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封建社會根據兩條原則辦事：一條是“禮”；一條是“刑”。禮是不成文法典，以褒貶來控製“君子”即貴族的行為。刑則不然，它隻適用於“庶人”；或“小人”，即平民。這就是《禮記》中說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曲禮上》）
法家的社會背景
這樣做，是可能的，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比較簡單。天子、諸侯和大夫都是以血親或姻親互相聯係著。在理論上，各國諸侯都是天子的臣，各國內的大夫又是各國諸侯的臣。但是在實際上，這些貴族長期以來都是從祖先那裏繼承其權力，他們逐漸覺得，這些權力並不是依靠忠君的理論取得的。因此，許多大國諸侯，盡管名義上歸中央的周天子管轄，實際上是半獨立的；各國之內，也有許多大夫之“家”是半獨立的。因為都是親屬或親戚，這些封建領主保持著社會的、外交的接觸，如果有什麽事情要處理，也都遵循他們不成文的“君子協定”。這就是說，他們是遵禮而行。
天子、諸侯高高在上，不直接與百姓打交道。這樣的事情交給大夫們處理，每個大夫統治著自己領地內的百姓。大夫的領地通常都不大，人口也有限。所以貴族們統治他們的百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個人為基礎。於是采用刑罰，以保證百姓服從。我們可以看出，在先秦封建社會，人的關係，無論尊卑，都是靠個人影響和個人接觸來維持的。
周朝的後幾百年，封建社會製度逐步解體，社會發生了深遠的變化。君子和小人的社會區別不再是絕對的了。在孔子的時代，已經有一些貴族喪失土地和爵位，又有些平民憑著才能和運氣，順利地成為社會上、政治上的顯要人物。社會各階級原有的固定性，被打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侵略和征服，大國的領土越來越大了。為了進行戰爭，準備戰爭，這些國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也就是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其結果就是政府的機構和功能比以前越來越複雜得多了。
新的情況帶來了新的問題。當時各國諸侯麵臨的都是這樣的情況，自孔子以來諸子百家共同努力解決的就是這些問題。可是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多是不夠現實的，不能實行的。各國諸侯需要的不是對百姓行仁政的理想綱領，而是如何應付他們的政府所麵臨的新情況的現實方法。
當時有些人對現實的實際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諸侯常常找這些人打主意，如果他們的建議行之有效，他們往往就成為諸侯相信的顧問，有時候竟成為首相。這樣的顧問就是所謂的“法術之士”。
他們之所以稱為法術之士，是因為他們提出了治理大國的法術。這些法術把權力高度集中於國君一人之手。他們鼓吹的這些法術就是愚人也能懂會用。照他們所說，國君根本不需要是聖人或超人。隻要忠實地執行他們的法術，哪怕是僅有中人之資也能治國，並且治理得很好。還有些“法術之士”更進一步，將他們的法術理論化，做出理論的表述，於是構成了法家的思想。
由此可見，把法家思想與法律和審判聯係起來，是錯誤的。用現代的術語說，法家所講的是組織和領導的理論和方法。誰若想組織人民，充當領袖，誰就會發現法家的理論與實踐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處，但是有一條，就是他一定要願意走極權主義的路線。
韓非：法家的集大成者
這一章，以韓非代表法家的頂峰。韓非是韓國（今河南省西部）的公子。《史記》說他“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老子韓非列傳》）。他擅長著書，著《韓非子》五十五篇。富於諷刺意味的是，秦國比別的任何國家都更徹底地實行了韓非的學說，可是他正是死在秦國的獄中，這是公元前233年的事。他死於老同學李斯的政治暗害，李斯在秦國做官，嫉妒韓非在秦日益得寵。
韓非是法家最後的也是最大的理論家，在他以前，法家已經有三派，各有自己的思想路線。一派以慎到為首。慎到與孟子同時，他以“勢”為政治和治術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派以申不害（死於公元前337年）為首，申不害強調“術”是最重要的因素。再一派以商鞅（死於公元前338年）為首，商鞅又稱商君，最重視“法”。“勢”，指權力，權威；“法”，指法律，法製；“術”，指辦事、用人的方法和藝術，也就是政治手腕。
韓非認為，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他說：“明主之行製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然後一行其法。”（《韓非子·八經》）明主像天，因為他依法行事，公正無私。明主又像鬼，因為他有用人之術，用了人，人還不知道是怎麽用的。這是術的妙用。他還有權威、權力以加強其命令的力量。這是勢的作用。這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法家的曆史哲學
中國人尊重過去的經驗，這個傳統也許是出自占壓倒多數的農業人口的思想方式。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極少遷徙。他們耕種土地，是根據季節變化，年複一年地重複這些變化。過去的經驗足以指導他們的勞動，所以他們無論何時若要試用新的東西，總是首先迴顧過去的經驗，從中尋求先例。
這種心理狀態，對於中國哲學影響很大。所以從孔子的時代起，多數哲學家都是訴諸古代權威，作為自己學說的根據。孔子的古代權威是周文王和周公。為了賽過孔子，墨子訴諸傳說中的禹的權威，據說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多年。孟子更要勝過墨家，走得更遠，迴到堯、舜時代，比禹還早。最後，道家為了取得自己的發言權，取消儒、墨的發言權，就訴諸伏羲、神農的權威，據說他們比堯、舜還早若幹世紀。
像這樣朝後看，這些哲學家就創立了曆史退化論。他們雖然分屬各家，但是都同意這一點，就是人類黃金時代在過去，不在將來。自從黃金時代過去後，曆史的運動一直是逐步退化的運動。因此，拯救人類，不在於創新，而在於複古。
法家是先秦最後的主要的一家，對於這種曆史觀，卻是鮮明的例外。他們充分認識到時代變化的要求，又極其現實地看待這些要求。他們雖然也承認古人淳樸一些，在這個意義上有德一些，然而他們認為這是由於物質條件使然，不是由於任何天生的高尚道德。照韓非的說法是，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子·五蠹》）。
由於這些全新的情況，出現了全新的問題，韓非認為，隻有用全新的方案才能解決。隻有愚人才看不出這個明顯的事實。韓非用一個故事做比喻，說明這種愚蠢：“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複得兔。兔不可複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韓非子·五蠹》）
韓非之前的商君已經說過類似的話：“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商君書·開塞》）
這種把曆史看做變化過程的觀點，在我們現代人看來，不過老生常談。但是從它在當時反對了古代中國其他各家流行的學說看來，實在是一種革命的觀點。
法家的社會背景
這樣做，是可能的，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比較簡單。天子、諸侯和大夫都是以血親或姻親互相聯係著。在理論上，各國諸侯都是天子的臣，各國內的大夫又是各國諸侯的臣。但是在實際上，這些貴族長期以來都是從祖先那裏繼承其權力，他們逐漸覺得，這些權力並不是依靠忠君的理論取得的。因此，許多大國諸侯，盡管名義上歸中央的周天子管轄，實際上是半獨立的；各國之內，也有許多大夫之“家”是半獨立的。因為都是親屬或親戚，這些封建領主保持著社會的、外交的接觸，如果有什麽事情要處理，也都遵循他們不成文的“君子協定”。這就是說，他們是遵禮而行。
天子、諸侯高高在上，不直接與百姓打交道。這樣的事情交給大夫們處理，每個大夫統治著自己領地內的百姓。大夫的領地通常都不大，人口也有限。所以貴族們統治他們的百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個人為基礎。於是采用刑罰，以保證百姓服從。我們可以看出，在先秦封建社會，人的關係，無論尊卑，都是靠個人影響和個人接觸來維持的。
周朝的後幾百年，封建社會製度逐步解體，社會發生了深遠的變化。君子和小人的社會區別不再是絕對的了。在孔子的時代，已經有一些貴族喪失土地和爵位，又有些平民憑著才能和運氣，順利地成為社會上、政治上的顯要人物。社會各階級原有的固定性，被打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侵略和征服，大國的領土越來越大了。為了進行戰爭，準備戰爭，這些國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也就是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其結果就是政府的機構和功能比以前越來越複雜得多了。
新的情況帶來了新的問題。當時各國諸侯麵臨的都是這樣的情況，自孔子以來諸子百家共同努力解決的就是這些問題。可是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多是不夠現實的，不能實行的。各國諸侯需要的不是對百姓行仁政的理想綱領，而是如何應付他們的政府所麵臨的新情況的現實方法。
當時有些人對現實的實際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諸侯常常找這些人打主意，如果他們的建議行之有效，他們往往就成為諸侯相信的顧問，有時候竟成為首相。這樣的顧問就是所謂的“法術之士”。
他們之所以稱為法術之士，是因為他們提出了治理大國的法術。這些法術把權力高度集中於國君一人之手。他們鼓吹的這些法術就是愚人也能懂會用。照他們所說，國君根本不需要是聖人或超人。隻要忠實地執行他們的法術，哪怕是僅有中人之資也能治國，並且治理得很好。還有些“法術之士”更進一步，將他們的法術理論化，做出理論的表述，於是構成了法家的思想。
由此可見，把法家思想與法律和審判聯係起來，是錯誤的。用現代的術語說，法家所講的是組織和領導的理論和方法。誰若想組織人民，充當領袖，誰就會發現法家的理論與實踐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處，但是有一條，就是他一定要願意走極權主義的路線。
韓非：法家的集大成者
這一章，以韓非代表法家的頂峰。韓非是韓國（今河南省西部）的公子。《史記》說他“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老子韓非列傳》）。他擅長著書，著《韓非子》五十五篇。富於諷刺意味的是，秦國比別的任何國家都更徹底地實行了韓非的學說，可是他正是死在秦國的獄中，這是公元前233年的事。他死於老同學李斯的政治暗害，李斯在秦國做官，嫉妒韓非在秦日益得寵。
韓非是法家最後的也是最大的理論家，在他以前，法家已經有三派，各有自己的思想路線。一派以慎到為首。慎到與孟子同時，他以“勢”為政治和治術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派以申不害（死於公元前337年）為首，申不害強調“術”是最重要的因素。再一派以商鞅（死於公元前338年）為首，商鞅又稱商君，最重視“法”。“勢”，指權力，權威；“法”，指法律，法製；“術”，指辦事、用人的方法和藝術，也就是政治手腕。
韓非認為，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他說：“明主之行製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然後一行其法。”（《韓非子·八經》）明主像天，因為他依法行事，公正無私。明主又像鬼，因為他有用人之術，用了人，人還不知道是怎麽用的。這是術的妙用。他還有權威、權力以加強其命令的力量。這是勢的作用。這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法家的曆史哲學
中國人尊重過去的經驗，這個傳統也許是出自占壓倒多數的農業人口的思想方式。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極少遷徙。他們耕種土地，是根據季節變化，年複一年地重複這些變化。過去的經驗足以指導他們的勞動，所以他們無論何時若要試用新的東西，總是首先迴顧過去的經驗，從中尋求先例。
這種心理狀態，對於中國哲學影響很大。所以從孔子的時代起，多數哲學家都是訴諸古代權威，作為自己學說的根據。孔子的古代權威是周文王和周公。為了賽過孔子，墨子訴諸傳說中的禹的權威，據說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多年。孟子更要勝過墨家，走得更遠，迴到堯、舜時代，比禹還早。最後，道家為了取得自己的發言權，取消儒、墨的發言權，就訴諸伏羲、神農的權威，據說他們比堯、舜還早若幹世紀。
像這樣朝後看，這些哲學家就創立了曆史退化論。他們雖然分屬各家，但是都同意這一點，就是人類黃金時代在過去，不在將來。自從黃金時代過去後，曆史的運動一直是逐步退化的運動。因此，拯救人類，不在於創新，而在於複古。
法家是先秦最後的主要的一家，對於這種曆史觀，卻是鮮明的例外。他們充分認識到時代變化的要求，又極其現實地看待這些要求。他們雖然也承認古人淳樸一些，在這個意義上有德一些，然而他們認為這是由於物質條件使然，不是由於任何天生的高尚道德。照韓非的說法是，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子·五蠹》）。
由於這些全新的情況，出現了全新的問題，韓非認為，隻有用全新的方案才能解決。隻有愚人才看不出這個明顯的事實。韓非用一個故事做比喻，說明這種愚蠢：“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複得兔。兔不可複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韓非子·五蠹》）
韓非之前的商君已經說過類似的話：“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商君書·開塞》）
這種把曆史看做變化過程的觀點，在我們現代人看來，不過老生常談。但是從它在當時反對了古代中國其他各家流行的學說看來，實在是一種革命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