可以放假一天。這樣算下來，漢朝官員一年的假期總共有60天左右。西漢時，官員還可以花錢買假休。郎官隻要出錢給宮中添置財物，就可以出宮購物獲得休假。古代老百姓服勞役時可以花錢免役，郎官花錢買假也類似這個路數。
到了唐朝，官員已經不需要在官署寄宿了，下班後直接迴家，於是休沐假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不過考慮到官員為皇帝服務太辛苦，唐朝也給官員放假。由於公務繁忙，休假太多耽誤工作，所以把每五天休一天改成了每十天休一天，稱為“旬假”。那唐朝人的假期減少了嗎？並沒有，雖然例假少了，但節日假變多了。唐玄宗時，頒布了關於假期的紅頭文件《假寧令》，規定“元正（元旦）、冬至，各給假七日”。這樣，唐朝人比當代提前一千多年發明了“黃金周”。《唐六典》中對官員的節日假記載得非常詳細，除了兩個黃金周以外，寒食節連著清明節放假四天，中秋節、夏至、臘月各放假三天，像立春立冬等重要的季節節點各放假一天。此外還有宗教節日，比如四月初八浴佛節。據曆史學家陳聯陞統計，唐朝的節日假總共有53天，再加上平時的旬假，唐朝官員每年的假日至少能達到100天。
宋朝是中國曆史上生活最舒服的朝代，假期自然也不會短。《文昌雜錄》載：“官吏休假，元旦、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夏至、中元各三日；立春、清明各一日；每月例假三日。歲共六十八日。”另外，宋朝的地方官衙，每年臘月二十就停止辦公了，叫作“封印”，讓官員準備迴家過年。那什麽時候“開印”呢？隻要在來年的正月二十前即可。這樣算下來，宋朝官員過年時實際能放假一個月。此外，宋朝還有很多奇葩的臨時假日。比如太祖父親臘月初七去世，就曾放了七天假。仁宗的母親臘月初十生日，就曾放了三天假。真宗時，因傳有“天書下降人間”的祥瑞之事，又將正月初三日定為“天慶節”，放假五天。這樣算下來，宋朝的實際假期加一起比唐朝還要多一些。真心感覺宋人的生活幸福指數達到了古代的高潮！
到了元明清三朝，中央集權進一步發展，為了加強對社會的控製，官員工作自然不敢放鬆，旬假逐漸淡化甚至一度被取消。節日假也少得可憐，明朝《古今事務考》中說：“國朝正旦節（元旦）放假五日，冬至三日，元宵十日。”最恐怖的是朱元璋時代，他自己是個工作狂，因此也不許員工休息，一年隻放假三天。綜合各種說法，明清兩朝每年的假期最多不超過50天。
縱觀古代假期長短的變化，本質上體現的不光是統治者人性化的增減，也是朝廷對社會管控程度的變化——越是專製的時代，就越需要加強對社會的管控，官員的假期也就越少。
58 古人如何寄信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在通訊技術落後的古代，寄信是最常見、最重要的信息通訊手段。那古人是如何寄信的呢？有人會想到古代的驛站係統，遍布全國，高效快捷，還有“五百裏加急”。但你想多了！驛站是專門給皇家和官府使用的，跟平民沒有關係，那個時代“不為人民服務”。
作為普通民眾，寄信最常見的方式就是找熟人捎帶。
古人一般不出門遠行，除非特殊情況，比如說書生趕考。如果是秀才去考鄉試，一般去省城，這樣省內信件就可以捎帶了。如果是舉人考會試，那就得進京了，基本上半個中國都能捎帶了。
官員調轉或進京述職，也可以幫人捎帶信件，前提是你得有個做官的朋友。有的官員朋友太多，出行時幫人捎帶信件也會成為負擔。《世說新語》就有一則故事：東晉有個官員叫殷洪喬，在豫章（江西南昌）做郡守。他從南京述職後迴豫章，當地的朋友就托他捎帶信件，好家夥，一共有100多封信！到了南京以後，殷洪喬把這些信全扔到了水裏，嘴裏念叨：“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我殷洪喬又不是信差！”其實這事在今天也有類似的版本：你要出國旅行，突然好多朋友讓你去免稅店幫忙買東西帶迴來，給你列了長長一個單子，你說煩不煩？
除了熟人捎帶，寄信的第二種方式是找專門的代理人郵寄。親戚朋友出差可遇不可求，而有的行業則是定期規律性出差，比如說古代的商人群體。商人經常出去行商，走南闖北，速度也快。所以找商人捎帶信件是很不錯的選擇。商人捎帶需要付費，一般是幾十文到上百文不等，折合今天百八十塊錢。送到目的地時，如果收信人熱情好客，還會留捎信人吃頓飯。
另外，古代還有專業的信客，專門以幫人傳遞信件或物品為業，是那個時代的快遞小哥。信客這一職業一直到20世紀還存在，餘秋雨就寫過散文《信客》，對其有細致的迴憶。
古人寄信，都會把信放在密封的細長筒裏麵，一般是竹筒，這樣既能保證信件不被損壞，也能保證隱私安全。這種裝信的桶叫作“郵筒”，在唐朝時就有這一稱唿了，並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還有用飛鴿傳書的，但成功率比較低。距離近一點的還行，遠的就很難了，畢竟鴿子沒有gps導航係統。飛鴿傳書一般隻能飛單程，寄信人從出發地出來時帶著鴿子，到目的地把信件拴在鴿子身上，讓鴿子飛迴出發地送信。你想讓鴿子飛到別的地方送信？不好意思，鴿子做不到啊！另外，有些地方的人愛吃鴿子，鴿子送信途中甚至可能“因公殉職”。王老師生活的城市長春，旁邊有個伊通縣就以燒烤鴿子聞名，很難有鴿子能夠活著飛過伊通的上空。雖然飛鴿傳書成功率較低，但古人也有提高成功率的辦法，用多隻鴿子傳遞內容相同的信件，活著飛迴去的概率就大了。
在家書抵萬金的時代，收到家人或朋友的信件是十分不易的事，所以才會倍感幸福，這種幸福感在通訊發達的今天是很難體會到的。所以古人倍加珍視信件背後所帶來的情感慰藉，那才叫“紙短情長”。在車馬慢的時代，情侶間寫一封信寄出，收到時可能已過去半年。所以說那個時代“一生隻夠愛一個人”，不像現在，手機隨時可以撩一撩，半年時間都談完好幾場戀愛了。
59 古人如何運輸“加急快遞”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大家都知道楊貴妃愛吃荔枝。然而在交通並不發達的古代，楊貴妃的荔枝是怎麽運輸的呢？
首先我們得先了解荔枝的運輸距離。楊貴妃吃的荔枝，可能有兩個產地，一是巴蜀，二是嶺南。巴蜀是今天的四川和重慶一帶，唐朝時那裏的氣候比現在暖和，盛產荔枝，楊貴妃吃的荔枝可能產自合江或涪陵。嶺南即兩廣和海南一帶，至今依然是各種水果的重要產地。楊貴妃當時住在唐朝的都城長安，巴蜀到長安的距離相對還算比較近，有二千多裏，北上越過秦嶺就可到達。盡管如此，唐玄宗為了心愛的人能更快一點吃到荔枝，還動用國家力量，為運送荔枝修建了“高速公路”。早在秦朝時，為了加強對地方的控製，全國就已修建起四通八達的國家級道路。之後的曆代王朝又沿用並擴建，組成了我國古代的全國道路交通網。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從長安南下子午穀，翻越秦嶺，通往漢中、巴蜀的“子午道”。唐玄宗就是在子午道的基礎上，修整開辟出一條更為便捷的路線，並沿途設立驛站，用來運輸荔枝，所以曆史上又稱之為“荔枝道”。
“荔枝道”上的最快運輸速度有多快呢？當年安祿山在範陽起兵造反，範陽到長安郊外的華清宮相距一千五百公裏，六天之後，唐玄宗就得知了這一消息，可見當時最高的行路速度可達每天二百五十公裏。“荔枝道”運送荔枝的速度應該和這個差不了太多，一千多公裏的路程，快馬加鞭五天也就送到了，隻怕會累死狂奔的“皇家快遞小哥”。
快馬運輸，道路會很顛簸，荔枝很容易就會被擠壓成“荔枝汁”。而且荔枝收獲時節的天氣很炎熱，搞不好就會腐爛變質。但楊貴妃吃到的荔枝是新鮮完好的。《新唐書》記載：“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驛傳送，走數千裏，味未變已至京師。”當時是怎麽做到保鮮運輸的呢？王老師看過兩種說法。
第一種是“竹筒保鮮運輸法”。采摘下的新鮮荔枝，連枝帶葉放於竹筒中並用泥巴密封，這樣運輸既保鮮又防壓。第二種運輸法更為用心，可稱“木箱低溫運輸法”。製作一個帶夾層的木箱，在夾層裏填充棉花和羊毛，將新鮮的荔枝和冰塊一起放入木箱內部並密封，便可保證運輸時箱內低溫保鮮。此方法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冷鏈運輸技術，通過這種方法運輸到長安的荔枝，色香味俱全。
楊貴妃也吃嶺南的荔枝。兩廣地區光照時間長，荔枝的味道更甘甜。《新唐書》中便有楊貴妃吃嶺南荔枝的記載：“楊貴妃嗜鮮荔枝，嶺南節度使張九章乃置騎傳送，奔走數千裏至京師。”多說一句，這個張九章，就是那個寫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大詩人張九齡的弟弟。楊貴妃得寵時，各地官員爭相進貢，張九章因進貢荔枝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官至戶部侍郎。可嶺南到長安得有二千多公裏的路程，前麵說過，唐朝最快的運輸速度是一天二百五十公裏。二千多公裏的路程，得要10天的時間，荔枝爛了怎麽辦呢？一種比較靠譜的推測是“荔枝樹整棵運輸法”：在荔枝將熟還未熟時，就連根帶土地將整棵荔枝樹移植到盆裏，然後用船水運北上。快運到長安的時候，荔枝也快熟了，這時將荔枝摘下，再用驛站快馬加鞭運到長安。
看來，古代皇帝撩妹子也是個技術活。但楊貴妃也因愛吃荔枝而背上了曆史黑鍋，包括杜牧在內的一大票人，恨不得將唐朝的衰敗都歸咎於楊貴妃。其實嶺南進貢荔枝的曆史在漢高祖時就開始了，那時的南越王就進貢過荔枝。到了漢武帝時，還曾將荔枝樹移植到長安上林苑。但長安氣候養不活荔枝，漢武帝因此還殺了看護荔枝樹的人。一直到清朝乾隆時，還有福建進貢荔枝的記載。帝王們吃荔枝沒事，楊貴妃吃荔枝就國將不存，這是什麽道理？紅顏禍水的根源還是在於她們背後的男人，女人隻是背黑鍋的而已。
60 古人出行如何認路
今天我們去陌生的地方旅行，無論是開車自駕，還是背包步行，都不用擔心迷路，因為現在的導航設備太發達了。就在十幾年前，還沒有這樣發達的導航設備，司機開車遠行，隻能靠隨身攜帶的道路交通圖。到了陌生的城市裏，如果想找一個具體的地方，地圖又沒有詳細標注，那你就得找向導了。那時候，每個城市入城的公路旁，都會有許多“職業向導”，手持一張白紙站在路邊招攬生意，紙上寫著“指路十元”之類的。這種向導一般都是當地人，對當地的道路交通非常熟悉。
那在沒有導航且交通欠發達的古代，古人出行是如何認路的呢？
古代的交通工具落後，但道路交通網還是比較普及的。秦朝統一天下後，為了加強對全國的控製，正式建成了連接全國的道路交通網，將以前各諸侯國的主幹道路連接起來，並將道路的標準和車軌寬度統一，這就是“車同軌”製度。以後的曆朝曆代都沿襲了秦朝的做法——江山要想坐得住，先修全國高速路。
這種政府主持規劃並修建的道路，古代稱之為官道，也做傳遞官方信息的驛道使用。官道的主幹線以都城為核心，向地方最高一級的行政單位和大都市輻射。幹線下麵又有若幹分支，連接地方上所有的城鎮。以清朝為例，官道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官馬大路”，從都城北京向全國輻射，是通往各大省城的官道幹線，這類道路相當於今天的收費高速公路。第二等級是“大路”，主要從省城通往該省下轄的各重要城市，類似今天的國道。第三等級是“小路”，從大路或各重要城市通往下屬城鎮，相當於今天的省道。所以，沿著官路走，基本能到達全國各個城鎮。
那古人怎麽能知道官路的分布和走向呢？靠的也是交通地圖，古時候叫作“路程書”。特別是宋朝以後，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大量商人要在全國走南闖北，需要有具體的道路指導，各類水陸路程書和地圖就應運而生。路程書記載主要道路的分布和走向，為人們的出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明朝時最著名的路程書是《一統路程圖記》，它既是一部路程書，也是一部行商指南。另外，官員進京述職，也需要路程書和地圖指導趕路。據《古杭雜記》記載，宋朝時“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裏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批閱”。
使用路程書和地圖的時候，要如何識別路線方向正確，不走偏呢？古代的主路兩旁都栽有樹木，可以以此辨別道路的走向。《國語·周語》載：“列樹以表道。”路旁栽樹的目的，一是能夠方便過往路人庇蔭納涼，二是表明路的走向。所以，隻要沿著規則排列的樹木走，基本不會跑偏。
那如何判斷走了多遠呢？古代的主要官道上，官府會沿途每隔一段距離就建一座驛站。唐朝時，全國“凡三十裏一驛”；宋元兩朝，六十裏一驛；明朝時，六十裏或八十裏一驛。驛站的功能類似於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務區，裏麵可以吃飯、住宿、換馬等，但隻為官府服務。盡管一般民眾不能享受驛站服務，但可以根據驛站判斷行路的距離和此刻所處的位置。今天我們在高速路上行車時，就可以通過裏程牌來判斷目的地的距離。而古代也有類似的“裏程碑”。至少從東漢開始，官道上就已經設置了用於判斷距離的“堠”。堠是一座小土堆，每五裏設置一座，當作判斷距離的標記，是為古代的“裏程碑”。
在岔路口如何判斷走哪條路呢？古代也有類似路標的指示牌。在湖南邵陽地區，至今還有古代遺留下來的道路指示牌，叫作“擋箭碑”。“擋箭碑”立於道路交叉口，碑上有字，會標明左走某處、右走某處、前麵是哪方、後麵是何地。如果沒有路標，最笨的辦法就是到路口找人問路，一般重要道路的交叉口都是交通要道，即便沒有驛站，也會有人煙。還需要說明的是，古人出行不太愛走陸路，如果有水路能走，一定不會選擇陸路。特別是隋朝開通大運河後，南北行走的商人，大多會選擇到運河沿線的碼頭乘船趕路。如果是走運河，基本上就不會走丟，畢竟沒有跑偏的機會。
61 古人上學要花多少錢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來越強。為子女創造良好的教育條件是每個家長的心頭大事，為此買學區房，報課外班，各種“為孩子的明天”努力。也正因此，教育費用成為許多家庭開支中的大頭兒。那麽，古代的學校什麽樣？學費貴不貴呢？
中國古代的學校分為兩大係統，一是官學，二是私學。
所謂官學，是指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直接創辦和管理的學校。中央級別的官學，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太學和國子監。地方官學，就是各級行政區劃內官府辦的學校，又稱鄉學或學宮。《周禮》稱：“鄉有庠（xiáng），州有序，黨有校，閭有塾。”庠、序、校、塾就是古代地方各級學校的名稱，後兩個名稱我們熟悉，但前兩個名稱大部分人是不知其含義的。記得讀大學時，我們曆史學院大廳有麵鏡子，上麵漆有四個字“蔭澤庠序”。當時大部分同學都不認識第三個字，更別提理解這句話的意思了。後來我們終於明白了，這就是蔭澤學校的意思。
西周時，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學就已經蓬勃發展，形成了“學在官府”的傳統。官學本身，既是學校，也是政府機構，教師也是由官員兼任。西周的官學是不收學費的，以後曆朝曆代的官學也大多免費。那官學的經費來源是哪裏呢？主要是靠政府撥款，還有士紳商人的捐贈。宋朝時，由於人口數量龐大，官學學生太多了，光靠撥款和捐贈難以滿足官學開支。於是，宋朝開創了一種“學田”製度。所謂學田，就是國家撥給學校或者學校自行購置一定數量的土地，作為學校的固定資產並租給附近的農民耕種，所獲得的收益就可以用作官學的開支。後來中央的國子監也開始實行學田製度。學田製，為以後各朝各代教育經費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範例，保證了官學的免費就讀。
官學不光免費就讀，有時候還能領到一些零花錢。比如宋代的太學，不光免學費，吃住也免費，學生每月還可領1000文。宋代1000文，其購買力大約合現在的800元，這些錢現在的大學生也夠花了，要知道，這是除了吃住以外的純零花錢。當然，在古代能上官學也是很不容易的。初期，官學就讀的大多是貴族子弟，屬於權貴階層；唐宋之際，官學開始向平民子弟打開大門，但得是學習特別好的才俊。古代官學的免費，有點類似於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大學免費。那時候讀大學，不光免費，還管吃管住，畢業還分配工作。
需要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古代的官學也會收一些自費生。比如漢代的中央太學有兩類學生，“正式生”和“特別生”。正式生由中央直接選拔入學，屬於公費生，政府還發俸祿；特別生由地方選送到太學，屬於自費生，盡管也不需要交學費，但沒有俸祿，食宿費用需要自理。所以，太學中有些貧寒的子弟，需要一邊學習一邊做小工，這就跟今天的打工上學類似。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古代私學的費用。
私學的開創者是孔子，他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給了普通大眾讀書的機會。私學的老師不是政府官員，國家財政也不支付其工資。古代官學的老師相當於今天有編製的教師，而私學教師沒有編製。私學類似今天的補習機構，上學得交學費，孔子定的學費標準是十條束脩，束脩就是肉幹，類似今天的臘肉。這個價格說貴不貴，說便宜也不便宜，因為那個時代吃肉還是不容易的。那如果交不起肉幹，是不是就沒有機會上學了呢？也不是。老師也可以不收你學費，但你得幫老師家幹活，以工代費，有點像今天導師帶研究生的意思。
後來私學漸漸普及，運營模式也成熟起來。私學的經費來源也趨於多樣化，有地方士紳的捐贈，還有政府的補助，所以個人繳納的學費也逐漸降低，普通家庭也能承受得起了。以明清為例，一個學生讀私塾的費用一般為每年80斤到120斤小麥。這個數量，當時半畝地的產出就足夠了。清朝人口劇增以前，一戶中等自耕農的家裏大約能有5畝地。這樣算下來，一個學生的上學費用約占到全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62 古人上學累嗎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重視教育的國度，這也是我們的文明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那古人上學累嗎？咱們就來考察一下。
漢朝時的中央官學是太學，其教學製度並不是很嚴格。沒有規定畢業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上課和學習都比較隨意。但太學非常注重考試，用考試的方法督促學生自主學習。這一點跟今天西方的大學比較像，學校不重視日常考勤，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在考試上見分曉。漢朝太學的考試是一年一次，也叫“歲試”。歲試的考試方式叫“設科射策”。考試前，考官將寫有考題的竹簡根據難易程度分為兩科，學生根據自己的水平選擇一科，然後進行抽簽選題。抽簽的方式很有趣，考生任意投射案上的試題竹簡，射中哪個就答哪個，有點像今天公園裏的套圈遊戲。經過歲試，成績好的可以授官，成績不好的勒令退學，成績一般的就繼續留在太學讀書。這麽看來，漢朝人讀書完全靠自覺，具體累不累要看個人。
到了唐朝，中央官學的模式大體上與漢朝類似，但考試的頻率大幅度提高。唐朝的考試有旬考、月考、季考、歲考等諸多名目。今天的中學生也有周考、月考、期中期末考、模擬考等，真可謂“古風猶存”。另外，唐朝有嚴格的勸退製度，連續三年考試不合格、在校九年未畢業、曠課太多等情況都會被勒令退學。考試多，規矩多，所以唐朝學生真心比較累。也許是太累的緣故，唐朝設立了固定的假期。每十天休一天的叫“旬假”，類似今天的周末。“田假”和“授衣假”一次休15天：田假在農曆五月，讓你迴家幫助幹農活；授衣假在農曆九月，讓你迴家準備冬季衣物。“田假”和“授衣假”類似今天的寒暑假。
隋唐時建立了科舉製，極大加重了古代學生的學業負擔。為了考科舉，學生們都是日夜苦讀。所以，唐朝之後的學生上學隻能更累。
官學如此，私學也不可能輕鬆。私學的師資和平台都比不上官學，所以學生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私學沒有統一的教學製度標準，各類私塾、書院都是自行安排作息時間，一般天亮即入學，下午放學。盡管放學比今天早，但放學後的作業很多。古代科舉考試需要熟背經典文獻，所以大家放學後得繼續背書。必背的儒家經典“十三經”，原文和注釋加起來有60多萬字，這可不是今天背幾首古詩和幾篇文言文能比的。明代文人謝肇淛有“夜讀書不可過子時”的名言，子時是現在的晚上11點到次日淩晨1點，說明那個時候讀書到淩晨是普遍現象，所以才會有這種勸告。
要說古代上學最累的，還得是清朝的皇子群體。清代史學家趙翼曾大發感歎：“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清朝皇子6歲即入學，15歲封爵後方可畢業。每天天不亮就要進宮，比上朝的大臣還要早，因為要比老師早到一個小時溫習前一天的內容。每天的課程也非常繁重。早上5點就要開始上第一節課，類似今天的外語課，學習滿語和蒙古語，有時還要選修一些藏語和維吾爾語。第二節課是漢文課，類似今天的語文和曆史，不但要學儒家經典著作，還要學《史記》《漢書》等官修史書本朝先輩的創業史以及先帝留下的聖訓。這節課時間最長，要從早上7點多到下午3點左右。最後是體育課，要學騎馬和射箭，下午5點才能放學。每天上學期間除了吃飯時間隻能休息兩次，每次15分鍾。更為恐怖的是，他們沒有周末，沒有寒暑假，一年當中隻有5天能夠休息——春節、端午、中秋、皇帝生日和自己生日。即便是大年三十那天，也隻能提前放學而已。這種嚴苛的教學模式使清朝皇帝的文化素養都很高，遠高於明朝皇帝。所以，別以為生在皇家就能一輩子吃喝玩樂，在清朝當皇子可沒那麽容易！
63 古代如何參加科舉考試
科舉製自隋朝創立以來，一直是古代知識分子進入仕途和實現理想的階梯，廣大文人對科舉考試也是趨之若鶩。文學作品裏有很多古代文人進京趕考的故事，常常伴隨著人生的大起大落。那科舉考試到底是什麽樣的流程？進京趕考又是怎樣的操作方式？這一篇我們就以明清兩朝的科舉考試為例，真實還原一次古人的“進京趕考”全過程！
很多人將今天的高考類比為古代的科舉考試，這種類比並不十分恰當。盡管二者都是考試，但其目的性還是有很大區別的。今天的高考是為了獲得高等教育的資格，古代的科舉考試則是為了獲得做官的資格。所以從考試目的角度看，古代的科舉考試更像今天的公務員考試。但從參加規模和社會影響力的角度看，科舉考試和今天的高考又很像，都備受全國矚目。因此，高考的規模和公務員考試的目的合二為一，就更像古代的科舉考試了。
所謂的進京趕考，是指到京城去參加會試和殿試，這已經是科舉考試後半段的內容了。在進京趕考之前，科舉考試還有若幹次的資格考試和初級考試。
正式科舉考試之前，考生必須先通過資格考試。這種資格考試被稱為“童試”，童試之後才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正試”。童試要經過三個級別的考試，分別是“縣試”“府試”和“院試”。縣試是古代讀書人參加的第一次官方考試，考試地點為其所在縣，一般由知縣（相當於縣長）主持。縣試一般在每年的農曆二月舉行。考前一個月，縣衙會公告具體考試日期。考生需要提前報名，報名時要提交三份證明材料——“親供”“互結”和“具結”。親供相當於今天的考生基本信息表，包含祖上三代信息，包含本人姓名、年齡、籍貫、體格、容貌特征和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三代姓名履曆，以確保你家是良民世家。所謂互結，是指考生要找一同參考的五位考生寫一份承諾書，承諾如一人作弊則五人連坐，這是古代科舉防止作弊的無奈手段。所謂具結，是請本縣廩生（優等秀才）提供的“認保”材料，證明考生不冒籍、不匿喪、不替身、不假名，而且出身清白，不是娼優或皂吏的子孫，本人也未從事過戲子之類的“賤業”。這一環節類似今天的政審。縣試一般考五場，分別考八股文、試帖詩、經論、律賦、策論等。魯迅就曾經參加過晚清的縣試。據魯迅弟弟周作人日記記載，魯迅當年在500多名考生中排名第137名，但在縣試後沒再參加府試，而是去了南京礦務學堂改讀新式學校。
縣試合格者將參加第二級資格考試，叫作府試。府試一般在每年的農曆四月舉行，考試地點在府城，相當於今天的市。府試一般由知府（相當於市長）主持，連續考三場。府試又合格的考生，被稱為“童生”。盡管童生這個名字看著很年輕，但很多讀書人一輩子連童生都很難考過。年紀小的童生可能十二三歲，年紀大的，六七十歲的童生也不少，甚至在有些家裏，爺爺和孫子可能都是童生。
府試合格的童生，接下來要參加“童試”的最後一級考試——“院試”。院試每三年舉行兩次，每次連續考兩場。院試的主持者是每省的學政。學政是每省主管官學和院試的官員，其職能相當於一省的教育廳長。但與一般省官不同，學政由皇帝直接從中央委派到地方，其性質類似欽差大臣，級別和地位都很高。學政任期三年，任期內依次到每省下轄的府或州主持院試。
院試通過了，考生的身份就不再是童生了，而是“生員”，俗稱“秀才”。秀才的社會地位比普通百姓高，並享有一些特權。比如見了知縣不用下跪，還不需要服國家的差役和徭役。另外，秀才還有資格進入官學上學，成績最好的被稱為“稟生”，還可以按月獲得國家發放的糧米。考中秀才已經很不容易，按照魯迅參加的那次縣試的人數計算，500餘名考生最後錄取了40名秀才，比例不高於8%。
雖說秀才已經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但因秀才數量眾多，在社會上也並不算稀罕。而且秀才還沒有資格出任官員，在官本位的中國古代，也沒人太把秀才當迴事，頂多是敬重。在《儒林外史》裏，範進考中秀才的時候，他嶽父胡屠戶還奚落他“尖嘴猴腮”，絲毫不把他放在眼裏。但當範進考中舉人之後，胡屠戶就馬上變臉了，低三下四地稱範進為“賢婿老爺”。這前後變化的原因來自秀才和舉人身份的懸殊。那秀才如何變成舉人呢？答案是接著考。
考中秀才之後，考生就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正試了。正試也分三個級別，分別是鄉試、會試、殿試。
鄉試三年舉行一次，一般在天幹地支紀年中的子、卯、午、酉年舉行。由於考試時間多在農曆八月，正值秋季，所以鄉試又稱“秋闈”。主考官一般由進士出身的在京翰林或部院官員擔任。考試地一般在省城，有專門的考場，叫作貢院。鄉試共考三場，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場，每場考一天。發榜在九月，正值桂花開放，所以又稱為“桂榜”。通過鄉試後，考生的身份就從秀才變成舉人。
成為舉人之後，就意味著脫離了民眾階層，正式進入了“士”這個階層，可以做官了。舉人不光免役，而且還免稅。所以，很多擁有土地的人寧願將自己的土地放在舉人的名下，用此方式來逃避國家稅收。另外，地方官府不能對舉人用刑，即使犯了重罪，也得上報朝廷革去舉人資格後才能用刑，類似於今天人大代表的待遇。當然，舉人的考取率也是很低的。有學者統計過：明朝應天府的鄉試錄取率為7.26%；清朝人口劇增，鄉試的錄取率更是低到了1.68%。如果按照魯迅那次童試秀才錄取率8%的比例綜合計算，一個讀書人從第一次縣試算起，到鄉試考中舉人，其成功率最多不過0.6%！2015年北京考生考上清華北大的錄取率為0.8%左右，考舉人比這還難，怪不得範進中舉之後會高興得瘋掉！
考中了舉人，考生還不能忙著高興，得馬上準備鄉試之後的會試。會試一般在鄉試之後第二年的農曆三月舉行，時值春季，所以又叫“春闈”。會試由禮部主持，主考官由皇帝欽定。會試的考試地點在北京的禮部貢院，大多數舉人的生活地距北京路途遙遠，一般鄉試考完的當年臘月就要啟程出發，開始真正的“進京趕考”。
舉人們進京趕考，需要路費盤纏，這些國家會替他們準備好。清朝順治年間，參加會試的舉人會得到國家給予的路費補助，視路途遠近，每人十到二十兩不等。順治年間銀子的購買力高於康熙乾隆時期，這筆銀子的購買力得合今天的人民幣一兩萬元。另外，同鄉的鄉紳地主也會資助路費，一來是對文化的重視，二來是為了結交今後前途無量的官紳階層。與路費同時發放的，還有官府為舉人準備好的路引。在明朝，出行百裏以上就得有官府開具的路引，類似於計劃經濟時代的介紹信。在專製時代，沒有路引私自外出的人，一旦被發現就會按律治罪。
舉人在出發前還可以到官府領取一麵火牌。火牌是使用沿途驛站的憑證，古代的驛站隻為官府服務，民眾無權使用。但舉人進京趕考持有火牌，到沿途驛站就可以使用役夫三名，驛站沒有役夫時還會折現給舉人銀子。舉人進京趕考所乘坐的車叫作公車，公車上插有一麵黃布（黃色為禦用顏色）做成的旗幟，旗上書寫“奉旨會試”或“禮部會試”四個大字，十分威風。看到這麵旗幟，沿途所有關卡必須無條件放行，而且不得收取任何過路費。沿路的土匪盜賊看到了這麵旗幟也會敬而遠之——倒不是說土匪也重視文化，而是搶劫舉人根本就搶不到幾個錢，且風險極大，因為官府對搶劫進京趕考舉人的案子懲處非常嚴重，畢竟人家是“奉旨考試”。
舉人還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權賺些路費。比如商人會在行商路上帶上一位舉人，利用舉人免稅的特權逃避沿路稅費。舉人在路上不光吃喝免費，最後還會分到一些錢。還有的舉人利用自己的特權打起了歪主意，夾帶違禁貨品來賺錢。光緒年間有位雲南新平的舉人，進京路上私帶鴉片沿途售賣，共得銀三四百兩。這些都是舉人裏的貪財之輩，終究不占多數。
那到了北京，舉人們住在哪裏呢？有親友的投靠親友，沒親友的可以住在客棧，更多的則住進了“會館”。所謂會館，類似今天各地在北京設立的駐京辦事處，主要用來招待老家來京公幹的官員或趕考的舉人。大部分舉人一進京就直奔本省會館，這裏既安全又方便，夥食也合家鄉口味。因為會館裏經常住一些來京候命的地方官員，所以會館還是舉人們了解官場、結交人脈的名利場。
在會館居住複習一段時間後，就要迎來禮部會試了。會試分三場舉行，一場考三天，所以要自備飯食和油燈。考試的時候，一人一個考棚，一個考棚隻能容下一張桌子，其空間類似今天廁所一個蹲位那麽大。會試的過程是非常辛苦熬人的。參加會試的舉人，都已經是各省讀書人中的佼佼者、大浪淘沙後的勝利者了，但會試這關仍要殘酷地淘汰掉大多數人。以明朝萬曆五年的會試為例：4500餘人參加考試，最終僅錄取了300人。
會試後的錄取者被稱為貢士，從字麵理解，是貢給天子的士。成為貢士後的一個月，考生就要參加科舉考試的終極考試——殿試。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清朝殿試的考場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乾隆後改為保和殿。殿試隻考一天，考完後由皇帝欽點的閱卷官閱卷。閱卷時，每名閱卷官要閱覽全部試卷，並在試卷上畫代表等第的五種符號，最高等第的符號是圈圈。最後，選出十張畫圈圈最多的試卷，交由皇帝親自審閱並選出前三名。
最後就是放榜公布成績了。所有考生按照成績高低分為三等，分別為“一甲”“二甲”和“三甲”。一甲就三個人，是皇帝欽點的，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二甲一百多人，三甲也是一百多人。看到這裏，大家也看出來了，殿試是沒有淘汰機製的，隻是一個排位賽。也就是說，所有參加殿試的貢士都會通過考試成為進士。區別僅在於進士的級別不同，一甲叫作“進士及第”，二甲叫作“進士出身”，三甲叫作“同進士出身”，其實都是進士。
考中進士後，仕途之路便正式開始了。明清兩朝，考中進士後的出路一般有三種。最優出路是進翰林院，翰林院裏高官雲集，也是高官的培養地。進了翰林院就相當於今天進中央黨校進修，前途無量。狀元一般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官翰林院編修，分別為從六品和正七品，相當於今天的處級幹部。二甲中一些成績好的，也會進翰林院，擔任庶吉士。庶吉士並非正式官職，相當於實習生，在翰林院跟高官學習為官之道。進士的次優出路是留在北京到朝廷各部門做官，即做京官。明清時期官場有個說法：“人中進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給事，次期禦史，又次期主事。”翰林是最佳選擇，去不了翰林院也要到中央各部任職。進士最差的出路就是到地方任職，一般從知縣這個級別做起。也就是說，考中了進士，最差也能弄個縣長當。
以上就是以明清為例的科舉考試全套流程。看完是不是心潮澎湃，也想穿越迴去考個進士？但要做好心理準備，考進士沒那麽簡單，也許你考到80歲都考不中。清朝時山東就有個叫王服經的進士，考中那年已經84歲。清朝江蘇還有個名叫王岩的讀書人，86歲通過會試，還沒來得及參加殿試就去世了。這兩位讀書人真正做到了“活到老考到老”！
64 古人有身份證嗎
身份證是今天國人證明自己身份的重要文件，外出辦事時必須攜帶，否則寸步難行。那古人如何證明自己的身份呢？古代也有身份證嗎？
古人的確是有“身份證”的，但一般不是每個人都有。在古代，政府官員在執行任務時需要證明自己的身份。所以，古代有“身份證”的大部分都是官員，這種身份證屬於職業身份證明。全民持有身份證的製度，似乎隻在戰國時的秦國出現過，其創立者是商鞅。
戰國末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為了有效控製民眾，商鞅發明了一種“照身帖”。據說這種照身帖由一塊光滑打磨的竹板製成，上麵刻有持有人的頭像及籍貫信息。秦國人必須有照身帖，如若沒有便會被認定是黑戶或者外籍非法逗留人士。商鞅還規定：民眾出行或者投宿旅店時必須攜帶照身帖，否則關口不可放行，旅店老板亦不得留宿，違者嚴懲。照身帖可視為中國最早的身份證。
商鞅發明了身份證，最後卻因自己的發明“作繭自縛”。商鞅因變法得罪了很多人，在其後台支持者秦孝公死後，那些憎恨商鞅的人要反攻倒算，商鞅隨即果斷跑路。然而，因為照身帖的問題，商鞅最終跑路失敗。明人餘邵魚的《周朝秘史》對這段故事有詳細記載：
鞅走至函關，天色將昏，扮為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驗之。鞅曰：“吾無照身帖。”店主曰：“吾邦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徒，如有受者，與無帖之人同斬，決不敢留！”
商鞅之後的曆代王朝，隻有政府官員在執行任務時需要證明自己的身份，“身份證”就僅局限官員階層使用了，畢竟他們才是有身份的人。
隋唐時期，官員的身份證是“魚符”。魚符的製作材料根據官位品級高低而不同，其中親王及三品以上官員的魚符材質為金，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為銀，六品及以下則為銅。魚符上刻有官員的姓名、任職部門和官位品級。官員在執行公務或出入皇宮時須出示魚符，類似於今天的工作證或通行證。魚符分左右兩半，左符放在皇宮內廷，右符由持有人隨身攜帶，這樣可以驗證魚符的真偽。魚符的使用方法類似於先秦時就已有之的虎符，但二者的作用還是有區別的：虎符是用來調兵的證明，相當於今天的調令；而魚符是官員人人持有，屬於個人的職業身份證明。
今天，如果誰家找了一個有錢有勢的女婿，我們常說這家人釣到了“金龜婿”。“金龜婿”這一說法，就是源於唐朝的魚符製度。武則天之前，唐朝的魚符是鯉魚形的。武則天稱帝後，怕人們看到鯉魚會睹物思人想起“李氏”江山，因為“鯉”和“李”同音，遂將魚符改成了龜形。龜在古代星宿崇拜中代表玄武，和武則天的“武”諧音。這樣，三品以上官員的魚符就變成了“龜符”，於是就有了“金龜婿”的說法。
唐代還將魚符製度推廣到了海外，當時番國使者也都會領到唐朝政府發放的符。這種符以雌雄來分，雄符留在唐朝政府，雌符（有十二塊之多）交給番國來使帶迴去。該國再有來使，則以雌雄符相合來證明其真實身份。
到了宋代，魚符製度漸漸被廢除，官員的身份證變成了腰牌。明朝的腰牌也叫“牙牌”。牙牌的材質不再局限於金屬，還有用象牙、獸骨、木材等材料製作的。明朝的官方牙牌分五種，分別標記為勳、親、文、武、樂。《明史》記載：“牙牌之號五，以察朝參：公、侯、伯曰‘勳’，駙馬都尉曰‘親’，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坊司曰‘樂’。”明朝時，不僅官員持有牙牌，大戶人家的家眷仆從也攜帶腰牌以表明身份。清朝的腰牌不僅要有姓名、工作、官位等基本信息，還要寫上持有人的麵部特征以防止別人冒用，已經有點類似於現在的身份證了。
古代還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證，用於特殊職業或臨時事務時使用。比如和尚的戒牒或度牒，用以證明其和尚身份，方便化齋和從事宗教事務。古代的娼妓也有身份證，以證明自己的正規娼妓身份，方便業務開展。前幾年，重慶發現了一枚疑似清代娼妓腰牌的東西，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古代商人行商或舉人趕考使用的“路引”等物，屬於一種臨時事務身份證，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它更像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介紹信之物。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身份證製度，誕生於民國時期的寧夏。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大肆搜捕鎮壓共產黨人，並對所轄人口進行登記甄別。1936年的某一天，馬鴻逵無意中看到了《史記》裏的《商君列傳》，眼睛頓時亮了！受到商鞅照身帖的啟發，馬鴻逵在寧夏開始推行身份證製度。當時的身份證叫作“居民證”，由白布製成，長7厘米，寬3厘米，上麵寫著持有人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以及身高、麵貌、手紋箕鬥形狀等個人特征，以這種居民證來甄別“良民”身份。馬鴻逵的發明，也算是“以史為鑒”了。
65 古代的社會福利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主要是對孤兒、孤寡老人等弱勢群體提供救助服務的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的建立和普及，體現的是人性的關愛和社會的文明進步。盡管中國的社會福利機構是從近代西方傳入的。然而在古代，中國的社會福利事業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古代的社會福利事務最初多由民間承擔，比如漢代以來形成的世家大族、宗族組織以及宗教團體等。這些團體會救助身邊的弱勢群體。佛教傳入我國後，寺廟也能承擔一些社會救助職能，《西遊記》裏的唐僧就是一個由寺廟養大的孤兒。
到了宋朝，經濟繁榮，社會發展，迎來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巔峰時代，以至於有學者將宋朝視為中國近代之開端。宋朝的城市文明已經有了近代的模樣，完整的社會福利體係就是重要證明。可以說，宋代的社會福利體係在古代社會是空前絕後的。在宋代的諸多社會福利機構中，代表性的機構有施藥局、安濟坊、居養院、漏澤園等。
與今天以賺錢為根本目的的莆田係醫院不同，宋朝的施藥局為窮苦民眾提供醫療服務，不以盈利為目的，看病時隻收本錢，對於特別貧困的窮人還免費發放藥物。
安濟坊和居養院是宋徽宗時普及完善的社會救助和養老機構。《宋史》記載，宋徽宗曾下詔：“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郡縣並置。”安濟坊主要給患病的窮苦民眾提供醫療服務，類似一個免費醫院。當時規定，凡是有1000戶以上的城鎮都必須設置安濟坊。居養院，主要是針對孤寡老人、窮人、孤兒的居養機構。其中，針對孤寡老人的居養院後來叫作安老坊、安懷坊等，名稱不同，性質一樣，類似今天的官辦免費養老院。在宋朝，凡是60歲以上的孤寡老人，都有權利進入居養院。居養院中，針對孤兒的部分叫作慈幼局，其性質相當於今天的兒童福利院。
通過名字我們很難猜到“漏澤園”這個機構的功能。實際上，它是一個福利性質的殯葬機構。在宋代，凡是無主的屍骨或者因家貧無法安葬的死者，都由政府負責安葬，安葬的墓地被稱為漏澤園。漏澤園的建立，不僅給了貧窮者最後的往生體麵，還能有效地改善居住環境和防止疫病流行。
中國台灣經濟史家侯家駒將宋代社會福利評價為“由胎養到祭祀”，堪比今天西方福利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體係。在宋代，中國人的生活水準與文明程度遠高於世界其他國家，這也是本書開篇之所以說宋代是最幸福時代的原因。
談及宋代的社會福利，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宋朝的社會福利體係大多是在宋徽宗時期完善的。其中，蔡京所推行的居養院、安濟坊和漏澤園製度“無疑是北宋社會救濟製度發展的高峰，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元明清三代之上”。這就有點諷刺了，因為宋徽宗時代被很多後人認為是宋朝最腐敗的時期，蔡京也被認為是大奸臣。按很多人的理解來看，這兩位老先生不應該幹這麽多好事啊！這一問題就是曆史學界有名的“蔡京悖論”。明清之際的大學者顧炎武在談及此問題時就說：“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
對於這一問題，王老師的看法與顧炎武一致。對待曆史，我們應該秉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應該把人物臉譜化，而是要將曆史人物全麵還原——有則有之，無則無之，不能簡單扣帽子了事，更不能為了我們想要得到的價值觀而刻意迴避曆史真相或製造曆史假象。宋徽宗和蔡京，可能算不得後世人眼中的“明君賢臣”，但其對古代社會福利事業所作的貢獻並不能因此被否定。
66 古代的孤兒院
上一篇我們講了古代的社會福利機構，這一篇我們將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兒童福利院詳細說一下。
宋代的兒童福利院叫作“慈幼局”。慈幼局可以視為世界上最早的官辦孤兒院。慈幼局的出現，與我國自古就有的一個陋習有關，這個陋習就是溺嬰。
溺嬰之風在中國由來已久，指的是孩子出生後大人不想養，就放在水裏溺亡。古代的溺嬰行為多是針對女嬰，早在先秦時期就已有之。《韓非子》中就有“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的記載。宋代的溺嬰行為也很常見，蘇軾的《東坡誌林》裏記載：“鄂渚間田野小人，例隻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古人溺嬰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古代避孕措施欠缺，很多計劃外生子不想撫養；二是古代重男輕女觀念根深蒂固，生了女孩也不想養；三是一些窮苦的人家，經濟拮據，生了孩子養不起。針對溺嬰這種非人道行為，政府設立了“慈幼局”，用官方撫養的辦法減少溺嬰行為。
元明兩朝，官方的孤兒收養行為一度中斷，直到明朝末年有所恢複。到了清朝，脫胎於慈幼局的育嬰堂開始普及。我們可以通過清朝育嬰堂的運行方式來窺視一下中國古代的孤兒院。
育嬰堂接收嬰兒時會記錄到達時間，嬰兒的五官四肢狀況，還會詢問嬰兒的撿拾地點和撿拾狀態等相關信息，將這些都記錄在“收嬰冊”上。育嬰堂的嬰兒都是從哪兒來的呢？清朝的城市裏有專門的“收嬰設施”，一般是在城門附近安置一個大木箱，人們見到被遺棄的嬰兒就會將其放入木箱中，看守者會將遺棄在木箱內的棄嬰送至育嬰堂，還能因此得到一些跑腿費。這套係統和今天城市裏的“嬰兒安全島”非常類似。
棄嬰者也可以將嬰兒直接送至育嬰堂。棄嬰都是怕人知道的不恥行為，為了避免棄嬰者身份公開，育嬰堂設有一種保密的“收嬰設施”。在育嬰堂的外牆，會有一處牆體被掏空，牆體上安裝一個大抽屜。棄嬰者在牆外側將抽屜拉開，將嬰兒放入後關上抽屜。這種抽屜在牆的兩側都能拉開，聽見抽屜裏嬰兒的哭聲後，育嬰堂的工作人員就會在牆內側把抽屜拉開，接收棄嬰。民國時期的畫家豐子愷就曾畫過一幅描繪育嬰堂接收棄嬰的畫作，叫《最後的吻》，畫上就有這種特殊的“收嬰設施”。
育嬰堂的開支來自於民間資助和政府撥款，屬於官民合辦的組織。育嬰堂裏的孤兒長大後，育嬰堂還要負責給其安排出路。男孩長大，要為其找到願意收為養子或雇工的家庭，且不準由娼妓家認養，也不準被領養去當奴仆。另外，還不允許育嬰堂向領養者索要錢款。女孩長大，則為其找到願意收為養女或養媳的婆家。小說《紅樓夢》裏的秦可卿就是孤兒出身，是由其養父秦邦業從養生堂抱迴的。這裏的養生堂和育嬰堂是一迴事，但清朝叫育嬰堂的更多。
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循序漸進的，古代也不一定都是黑暗與落後。我們今天努力構建的社會福利體係，很多都能在中國古代找到影子或源頭。與漫長的人類曆史相比，我們現代隻是短暫的一瞬。從更高的角度看，古代隻是我們的上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