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以仁 宮捷
“武俠小說永遠是一個引人爭議的話題。”這是台灣文學評論家陳曉林在“民俗文學源流與武俠小說的定位”一文的第一句話。縱觀八十年（“五四”至今），橫覽海內外，確實都在爭議。在早年的爭議中，在正統文壇上，貶占絕對優勢；書的銷路武俠卻占上風（當然也有靠淫盜取寵於讀者的）。作者自卑，讀者喜愛。白羽適逢此時，自然也不會例外。八十年代初大陸掀起武俠熱，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在九十年代，在文學界對武林盟主金庸的作品，仍有人評頭論足。筆者編纂一下這些評說，這不僅是對白羽的評價，也涉及對武俠小說整體的認識。
一、三四十年代的評介
最早評論白羽武俠小說的，是幾位正統的愛國文人，大都是介紹白羽受魯迅之影響，參與新文學運動，讚揚白羽的文筆，稱其武俠作品著重寫實，不致引誘青年上山學道或陷入淫盜；再為白羽寫武俠說幾句惋惜的話。
天津新聞文化界耆宿吳雲心三十年代在“白羽自傳《話柄》”序中以惋惜的筆調寫道：“假若他（指白羽）那時生活安定，也許不想賣文教學，也許擱下筆，再不會有這些作品出現的。生活逼得他拿起筆來，生活逼得他寫開了武俠小說，結果詩窮而後工，一直逼得他有了現在的成就。……我站在老友的地位上，對於他現在的成就並不滿意。他為了生活而寫武俠，而我認為這於他並不合。他的文章常常有一些幽默的氣氛，並且蘊蓄著熱，這在武俠小說裏不好施展的。他對於現實生活看得很真切，寫浪漫氣息的故事未免舍其所長。如今《話柄》出版了，這冊書表現著他的作風本來麵目。我們從這冊書，應該認識他不是一個武俠小說的作家！”白羽十分讚賞這篇序。（順便提及：八十年代初，吳雲心為白羽武俠小說作序，仍對白羽寫武俠惋惜。八十年代末，筆者拜謁吳老時，他對武俠小說的評價有所變化，他說：“卑視武俠，是我們二三十年代那批文人的傳統觀念，至今仍發揮作用。”）
郭雲岫（當時署名葉冷）在《白羽及其書》中寫道：“白羽討厭賣文，賣錢的文章毀滅了他的創作的愛好。白羽不窮到極點，不肯寫稿。白羽的短篇創作是很有力的，饒幽默意，而刺激力很大，有時似一枚蘸了麻藥的針，刺得你麻癢癢的痛，而他的文中又隱然含著鮮血，表麵上卻蒙著一層冰。可是造化弄人，不教他作他願作的文藝創作，反而逼迫他自撾其麵，以傳奇的武俠故事出名，這一點，使他引以為辱，又引以為痛。但他的文字究竟夠上水平線的。他的名作《十二金錢鏢》雖是投時諧俗之作，自認為開倒車，但這部書到底與其它武俠故事不同：第一，他借徑於大仲馬，描寫人物很活，所設故事亦極近人情，書中的英雄也都是人，而非‘超人’，好比在讀者麵前展開了一幅‘壯美的圖畫’；但非神話。第二，他借徑於（西班牙）席文蒂思（宮注：今譯塞萬提斯，其名著《唐吉訶德》），作武俠傳奇而奚落俠客行徑，有如陸嗣清的‘行俠受窘’，柳葉青的‘比武招親’，一塵道人的‘捉采花賊’，都是一種深刻的諷嘲。以及他另一部名著《偷拳》，寫出訪師學藝的一個少年楊露蟬，投師訪藝，一遇秘惜絕技的太極陳，再遇收徒騙財的大杆子徐，三遇糾徒作奸的地堂曾，四遇‘得遇異人傳授’的大騙手宗勝蓀，幾乎受了連累，這全是有意義的描寫。看了他的書的少年，不致被武俠故事迷惑得‘入山學道’了吧。所以他的故事外形盡舊，而作者的態度、思想、文學技術，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至少可說他的武俠三部作（宮注：當時白羽自擬“三部作”，至1946年，作者始改稱“錢鏢四部稿”。）是無毒的傳奇，無害的人間英雄畫；而不是誨淫、誨盜、誨人練劍練拳擋槍炮。我以為他的書恰可與英國的傳奇作家斯蒂芬蓀相比。他的書能夠沸起讀者的少年血，無形中給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一些熱。”（以上二文均刊於《話柄》）
六十年前，文藝評論已重視“寫實”、“教化”之作用（相當於今日文藝理論之“現實主義”、“思想性”）。北京《晨報》編輯、文藝評論家張騰霄在1940年著文從這兩方麵評論了白羽作品。張大概也是新文學工作者，他首先批判了神仙故事和鴛鴦蝴蝶派小說，然後說：“白羽著述的優點很多，最大的一點就是切合人生，信意寫出，信意讀來，仿佛真有其人，實有其事的一樣。而筆法的生動、敘述的流暢，還是小事。……白羽自然也是受到近世寫實派的影響。”張騰霄在講到“教化作用”時寫道：“在《爭雄記》的前幾迴中，已把袁振武的剛毅果敢的個性、忍辱學技的決心，表現無遺；後來袁振武獲得絕藝，實非偶然。這正是中國的民族因循敷衍、不肯刻苦努力而妄冀成功的僥幸心理的對症良藥。書中描寫飛豹子出走尋師、蓄意營救鷹爪王，是何等真切有味而生動。鷹爪王的夫人及其內姐魯老姑太的肝膽照人，和武林朋友那種勇於赴救的精神，也正是鍛煉中國國魂的絕好榜樣。比較一般武俠小說的誨盜滋亂，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了。”評論家接著說：“一般人常說，為藝術而藝術，所以反對有訓誨性的著作。但是為吃飯而吃飯的理由，終究不夠理由。吃飯還有它的本來的功用。藝術既是文化的產物，而所謂文化者，當然是重在教化。無教化作用之藝術，究竟不成其為藝術了。白羽的武俠小說固然是為藝術而藝術，但教化之功用，仍然是不可抹殺。”（原載1940年版《武林爭雄記》）在九十年代來看，這段教化作用的文藝理論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墨嬰在1940年著文，從通俗文學與文學創作（注：即現代“純文學”之意）的關係、白羽文筆特征、思想內容等方麵作了評述，文章首先論述了體裁問題，他說：“白羽小說托體章迴，從體裁上看是通俗小說；這在作者，也有創作的自覺。他在自序上很謙虛的說：‘武俠之作終落下乘，章迴舊體實羞創作。’但是，文學的評價究不能拘於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俠故事，在人物描寫上是這麽生動，情節穿插上是這麽合理，而故事進展上又這麽自然；雖披著傳奇故事的外表，可是書中人物的內心個個都有著現代的人性。這確已衝破了通俗小說的水平線，而侵入文學創作的領域了（宮注：墨嬰仍卑視通俗文學）。白羽作品因襲著章迴小說的體裁，而內在文心蘊著創作的‘新’與‘熱’。”
墨嬰評介白羽作品的文筆和內容時寫道：“白羽寫的是劍客拳師，可是善寫人情世態。白羽創造出來的少年壯士，大都倔強，以致到處碰壁，也自討苦吃。白羽的人物好抬杠，罵起人來是很峭的。白羽的筆‘健’、筆‘潔’，他的小說精嚴廉悍，力透紙背，要一句一句的讀。他寫小說多所修改，報刊稿，與初版書、再版書，字句內容各有不同。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細雕細琢，連一個標點、一個問號也要注意；每一書出，必撰‘提要’，卷前有‘前記’，括敘前情，卷末有‘後記’，預告下文。白羽寫武俠，人物盡是些常人，沒有一個超人。既沒有飛劍的異人，也沒有駕鷹的怪叟，更沒有骨瘦如柴、力抗萬鈞的僧道和小孩。俞鏢頭被二十萬鏢銀逼得亂跑、求援；鐵蓮子袒護己女，助女奪婿。白羽小說中的英雄一點割肉喂虎、舍己徇人的俠氣都沒有；可以稱得起既盡情，又盡俗。既盡俗，而又力求脫俗。這便是白羽小說的特殊作風。”
墨嬰具體分析白羽三部作品說：“《十二金錢鏢》描寫喬九煙的被囚、一塵道人的遇毒，非常生動，得一‘俏’字訣。尤其是‘楊柳情緣’，寫女俠柳葉青的嬌癡，至今豔稱人口。唯在結構上，此書似不如他的《聯鏢記》。”
這位評論家對武俠三部作的總評是：“《金錢鏢》是白羽的成名作，《聯鏢記》（即《大澤龍蛇傳》）便是他的成功作，若論到代表作，則又數著《偷拳》。白羽用‘快爽’的筆調寫《金錢鏢》，用‘緊促’的筆調寫《聯鏢記》。及至《偷拳》，故意用‘生挺’的筆致寫出。”墨嬰最後說：“白羽寫武俠，卻不願少年的讀者迷惑得‘入山學道’！”（原載1939年版《偷拳》）
關於墨嬰係何許人？徐斯年教授曾函詢筆者，他認為作者是大手筆，對白羽、劉雲若作品評論甚透，必是知情人，斯年和張贛生研究員隨便談論過，徐、張懷疑是白羽本人的化名。筆者卻認為，墨嬰很可能是天津著名文人郭雲岫的化名。郭是白羽的摯友，當時是國民黨在淪陷區天津的地下市委委員，並以白羽的正華出版部在英法租界的代理商名義藏身。他有較高的文學造詣，對武俠小說觀念與白羽相同，都是卑視武俠題材，尤其避嫌誘使少年“入山學道”。當時報載，有數名小學生私奔四川峨嵋求仙，成為正統文人譴責武俠小說的一個“罪證”。這正是白羽時代文學觀念的通病。
天津資深報人董效舒1943年以“巴人”筆名，在《新天津畫報》發表“論白羽武俠小說”的六篇書評，評論者講一些讚揚的話後，指出《十二金錢鏢》的兩大弊病：（1）該書從第九章起插入柳兆鴻和他的女兒柳葉青一段故事，占去三卷多（約#&多萬字）的篇幅，而這段故事與全書並沒有什麽關係，有傷結構的緊嚴性；（2）柳兆鴻這個人非常討厭，按俠客的行徑當該劫富濟貧，所對付的是贓官惡霸，現在柳兆鴻卻光和綠林道作起對來，這完全違反了傳統的俠客定律。（原載1943年7月10日至15日《新天津畫報》。宮注：董效老在1988年病逝前，又談了許多評白羽小說的新見解，筆者將於後文摘引。）
上述評說，多褒，少貶，隻有“惋惜”；這是因為筆者隻能找到這些原始資料。
二、白羽之自評
白羽《話柄》自序的第一句話：“凡是人總要吃飯，而我也是個人。”十幾個字可看出他的寫作目的。
“自序”還說：“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我……可不負責。”
白羽《血滌寒光劍》自序評論本人作品說：“或問作者：何書為佳？羽曰：武俠故事，托體既卑，眼高手低，愧無妥作。若比較以求，《話柄》迴憶童年，文心尚真。《聯鏢記》人物情節，頗費剪裁，確為經意之筆。次則《金錢鏢》二、三、四卷（原書第6至20章）《爭雄記》一、二卷（該書第1至12章），《偷拳》卷下（第11章以後，楊露蟬三次受騙和陳清平患病），不無一節可取。而讀者眼光與作者不盡相同，或有嫌《聯鏢記》故事太慘者，謂作者慣置‘正派英雄’於死地，一塵中毒，獅子林遇狙，不知是何居心。且脅之曰：‘若再如此，永不再看閣下大作矣。’一讀者更專函相罵：足下專替劇賊張目，豈小白龍（注：小說人名）之後代乎？‘白龍名白，羽亦名白，羽不敢斷言也。’然羽之寫聯鏢故事，預樹‘悲壯’一義，而以緊迫之筆出之；或者筆不從心，徒悲不壯，令讀者掩卷不樂乎？《寒光劍》勉徇眾意，力減‘別扭’，期使觀眾鬆心稱快。而首卷脫稿，文情散懈，俗氣逼人，方慚敗筆，乃不意書未付印，預約者、租版者、承銷者紛至，寧非怪事？《寒光劍》竊材於《俠隱記》（注：大仲馬著，今譯書名《三個火槍手》），陳元照脫胎於達特安……”
白羽關於“俠”之含義，大不同於一般武俠小說的概念。我再引一段白羽之自白：“一般小說把心愛的人物都寫成聖人，把對手卻陷入罪惡淵藪，於是設下批判，此為‘正派’，彼為‘反派’；我以為這不近人情。於是我把柳姑娘寫成一個嬌豪的女子，目中有己無人。但盡管她性行有若幹缺點，她的為人仍還可愛，這才叫做‘人’。而不是‘超人’。所謂‘紂之惡，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那種‘歸惡’與‘歸善’的寫法，我以為不當。我願意把小說（雖然是傳奇的小說）中的人物，還他一個真麵目，也跟我們平常人一樣，好人也許做壞事，壞人也許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許遭厄運、壞人也許獲善終；你雖不平，卻也沒法，現實人生偏是這樣！”（原載《話柄》）
從白羽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對我國傳統文字和西方文學都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力圖使二者結合，並取長補短。這些認識，以及從他的小說中，都不難看出白羽受魯迅教誨的痕跡。當然，魯迅絕無心培養一個武俠小說作家，但在魯迅精神雨露下別生一枝異花，倒值得人們研究。
總之，三四十年代的評論，也都帶有“左”的正統文學的色彩，這反映了中國文化觀念的曆史。
三、近二十年的新評
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的評論家薑德明發表《魯迅與宮白羽》一文，白羽之名，才重現於報端；不久，薑君又在其它文章中提了幾句：對宮白羽的武俠小說應該研究一下。從此開了頭，作家馮育楠撰“文壇悲士宮白羽”數千字，再寫《一個小說家的悲劇》萬餘字，進而撰傳記文學《淚灑金錢鏢》十七萬字。
天津文學界對《淚灑金錢鏢》開了作品研討會，也自然地涉及白羽和他的作品。美學家張贛生在會上說：白羽的“悲”，一是個人經曆之悲，另外還有一“悲”，是白羽本人看不起武俠小說之“悲”。他若不自卑，憑他的文學修養，可以把武俠小說寫出更高水平。作家周驥良認為，《偷拳》也可以算做“純文學”作品。（以上二君發言，筆者隻憑與會記憶，無文字依據。亦未再與二君核實。）
在這個會議以前，天津《今晚報》1985年3月12日刊出張贛生《話說武俠小說》短文，首次提出白羽等北派武俠小說四大家的論點。
不久承蒙梁羽生寄贈一套台灣葉洪生批校的《十二金錢鏢》，筆者讀葉君所撰“白羽小傳及分卷說明”和他的眉批，甚欽佩其知識之廣、研究之深，但也發現個別事實失誤。筆者撰一文寄梁羽生，投一稿給中國新聞社。撰文是請梁羽生先生介紹登港報，給葉君補充若幹史實；他介紹給武林盟主、《明報》老板金庸，登在《明報月刊》。投稿是葉君批校本所缺之《十二金錢鏢》卷十六、卷十七，彌補他的“遺珠之歎”（葉君用語），刊於香港《快報》。信息反饋，葉君來信。筆者贈葉君《話柄》複印件，葉君推薦給台灣《中時晚報》連載，並又撰一文，評介白羽。
八十年代評介白羽之文較多，有的評價過高，筆者不敢引用（如作家劉紹棠《敬柳亭說書》序）。這裏筆者隻摘抄當代海內外評論家的幾篇文章的部分段句。
張贛生在《河北大學學報》刊出《中國武俠小說的形成與流變》專論，他認為白羽“既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根底，又熟悉西方現實主義文學，且飽經世態炎涼，這就使他借武俠小說來抒寫自己對社會人生的看法。他筆下的俠客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現實武夫，他不把武俠當作救世主來崇拜，而是通過武俠思想與社會現實的脫節，批判了社會的黑暗；在寫武俠的可親、可敬的同時，也寫了他們在現實麵前的可憐、可笑和可歎、可悲。諸如：一塵道人的捉賊受害，鐵蓮子柳老英雄攜女賣藝招婿受辱，武林泰鬥十二金錢俞劍平在官府麵前低聲下氣，乃至陸嗣清的行俠受窘等等，都是曆來武俠小說所未曾觸及的一麵，是白羽把武俠傳奇拉迴了現實人生，才開拓了這個新境地”。
贛生接著寫道：“白羽深痛世道不公，又無可奈何，所以常用一種含淚的幽默，正話反說，悲劇喜寫，在嚴肅的字麵背後是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荒誕現象。讀他的小說，常使人不由得聯想自己的生活經曆。這體現著大大超出武俠小說本身的一種藝術魅力。所以，正是白羽強化了武俠小說的思想深度，開創了現代社會武俠小說這種新類型。白羽的成名作是《十二金錢鏢》，共十七卷；但最能顯示他文學水平的，則是《偷拳》兩卷和《聯鏢記》六卷……
“白羽屬於受‘五四’先驅者們直接影響的那一代作家，那一代人不同於以後的人，他們大都有比較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底，盡管他們熱衷於西方文藝理論，但中國傳統文化在他們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在他們的筆下常會自然流露出來，使他們的作品仍保持著相當濃厚的中國味。然而，畢竟白羽是接受了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人，所以他的作品的中國味又具有某些現代的特色。或許正由於此，白羽的武俠小說較易為今天的年輕人接受，對港台新派武俠小說的影響也最大，有不少摹仿者。”
台灣武俠小說研究專家葉洪生（梁羽生致以仁函中用語）在1988年5月19日於《中時晚報》以《萬古雲霄一羽毛》為題著文說：“大概目前年輕一輩的讀者對此公（指白羽）多不甚了了。但在半個世紀以前的華北地區，‘白羽’之名卻是如日中天，敢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在三十年代武俠小說界的地位，就仿佛當代的金庸一樣，堪稱是泰山北鬥，‘武林正宗’！他那略帶社會反嘲性的武俠小說文字，曲中筋節，寫盡人情冷暖；對於當時飽經戰亂的苦悶人心而言，實無殊於一帖清涼劑，具有清痰化氣的妙用，令人一看就不忍釋手。”
“如果說，三十年代還珠樓主作品是‘出世’武俠小說的至尊；那麽‘後起之秀’的白羽，則是‘入世’武俠小說家中唯一能與還珠分庭抗禮的巨擘！”（筆者注：這一看法，與張贛生所論不謀而合，隻是海峽兩岸用詞習慣不同。贛生曾說：“還珠是浪漫主義武俠代表，白羽是現實主義武俠代表。）他們的讀者皆恆以千萬數，許多人拜罷還珠讚白羽，殊有左右逢源之樂。……。
“當時正值抗戰軍興，華北淪陷區人心苦悶，渴望天降俠客予以‘神奇之救濟’；於焉武俠作家輩出，紛紛‘揄揚勇俠，讚美粗豪’；借古人酒杯以澆今人塊壘。其中有一介書生，困頓風塵，百無聊賴。乃以‘倒灑金錢’手法，胡亂打出《十二金錢鏢》，發表於天津《庸報》；孰料歪打正著，聲譽鵲起，竟贏得各方一致叫好。這人就是一心一意想成為新文學家而不果的宮竹心，筆名‘白羽’，靈感來自杜詩‘萬古雲霄一羽毛’，正有自傷自卑，無足輕重之意。”
“誰知區區一片白羽居然在三十年代後期名震江湖，執‘武林’之牛耳，影響迄今未衰。這恐怕是一生崇尚新文學，痛恨自己為糊口而寫‘無聊文字’的白羽做夢也想不到的吧？……”
“其實，即以文筆而論，白羽收放自如，更有超邁群倫之處……特別是在運用小說聲口上，生動傳神，若聞謦咳；亦莊亦諧，恰如其分，而在處理武打場麵上，白羽著墨雖不多，卻深明虛實相生、奇正相間之理，在虛構中有寫實；舉凡出招、亮式、身形、動作皆曆曆如繪，交代得一清二楚。加以節奏明快，兔起鷂落，文字簡潔，徐疾有致---如是種種，實為近三十年來港、台兩地一流武俠作家之所宗。”
葉洪生四改專論白羽的文章，在《葉洪生論劍》書用一章的篇幅，除更加係統地確切地對白羽對武俠小說用語（如“首張武林一詞”）及兵刃、招術的使用作了評介。葉君認為白羽的小說武打用語和武術界權威著作萬籟聲《武術匯宗》融合起來。（注：這一成績應首屬於鄭證因，但鄭氏當時是白羽寫作助手。）葉君以“現實人生”的啟示、小說人物與語文藝術、現身說法、《武術匯宗》大張其目、開創“武打綜藝”新風、《偷拳》為末路英雄寫真、反諷社會現狀、“笑中帶淚”等小標題評介了白羽。葉君特別強調白羽坎坷一生與其刻畫小說人物深刻的聯係。葉君這篇專論的最後一節，題目是“結論：中國的大仲馬！”在這段文字中，葉君引用魯迅的話“俠義小說之在明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因平民文學之曆七百年而再興也”。他批評“白羽在思想上有其曆史的局限性，沒有真正認清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實不在於‘托體稍卑’（借王國維語），而在於是否能自我完善，突破創作，予人以藝術美感及生命啟示。因為隻有‘稍卑’才能‘通俗’，何礙於章迴形式呢？”葉文最後引用胡適青年時作“讀大仲馬《俠隱記》”感懷詩曰：“從來桀紂多材勇，未必湯武真聖賢；哪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胡適臨終重溫《俠隱記》，又慨歎：“為什麽我們中國的武俠小說沒有受到大仲馬的影響？”葉君對胡適遺言感歎說：“嗚唿！胡適謬知中國怎麽沒有大仲馬呢？白羽就是中國的大仲馬！”筆者認為，葉君評價過高，但白羽終究是受大仲馬等西方文學名家的影響，可惜胡適未見，也未得他的評價。
蘇州大學徐斯年教授評論白羽武俠小說寫道：“許多武俠小說都著眼於‘亞社會’和‘亞文化’（注：不同於主體社會、主流文化的意思）的詭奇性和封閉性。白羽則取徑於塞萬提斯和大仲馬，而在本質上，他對中國武俠小說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把武俠社會描寫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特定形態。他注意揭示‘武林’這個的社會性而不是它的‘非社會性’。……白羽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這些都作為特定社會中的複雜的‘人際關係’加以描繪和展示。他筆下的俠客，自有其被世仇或境遇逼得團團轉的，由‘人際關係’所注定必然邏輯。他筆下的‘黑道’人物，也有自己豐富的內心世界和不得不向‘白道’狠下毒手的合乎人情的動機。”（引自《俠的蹤跡》）徐斯年對白羽作品的評價與張、葉二君基本相同，但他從另一理論深度評論。
《天津文史》1994年總16期編輯了“宮白羽研究專欄”，搜集了16位文化名人撰寫的17篇評介白羽的文章（近七萬字），本處不再重複。
近代評論白羽寫青年奮鬥的碰壁反不如六十年前，其實這一特征至今還有現實意義。白羽幾乎每部書中都寫有個性倔強的青年，《金錢鏢》中的楊華之倔強、碰壁，別具風格。倒多有文章讚揚《偷拳》中楊露蟬堅忍不拔精神；陳家拳的後代卻對小說關於太極陳秘惜絕技的描寫，公開著文提出異議，認為有損老人形象；真實不然，白羽特別欽佩的就是這種外冷內熱的老人，精心刻畫，毫無貶意。《聯鏢記》中“頭號壞人”鄧飛蛇忍辱十五年報仇，別有意味。筆者很欣賞《爭雄記》四卷（舊版，每卷六章）表現主人公袁振武做人的“四變”。《金錢鏢》及其姐妹篇《寒光劍》中文弱少年女子李映霞也隨所處地位的巨變，作風驟轉。
近年還見到一些論述，有的將在其他地方介紹，如對某些情節的具體評論，又如葉洪生的某些眉批。葉君批了許多個“敗筆”，筆者不敢也舍不得略去，即使看法有異，也將文字商榷。隻是不宜放在這一章裏。至於某些評論以對比其他名家之短來褒白羽者，拙作不願引用。有的專論把白羽捧得雖高，但具體分析卻缺乏基礎，亦不願引用。
當代香港武俠小說名家梁羽生、金庸都熟讀白羽武俠小說。梁羽生致以仁函中曾講過“我寫武俠小說是受令尊（白羽）影響的。”金庸1988年春在香港招待參加國際武俠小說研究會的大陸學者，談到白羽著作，他對白羽成名作《十二金錢鏢》中的人物楊華、柳研青婚變故事很熟悉，說來頭頭是道。（引自《天津日報》）天津作家馮育楠以《金庸和白羽》為題著文說：1988年元月在金庸寓所，主客談及武俠小說，金著曾“盛讚白羽先生小說寓意深刻，文字超凡，他對中國武俠小說的發展作一定貢獻，堪可稱三四十年代武俠小說一代宗師”（天津《今晚報》1999年10月30日）。
山雨來時，窗外的世界已失卻了顏色
“武俠小說永遠是一個引人爭議的話題。”這是台灣文學評論家陳曉林在“民俗文學源流與武俠小說的定位”一文的第一句話。縱觀八十年（“五四”至今），橫覽海內外，確實都在爭議。在早年的爭議中，在正統文壇上，貶占絕對優勢；書的銷路武俠卻占上風（當然也有靠淫盜取寵於讀者的）。作者自卑，讀者喜愛。白羽適逢此時，自然也不會例外。八十年代初大陸掀起武俠熱，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在九十年代，在文學界對武林盟主金庸的作品，仍有人評頭論足。筆者編纂一下這些評說，這不僅是對白羽的評價，也涉及對武俠小說整體的認識。
一、三四十年代的評介
最早評論白羽武俠小說的，是幾位正統的愛國文人，大都是介紹白羽受魯迅之影響，參與新文學運動，讚揚白羽的文筆，稱其武俠作品著重寫實，不致引誘青年上山學道或陷入淫盜；再為白羽寫武俠說幾句惋惜的話。
天津新聞文化界耆宿吳雲心三十年代在“白羽自傳《話柄》”序中以惋惜的筆調寫道：“假若他（指白羽）那時生活安定，也許不想賣文教學，也許擱下筆，再不會有這些作品出現的。生活逼得他拿起筆來，生活逼得他寫開了武俠小說，結果詩窮而後工，一直逼得他有了現在的成就。……我站在老友的地位上，對於他現在的成就並不滿意。他為了生活而寫武俠，而我認為這於他並不合。他的文章常常有一些幽默的氣氛，並且蘊蓄著熱，這在武俠小說裏不好施展的。他對於現實生活看得很真切，寫浪漫氣息的故事未免舍其所長。如今《話柄》出版了，這冊書表現著他的作風本來麵目。我們從這冊書，應該認識他不是一個武俠小說的作家！”白羽十分讚賞這篇序。（順便提及：八十年代初，吳雲心為白羽武俠小說作序，仍對白羽寫武俠惋惜。八十年代末，筆者拜謁吳老時，他對武俠小說的評價有所變化，他說：“卑視武俠，是我們二三十年代那批文人的傳統觀念，至今仍發揮作用。”）
郭雲岫（當時署名葉冷）在《白羽及其書》中寫道：“白羽討厭賣文，賣錢的文章毀滅了他的創作的愛好。白羽不窮到極點，不肯寫稿。白羽的短篇創作是很有力的，饒幽默意，而刺激力很大，有時似一枚蘸了麻藥的針，刺得你麻癢癢的痛，而他的文中又隱然含著鮮血，表麵上卻蒙著一層冰。可是造化弄人，不教他作他願作的文藝創作，反而逼迫他自撾其麵，以傳奇的武俠故事出名，這一點，使他引以為辱，又引以為痛。但他的文字究竟夠上水平線的。他的名作《十二金錢鏢》雖是投時諧俗之作，自認為開倒車，但這部書到底與其它武俠故事不同：第一，他借徑於大仲馬，描寫人物很活，所設故事亦極近人情，書中的英雄也都是人，而非‘超人’，好比在讀者麵前展開了一幅‘壯美的圖畫’；但非神話。第二，他借徑於（西班牙）席文蒂思（宮注：今譯塞萬提斯，其名著《唐吉訶德》），作武俠傳奇而奚落俠客行徑，有如陸嗣清的‘行俠受窘’，柳葉青的‘比武招親’，一塵道人的‘捉采花賊’，都是一種深刻的諷嘲。以及他另一部名著《偷拳》，寫出訪師學藝的一個少年楊露蟬，投師訪藝，一遇秘惜絕技的太極陳，再遇收徒騙財的大杆子徐，三遇糾徒作奸的地堂曾，四遇‘得遇異人傳授’的大騙手宗勝蓀，幾乎受了連累，這全是有意義的描寫。看了他的書的少年，不致被武俠故事迷惑得‘入山學道’了吧。所以他的故事外形盡舊，而作者的態度、思想、文學技術，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至少可說他的武俠三部作（宮注：當時白羽自擬“三部作”，至1946年，作者始改稱“錢鏢四部稿”。）是無毒的傳奇，無害的人間英雄畫；而不是誨淫、誨盜、誨人練劍練拳擋槍炮。我以為他的書恰可與英國的傳奇作家斯蒂芬蓀相比。他的書能夠沸起讀者的少年血，無形中給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一些熱。”（以上二文均刊於《話柄》）
六十年前，文藝評論已重視“寫實”、“教化”之作用（相當於今日文藝理論之“現實主義”、“思想性”）。北京《晨報》編輯、文藝評論家張騰霄在1940年著文從這兩方麵評論了白羽作品。張大概也是新文學工作者，他首先批判了神仙故事和鴛鴦蝴蝶派小說，然後說：“白羽著述的優點很多，最大的一點就是切合人生，信意寫出，信意讀來，仿佛真有其人，實有其事的一樣。而筆法的生動、敘述的流暢，還是小事。……白羽自然也是受到近世寫實派的影響。”張騰霄在講到“教化作用”時寫道：“在《爭雄記》的前幾迴中，已把袁振武的剛毅果敢的個性、忍辱學技的決心，表現無遺；後來袁振武獲得絕藝，實非偶然。這正是中國的民族因循敷衍、不肯刻苦努力而妄冀成功的僥幸心理的對症良藥。書中描寫飛豹子出走尋師、蓄意營救鷹爪王，是何等真切有味而生動。鷹爪王的夫人及其內姐魯老姑太的肝膽照人，和武林朋友那種勇於赴救的精神，也正是鍛煉中國國魂的絕好榜樣。比較一般武俠小說的誨盜滋亂，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了。”評論家接著說：“一般人常說，為藝術而藝術，所以反對有訓誨性的著作。但是為吃飯而吃飯的理由，終究不夠理由。吃飯還有它的本來的功用。藝術既是文化的產物，而所謂文化者，當然是重在教化。無教化作用之藝術，究竟不成其為藝術了。白羽的武俠小說固然是為藝術而藝術，但教化之功用，仍然是不可抹殺。”（原載1940年版《武林爭雄記》）在九十年代來看，這段教化作用的文藝理論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墨嬰在1940年著文，從通俗文學與文學創作（注：即現代“純文學”之意）的關係、白羽文筆特征、思想內容等方麵作了評述，文章首先論述了體裁問題，他說：“白羽小說托體章迴，從體裁上看是通俗小說；這在作者，也有創作的自覺。他在自序上很謙虛的說：‘武俠之作終落下乘，章迴舊體實羞創作。’但是，文學的評價究不能拘於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俠故事，在人物描寫上是這麽生動，情節穿插上是這麽合理，而故事進展上又這麽自然；雖披著傳奇故事的外表，可是書中人物的內心個個都有著現代的人性。這確已衝破了通俗小說的水平線，而侵入文學創作的領域了（宮注：墨嬰仍卑視通俗文學）。白羽作品因襲著章迴小說的體裁，而內在文心蘊著創作的‘新’與‘熱’。”
墨嬰評介白羽作品的文筆和內容時寫道：“白羽寫的是劍客拳師，可是善寫人情世態。白羽創造出來的少年壯士，大都倔強，以致到處碰壁，也自討苦吃。白羽的人物好抬杠，罵起人來是很峭的。白羽的筆‘健’、筆‘潔’，他的小說精嚴廉悍，力透紙背，要一句一句的讀。他寫小說多所修改，報刊稿，與初版書、再版書，字句內容各有不同。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細雕細琢，連一個標點、一個問號也要注意；每一書出，必撰‘提要’，卷前有‘前記’，括敘前情，卷末有‘後記’，預告下文。白羽寫武俠，人物盡是些常人，沒有一個超人。既沒有飛劍的異人，也沒有駕鷹的怪叟，更沒有骨瘦如柴、力抗萬鈞的僧道和小孩。俞鏢頭被二十萬鏢銀逼得亂跑、求援；鐵蓮子袒護己女，助女奪婿。白羽小說中的英雄一點割肉喂虎、舍己徇人的俠氣都沒有；可以稱得起既盡情，又盡俗。既盡俗，而又力求脫俗。這便是白羽小說的特殊作風。”
墨嬰具體分析白羽三部作品說：“《十二金錢鏢》描寫喬九煙的被囚、一塵道人的遇毒，非常生動，得一‘俏’字訣。尤其是‘楊柳情緣’，寫女俠柳葉青的嬌癡，至今豔稱人口。唯在結構上，此書似不如他的《聯鏢記》。”
這位評論家對武俠三部作的總評是：“《金錢鏢》是白羽的成名作，《聯鏢記》（即《大澤龍蛇傳》）便是他的成功作，若論到代表作，則又數著《偷拳》。白羽用‘快爽’的筆調寫《金錢鏢》，用‘緊促’的筆調寫《聯鏢記》。及至《偷拳》，故意用‘生挺’的筆致寫出。”墨嬰最後說：“白羽寫武俠，卻不願少年的讀者迷惑得‘入山學道’！”（原載1939年版《偷拳》）
關於墨嬰係何許人？徐斯年教授曾函詢筆者，他認為作者是大手筆，對白羽、劉雲若作品評論甚透，必是知情人，斯年和張贛生研究員隨便談論過，徐、張懷疑是白羽本人的化名。筆者卻認為，墨嬰很可能是天津著名文人郭雲岫的化名。郭是白羽的摯友，當時是國民黨在淪陷區天津的地下市委委員，並以白羽的正華出版部在英法租界的代理商名義藏身。他有較高的文學造詣，對武俠小說觀念與白羽相同，都是卑視武俠題材，尤其避嫌誘使少年“入山學道”。當時報載，有數名小學生私奔四川峨嵋求仙，成為正統文人譴責武俠小說的一個“罪證”。這正是白羽時代文學觀念的通病。
天津資深報人董效舒1943年以“巴人”筆名，在《新天津畫報》發表“論白羽武俠小說”的六篇書評，評論者講一些讚揚的話後，指出《十二金錢鏢》的兩大弊病：（1）該書從第九章起插入柳兆鴻和他的女兒柳葉青一段故事，占去三卷多（約#&多萬字）的篇幅，而這段故事與全書並沒有什麽關係，有傷結構的緊嚴性；（2）柳兆鴻這個人非常討厭，按俠客的行徑當該劫富濟貧，所對付的是贓官惡霸，現在柳兆鴻卻光和綠林道作起對來，這完全違反了傳統的俠客定律。（原載1943年7月10日至15日《新天津畫報》。宮注：董效老在1988年病逝前，又談了許多評白羽小說的新見解，筆者將於後文摘引。）
上述評說，多褒，少貶，隻有“惋惜”；這是因為筆者隻能找到這些原始資料。
二、白羽之自評
白羽《話柄》自序的第一句話：“凡是人總要吃飯，而我也是個人。”十幾個字可看出他的寫作目的。
“自序”還說：“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我……可不負責。”
白羽《血滌寒光劍》自序評論本人作品說：“或問作者：何書為佳？羽曰：武俠故事，托體既卑，眼高手低，愧無妥作。若比較以求，《話柄》迴憶童年，文心尚真。《聯鏢記》人物情節，頗費剪裁，確為經意之筆。次則《金錢鏢》二、三、四卷（原書第6至20章）《爭雄記》一、二卷（該書第1至12章），《偷拳》卷下（第11章以後，楊露蟬三次受騙和陳清平患病），不無一節可取。而讀者眼光與作者不盡相同，或有嫌《聯鏢記》故事太慘者，謂作者慣置‘正派英雄’於死地，一塵中毒，獅子林遇狙，不知是何居心。且脅之曰：‘若再如此，永不再看閣下大作矣。’一讀者更專函相罵：足下專替劇賊張目，豈小白龍（注：小說人名）之後代乎？‘白龍名白，羽亦名白，羽不敢斷言也。’然羽之寫聯鏢故事，預樹‘悲壯’一義，而以緊迫之筆出之；或者筆不從心，徒悲不壯，令讀者掩卷不樂乎？《寒光劍》勉徇眾意，力減‘別扭’，期使觀眾鬆心稱快。而首卷脫稿，文情散懈，俗氣逼人，方慚敗筆，乃不意書未付印，預約者、租版者、承銷者紛至，寧非怪事？《寒光劍》竊材於《俠隱記》（注：大仲馬著，今譯書名《三個火槍手》），陳元照脫胎於達特安……”
白羽關於“俠”之含義，大不同於一般武俠小說的概念。我再引一段白羽之自白：“一般小說把心愛的人物都寫成聖人，把對手卻陷入罪惡淵藪，於是設下批判，此為‘正派’，彼為‘反派’；我以為這不近人情。於是我把柳姑娘寫成一個嬌豪的女子，目中有己無人。但盡管她性行有若幹缺點，她的為人仍還可愛，這才叫做‘人’。而不是‘超人’。所謂‘紂之惡，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那種‘歸惡’與‘歸善’的寫法，我以為不當。我願意把小說（雖然是傳奇的小說）中的人物，還他一個真麵目，也跟我們平常人一樣，好人也許做壞事，壞人也許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許遭厄運、壞人也許獲善終；你雖不平，卻也沒法，現實人生偏是這樣！”（原載《話柄》）
從白羽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對我國傳統文字和西方文學都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力圖使二者結合，並取長補短。這些認識，以及從他的小說中，都不難看出白羽受魯迅教誨的痕跡。當然，魯迅絕無心培養一個武俠小說作家，但在魯迅精神雨露下別生一枝異花，倒值得人們研究。
總之，三四十年代的評論，也都帶有“左”的正統文學的色彩，這反映了中國文化觀念的曆史。
三、近二十年的新評
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的評論家薑德明發表《魯迅與宮白羽》一文，白羽之名，才重現於報端；不久，薑君又在其它文章中提了幾句：對宮白羽的武俠小說應該研究一下。從此開了頭，作家馮育楠撰“文壇悲士宮白羽”數千字，再寫《一個小說家的悲劇》萬餘字，進而撰傳記文學《淚灑金錢鏢》十七萬字。
天津文學界對《淚灑金錢鏢》開了作品研討會，也自然地涉及白羽和他的作品。美學家張贛生在會上說：白羽的“悲”，一是個人經曆之悲，另外還有一“悲”，是白羽本人看不起武俠小說之“悲”。他若不自卑，憑他的文學修養，可以把武俠小說寫出更高水平。作家周驥良認為，《偷拳》也可以算做“純文學”作品。（以上二君發言，筆者隻憑與會記憶，無文字依據。亦未再與二君核實。）
在這個會議以前，天津《今晚報》1985年3月12日刊出張贛生《話說武俠小說》短文，首次提出白羽等北派武俠小說四大家的論點。
不久承蒙梁羽生寄贈一套台灣葉洪生批校的《十二金錢鏢》，筆者讀葉君所撰“白羽小傳及分卷說明”和他的眉批，甚欽佩其知識之廣、研究之深，但也發現個別事實失誤。筆者撰一文寄梁羽生，投一稿給中國新聞社。撰文是請梁羽生先生介紹登港報，給葉君補充若幹史實；他介紹給武林盟主、《明報》老板金庸，登在《明報月刊》。投稿是葉君批校本所缺之《十二金錢鏢》卷十六、卷十七，彌補他的“遺珠之歎”（葉君用語），刊於香港《快報》。信息反饋，葉君來信。筆者贈葉君《話柄》複印件，葉君推薦給台灣《中時晚報》連載，並又撰一文，評介白羽。
八十年代評介白羽之文較多，有的評價過高，筆者不敢引用（如作家劉紹棠《敬柳亭說書》序）。這裏筆者隻摘抄當代海內外評論家的幾篇文章的部分段句。
張贛生在《河北大學學報》刊出《中國武俠小說的形成與流變》專論，他認為白羽“既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根底，又熟悉西方現實主義文學，且飽經世態炎涼，這就使他借武俠小說來抒寫自己對社會人生的看法。他筆下的俠客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現實武夫，他不把武俠當作救世主來崇拜，而是通過武俠思想與社會現實的脫節，批判了社會的黑暗；在寫武俠的可親、可敬的同時，也寫了他們在現實麵前的可憐、可笑和可歎、可悲。諸如：一塵道人的捉賊受害，鐵蓮子柳老英雄攜女賣藝招婿受辱，武林泰鬥十二金錢俞劍平在官府麵前低聲下氣，乃至陸嗣清的行俠受窘等等，都是曆來武俠小說所未曾觸及的一麵，是白羽把武俠傳奇拉迴了現實人生，才開拓了這個新境地”。
贛生接著寫道：“白羽深痛世道不公，又無可奈何，所以常用一種含淚的幽默，正話反說，悲劇喜寫，在嚴肅的字麵背後是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荒誕現象。讀他的小說，常使人不由得聯想自己的生活經曆。這體現著大大超出武俠小說本身的一種藝術魅力。所以，正是白羽強化了武俠小說的思想深度，開創了現代社會武俠小說這種新類型。白羽的成名作是《十二金錢鏢》，共十七卷；但最能顯示他文學水平的，則是《偷拳》兩卷和《聯鏢記》六卷……
“白羽屬於受‘五四’先驅者們直接影響的那一代作家，那一代人不同於以後的人，他們大都有比較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底，盡管他們熱衷於西方文藝理論，但中國傳統文化在他們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在他們的筆下常會自然流露出來，使他們的作品仍保持著相當濃厚的中國味。然而，畢竟白羽是接受了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人，所以他的作品的中國味又具有某些現代的特色。或許正由於此，白羽的武俠小說較易為今天的年輕人接受，對港台新派武俠小說的影響也最大，有不少摹仿者。”
台灣武俠小說研究專家葉洪生（梁羽生致以仁函中用語）在1988年5月19日於《中時晚報》以《萬古雲霄一羽毛》為題著文說：“大概目前年輕一輩的讀者對此公（指白羽）多不甚了了。但在半個世紀以前的華北地區，‘白羽’之名卻是如日中天，敢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在三十年代武俠小說界的地位，就仿佛當代的金庸一樣，堪稱是泰山北鬥，‘武林正宗’！他那略帶社會反嘲性的武俠小說文字，曲中筋節，寫盡人情冷暖；對於當時飽經戰亂的苦悶人心而言，實無殊於一帖清涼劑，具有清痰化氣的妙用，令人一看就不忍釋手。”
“如果說，三十年代還珠樓主作品是‘出世’武俠小說的至尊；那麽‘後起之秀’的白羽，則是‘入世’武俠小說家中唯一能與還珠分庭抗禮的巨擘！”（筆者注：這一看法，與張贛生所論不謀而合，隻是海峽兩岸用詞習慣不同。贛生曾說：“還珠是浪漫主義武俠代表，白羽是現實主義武俠代表。）他們的讀者皆恆以千萬數，許多人拜罷還珠讚白羽，殊有左右逢源之樂。……。
“當時正值抗戰軍興，華北淪陷區人心苦悶，渴望天降俠客予以‘神奇之救濟’；於焉武俠作家輩出，紛紛‘揄揚勇俠，讚美粗豪’；借古人酒杯以澆今人塊壘。其中有一介書生，困頓風塵，百無聊賴。乃以‘倒灑金錢’手法，胡亂打出《十二金錢鏢》，發表於天津《庸報》；孰料歪打正著，聲譽鵲起，竟贏得各方一致叫好。這人就是一心一意想成為新文學家而不果的宮竹心，筆名‘白羽’，靈感來自杜詩‘萬古雲霄一羽毛’，正有自傷自卑，無足輕重之意。”
“誰知區區一片白羽居然在三十年代後期名震江湖，執‘武林’之牛耳，影響迄今未衰。這恐怕是一生崇尚新文學，痛恨自己為糊口而寫‘無聊文字’的白羽做夢也想不到的吧？……”
“其實，即以文筆而論，白羽收放自如，更有超邁群倫之處……特別是在運用小說聲口上，生動傳神，若聞謦咳；亦莊亦諧，恰如其分，而在處理武打場麵上，白羽著墨雖不多，卻深明虛實相生、奇正相間之理，在虛構中有寫實；舉凡出招、亮式、身形、動作皆曆曆如繪，交代得一清二楚。加以節奏明快，兔起鷂落，文字簡潔，徐疾有致---如是種種，實為近三十年來港、台兩地一流武俠作家之所宗。”
葉洪生四改專論白羽的文章，在《葉洪生論劍》書用一章的篇幅，除更加係統地確切地對白羽對武俠小說用語（如“首張武林一詞”）及兵刃、招術的使用作了評介。葉君認為白羽的小說武打用語和武術界權威著作萬籟聲《武術匯宗》融合起來。（注：這一成績應首屬於鄭證因，但鄭氏當時是白羽寫作助手。）葉君以“現實人生”的啟示、小說人物與語文藝術、現身說法、《武術匯宗》大張其目、開創“武打綜藝”新風、《偷拳》為末路英雄寫真、反諷社會現狀、“笑中帶淚”等小標題評介了白羽。葉君特別強調白羽坎坷一生與其刻畫小說人物深刻的聯係。葉君這篇專論的最後一節，題目是“結論：中國的大仲馬！”在這段文字中，葉君引用魯迅的話“俠義小說之在明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因平民文學之曆七百年而再興也”。他批評“白羽在思想上有其曆史的局限性，沒有真正認清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實不在於‘托體稍卑’（借王國維語），而在於是否能自我完善，突破創作，予人以藝術美感及生命啟示。因為隻有‘稍卑’才能‘通俗’，何礙於章迴形式呢？”葉文最後引用胡適青年時作“讀大仲馬《俠隱記》”感懷詩曰：“從來桀紂多材勇，未必湯武真聖賢；哪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胡適臨終重溫《俠隱記》，又慨歎：“為什麽我們中國的武俠小說沒有受到大仲馬的影響？”葉君對胡適遺言感歎說：“嗚唿！胡適謬知中國怎麽沒有大仲馬呢？白羽就是中國的大仲馬！”筆者認為，葉君評價過高，但白羽終究是受大仲馬等西方文學名家的影響，可惜胡適未見，也未得他的評價。
蘇州大學徐斯年教授評論白羽武俠小說寫道：“許多武俠小說都著眼於‘亞社會’和‘亞文化’（注：不同於主體社會、主流文化的意思）的詭奇性和封閉性。白羽則取徑於塞萬提斯和大仲馬，而在本質上，他對中國武俠小說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把武俠社會描寫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特定形態。他注意揭示‘武林’這個的社會性而不是它的‘非社會性’。……白羽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這些都作為特定社會中的複雜的‘人際關係’加以描繪和展示。他筆下的俠客，自有其被世仇或境遇逼得團團轉的，由‘人際關係’所注定必然邏輯。他筆下的‘黑道’人物，也有自己豐富的內心世界和不得不向‘白道’狠下毒手的合乎人情的動機。”（引自《俠的蹤跡》）徐斯年對白羽作品的評價與張、葉二君基本相同，但他從另一理論深度評論。
《天津文史》1994年總16期編輯了“宮白羽研究專欄”，搜集了16位文化名人撰寫的17篇評介白羽的文章（近七萬字），本處不再重複。
近代評論白羽寫青年奮鬥的碰壁反不如六十年前，其實這一特征至今還有現實意義。白羽幾乎每部書中都寫有個性倔強的青年，《金錢鏢》中的楊華之倔強、碰壁，別具風格。倒多有文章讚揚《偷拳》中楊露蟬堅忍不拔精神；陳家拳的後代卻對小說關於太極陳秘惜絕技的描寫，公開著文提出異議，認為有損老人形象；真實不然，白羽特別欽佩的就是這種外冷內熱的老人，精心刻畫，毫無貶意。《聯鏢記》中“頭號壞人”鄧飛蛇忍辱十五年報仇，別有意味。筆者很欣賞《爭雄記》四卷（舊版，每卷六章）表現主人公袁振武做人的“四變”。《金錢鏢》及其姐妹篇《寒光劍》中文弱少年女子李映霞也隨所處地位的巨變，作風驟轉。
近年還見到一些論述，有的將在其他地方介紹，如對某些情節的具體評論，又如葉洪生的某些眉批。葉君批了許多個“敗筆”，筆者不敢也舍不得略去，即使看法有異，也將文字商榷。隻是不宜放在這一章裏。至於某些評論以對比其他名家之短來褒白羽者，拙作不願引用。有的專論把白羽捧得雖高，但具體分析卻缺乏基礎，亦不願引用。
當代香港武俠小說名家梁羽生、金庸都熟讀白羽武俠小說。梁羽生致以仁函中曾講過“我寫武俠小說是受令尊（白羽）影響的。”金庸1988年春在香港招待參加國際武俠小說研究會的大陸學者，談到白羽著作，他對白羽成名作《十二金錢鏢》中的人物楊華、柳研青婚變故事很熟悉，說來頭頭是道。（引自《天津日報》）天津作家馮育楠以《金庸和白羽》為題著文說：1988年元月在金庸寓所，主客談及武俠小說，金著曾“盛讚白羽先生小說寓意深刻，文字超凡，他對中國武俠小說的發展作一定貢獻，堪可稱三四十年代武俠小說一代宗師”（天津《今晚報》1999年10月30日）。
山雨來時，窗外的世界已失卻了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