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係的計劃是,舊國會恢複,推舉黎元洪複任大總統,作為過渡。然後另行布置一個局麵,讓曹錕來過一過大總統的癮——這是“保派”的想法,“洛派”並不知情。


    黎元洪仍舊住在東廠胡同,棄政從商,與美國的一個政客,組織了一家中美實業公司,擔任董事長的名義。這家公司的規模很大,業務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進出口,進口以汽車及電氣材料為主;出口是土產,無非大豆、豬鬃、桐油之類。一部分是在西北屯田造林,有蒙古王公投入大片土地作為資本,因此副董事長是蒙古阿拉善旗的親王塔旺布裏甲拉。此外,華籍董事還有張勳、馮祿閣等失意而多金的“將軍”。公司的組織除董事會之外,采取總裁製,總裁、副總裁都姓王,一個是民國第一任直隸總督,因袁世凱反對,未曾到任且引起政潮,使得唐紹儀憤而辭職的王芝祥,一個是前清曾護理川督的王人文,其他高級職員亦莫不有顯赫的經曆,唯一的例外是總文書薛觀瀾,才二十五六歲。此人是無錫人,曾國藩的幕友、“老洋務”薛福成的孫子。他之得任總文書,由於兩項資格:第一,是袁世凱的女婿;第二,留學美國多年,精通英語。


    黎元洪本人不大管事,燕居多暇,喜歡聽戲,尤其喜歡捧坤伶。其時天橋剛剛開辟,仿照上海大世界的格局,設立一座“城南遊藝園”,請了一班“髦兒戲”——清一色坤伶組成的京戲班子。黎元洪迷上了一個色藝雙絕的金少梅,排日捧場。這天曹錕、吳佩孚、齊燮元、閻錫山、孫傳芳聯名擁戴黎元洪的通電一發出去,衛戍司令王懷慶帶了一批兵趕到城南遊藝園,觀眾不知道出了什麽事,大起恐慌。到後來才知道,是王懷慶特為來接黎元洪迴城。曹錕兄弟及張誌潭等人,都在黎家等著勸駕。


    “我不能幹!”他是早就聽他的一班智囊替他籌劃好的,“那麽多督軍,個個是我婆婆,那麽多兵,連‘財神’梁燕孫都應付不了,雖說責任內閣,到時發不出餉,還不是到公府來鬧!不幹、不幹!懶得纏!”他亂搖著手。


    “宋老,”黎元洪字宋卿,所以曹錕如此稱唿,“眾望所歸,不必謙辭。至於裁兵,這件事總好商量。”


    黎元洪答應考慮後再作答複,當天便迴天津,與智囊密議,多說良機不再,應該接受。黎元洪當然也知道,倘來富貴,天與而不取,未免太傻。隻是照例須做作一番,所以先發一個謙謝的通電,接著便由饒漢祥起稿,預備了提出“廢督裁兵”的主張,作為“勉為其難”的交換條件。


    其時“保派”已經在準備組閣了,當然再次勸進。黎元洪便在六月六日發了一通“魚電”。全文三千餘字,自問自答,拖遝無比,但“廢督裁兵”四字,極為響亮。全國輿論,一致讚許。曹錕、吳佩孚自是通電響應。於是由兩院議長、直隸士紳,奉迎黎元洪入京,在六月十一日暫行大總統職權。


    就在這一天,奉、直兩軍在山海關大打特打。原來奉軍本來邀請一個久在國外傳教的英國人活動外交團調停議和,尚無結果。奉軍看直係保、洛兩派都在忙著推黎元洪上台,顧不到前線軍事,因而在黎元洪就職的那天,發動反擊。直軍吃了虧,急調援軍全力反攻,一連五天,劇戰不休。直軍王承斌、彭壽莘兩部,調兵由九門口繞出長城,進攻奉軍,這一下奉軍便非講和不可了。


    張作霖是分兩方麵進行,一方麵仍請英國傳教士居間;一方麵派人到天津與北京活動。總算王承斌講交情,全力斡旋,在秦皇島的英國軍艦上獲得協議,由奉軍代表孫烈臣、張學良與直軍代表王承斌、彭壽莘簽訂了合約八條,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劃定灤州迤東出關到錦州迤西一帶為“中立地”。雙方在中立地駐兵,不得超過一旅以上。


    “老帥”铩羽而歸,銳氣未倒。一迴奉天,立即成立了“東三省陸軍整理處”,以孫烈臣為統監,張作相、薑登選為副監,張學良為參謀長。實際上是郭鬆齡“當家”,奉軍的新編製、訓練計劃、軍需獨立製度,都由他一手擬訂。所有的部隊,編為二十七個步兵旅,五個騎兵旅,仍舊保持三個師的番號,二十七師師長張學良,二十九師師長吳俊升,暫編第一師師長張景惠當然不能再幹了,由李景林升任。郭鬆齡是第二旅旅長,新近投效的張宗昌所部,編為第三旅。此外又成立海、空軍,海軍司令沈鴻烈,空軍司令由張學良兼任。兵工廠、講武堂都擴充了。


    經此一番整理,除了吳俊升、萬福麟、湯玉麟等少數老將以外,盡是新軍的天下。但“士官派”及“講武堂派”壁壘分明,而遊離於兩派之間,既崇“老帥”、又捧“少帥”的有李景林、張宗昌。不過張作霖的號令足以貫徹,所以暗中雖有派係,表麵卻很團結。


    相反地,直係的裂痕卻越來越深了。隻就內閣的成員來看,北洋政府的“太上皇”應該是吳佩孚而非曹錕。


    照黎元洪的想法,舊國會既已恢複,中山先生的護法運動,算是有了交代,很想搞成形式上的南北合作,所以堅決主張,要請南方,特別是廣東人來組閣。直係方麵,吳佩孚曾有兩次通電,“派何人組閣乃元首之特權”,自不便表示反對。曹錕左右則以為連黎元洪都是過渡,內閣總理自也是一樣,根本不必反對。因此,黎元洪先派原來代理閣揆的顏惠慶“看守”內閣到八月一日,舊國會正式開會,然後提名護法政府外交部部長兼廣東省省長,高齡八十有一的老外交家伍廷芳組閣。不過就在黎元洪接事的第六天,陳炯明叛變,炮轟觀音山。伍廷芳悲憤得疾,不過一個星期的工夫,就讓陳炯明活活地氣死了。


    於是目標移向唐紹儀。北洋軍閥拿他看成死對頭,自然不敢到任,便由從司法總長轉任教育總長的王寵惠,代理國務總理。這樣過了一個多月,吳佩孚公開支持王寵惠組閣。而閣員中,內務總長孫丹林、交通總長高恩洪是吳佩孚山東蓬萊的小同鄉,且為親信;陸軍總長張紹曾是吳佩孚的兒女親家。“保派”卻隻得一個農商總長高淩霨。


    張紹曾雖跟“保派”接近,孫丹林、高恩洪卻隻認得吳佩孚,不買“保派”的賬。吳佩孚甚至將曹銳的直隸省長都搞掉了。兩派感情之惡劣,亦就可想而知。


    但黎元洪卻自得其樂,依舊經常輕車簡從,到城南遊藝園去捧金少梅。那裏是大眾化的娛樂場所,達官貴人絕少涉足,平民百姓也不知道這個高踞包廂,麵團團如當鋪朝奉的老翁,就是當今大總統。除非兩個人去了,他才會受到注意。


    這兩個人,一個是薛觀瀾,他正在為梅蘭芳拉攏福芝芳,所以排日捧場;一個是前清做過廣東水師提督的四川人李準。他本是廣東的道員,自文改武,本通文墨,喜歡編戲,但場子稀鬆,情節囉唆,夠資格自排新戲的名角,都不願用他的本子,隻有城南遊藝園的班子無所謂,用了他的本子,他自然每天要來捧場。


    這天兩人在池座,仍然發現黎元洪在包廂中,雙雙起立向後轉,恭恭敬敬一鞠躬。觀眾大為詫異,不知是怎麽迴事。問看座兒的才知道大總統與民同樂,不免指指點點,相顧私議。黎元洪便坐不住了,臨走時交代衛士,要薛觀瀾去見他。


    於是第二天上午,薛觀瀾驅車到了東廠胡同。一遞名片,立即延見,不待客人落座,便用申斥的語氣說:“匯東,怎麽袁二小姐把她的婆婆氣死了?你要負責。”


    薛觀瀾一愣,隨即不客氣地說:“哪有這迴事!我帶著內人奔喪迴籍,先母得病時,內人根本不在無錫,從哪裏去氣先母?而況內人賢淑,最得先母歡心的。”


    “請大總統明鑒,椿年與匯東尊人有同年之雅,椿年力保匯東,必無此事。”


    薛觀瀾這時才發現財政部次長趙椿年在座。虧得有他這一“保”,黎元洪方始色霽,連聲說道:“坐、坐!我有事托你。”


    見此光景,趙椿年知趣,站起來說:“大總統沒有別的吩咐,椿年就告辭了。”


    “坐一會兒、坐一會兒,不必避開。我托匯東的事,你亦不妨參與參與意見。”黎元洪說,“轉眼雙十節到了,今年北大蔡校長發起舉行國民裁兵運動大會,會後還有遊行。我呢,這天要到南苑閱兵,發表演說。晚上來唱個堂會,慶祝一下,你看如何?”


    “國慶唱戲慶祝,自然應該。”


    “那麽,你來提調。”


    “這可不敢當。”薛觀瀾說,“公府自有事務人員,何容我越俎代庖?”


    “你不必居名義,算替我私人幫忙。這總可以吧!”


    “是!大總統這麽說,我豈敢不效勞?請大總統吩咐。”


    “我想找餘叔岩唱大軸。你看煩他一出什麽戲?”


    薛觀瀾跟餘叔岩私交最好,幾乎無一天不在一起。眼前正走紅之際,若能在公府堂會唱大軸,更如錦上添花。所以薛觀瀾很起勁地說:“叔岩的拿手是‘四打’,《打棍出箱》《打漁殺家》《打鼓罵曹》《打侄上墳》。隨大總統挑,我來關照他就是。”


    “《打鼓罵曹》不好,曹仲珊會多心。《打漁殺家》也不好,以為是罵貪官。《打侄上墳》更不好,東海沒有兒子,聽說承繼的侄子也不怎麽成材,別以為陳伯愚是指他。”


    “那就隻有《打棍出箱》了。”趙椿年插嘴,“叔岩一出場,將鞋子甩在頭頂上,是絕活。”


    “好!就是《打棍出箱》。壓軸呢?”


    “壓軸照例是武戲。叔岩唱大軸,前麵就得小樓的碼子才相稱。”薛觀瀾為了替餘叔岩生色,隨又建議,“讓小樓跟蘭芳唱一迴《霸王別姬》。”


    “妙!”趙椿年讚歎著,“憑這壓軸跟大軸,可真是‘此曲隻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迴聞’。”


    “我也是這麽想。不過,匯東,在壓軸與大軸之間,我想添一出戲。”


    “那也可以。添一出玩笑小戲好了。”


    “這得什麽角兒來唱?”黎元洪問。


    這一問將個公子哥兒的薛觀瀾問住了。壓軸與大軸之間墊一出玩笑小戲,往往是不得已而為之。譬如唱大軸的角色因事誤場,趕到猶須扮戲,看需要多少時間,臨時決定填一出多大幅度的戲。事非恆有,所以無成例可援,薛觀瀾隻好含混答說:“那不一定。”


    “既然不一定,我想把金少梅的戲碼擺在這裏。匯東,你看行不行?”


    原來黎元洪是要借楊、梅、餘所謂“三大賢”的聲光,來捧他的愛寵,這也沒有什麽不可以,便即答說:“當然行!大總統特煩,後台不會說話。”


    “小樓他們不會不高興吧?”


    這很難說。不過隻要招唿打在前麵,應該沒有問題。薛觀瀾心想,黎元洪要他來提調,正是為此,因而慨然答說:“大總統請放心,我來跟小樓說。”


    “好!那就托你了。”


    “理當效勞。”薛觀瀾順口問道,“金少梅預備唱什麽?”


    “是李直繩編的《嬰寧一笑緣》。”


    李直繩就是李準。這出《嬰寧一笑緣》取材《聊齋誌異》,是他特為金少梅所編。薛觀瀾已看過“響排”,情節鬆懈,了無可取。但亦不必直言,唯唯而已。


    辭了出來,薛觀瀾便到餘家。餘叔岩正在吊嗓子,等他吊完一段他祖父餘三勝的拿手戲《馬鞍山》,坐下來喝茶時,薛觀瀾說:“雙十節公府有堂會,我替你爭了個大軸,戲碼也替你答應下來了,是《打棍出箱》。”


    “呃,”餘叔岩問道,“倒第二呢?”


    “倒第二”便是壓軸。薛觀瀾答說:“你先別問倒第二,倒第三是小樓、蘭芳的《霸王別姬》。黎菩薩捧金少梅,讓她唱倒第二,無所謂吧?”


    “人是無所謂,要看戲。”


    “是李直繩編的新戲,稀鬆平常。”


    聽得這話,餘叔岩便與他的管事姚玉美對看了一眼,問一句:“怎麽樣?”


    “我看,讓楊、梅的《霸王別姬》唱大軸吧!有金少梅的這出戲在前麵,把場子弄冷了,唱大軸很吃力。”


    這一下提醒了薛觀瀾,已經聽過楊、梅的《霸王別姬》,誰還要聽金少梅的新戲?而況到此已夜深人倦,座客很可能陸續“抽簽”,餘叔岩豈非受到她的累?


    於是他說:“這話不錯,我們沒有想到。這個大軸子不妨讓一讓,照道理也應該讓。”


    餘叔岩是譚鑫培的學生,喜歡人家稱他“譚派”。對他最大的恭維是,說他“真譚派”。因為如此敬重師門,所以凡是與譚鑫培有淵源的伶人,亦都為他所尊重。楊小樓不必說,梅蘭芳亦為譚鑫培配過戲,說起來都是前輩,照道理亦應相讓,而況又可落個敬老尊賢的名聲,何樂不為?


    宴客及堂會,都在西苑的中海。這裏有一座精舍,鋪地用紫綠石板,形如錦緞,其名春藕齋,相傳是鹹豐以前的皇帝,偶爾要放誕一下,會開無遮的秘戲之處。但自馮國璋時代起,春藕齋是大總統辦公室。


    與春藕齋相對的是居仁堂,本名海宴堂,用來招待外賓。袁世凱當總統時,聽政於此,改名居仁。馮國璋則用來安頓他的眷屬。以後徐世昌因為曾為前朝宰輔,不敢入居別苑,改設公府於集靈囿。黎元洪仍以春藕齋為辦公處,不過家住東廠胡同,居仁堂便恢複為宴饗賓客之所。這天盛宴宏開,用的是西餐;宴後入座聽戲,氣氛就有些不大對勁了。有人交頭接耳,有人悄悄開溜,還有些人妙奏當前,卻心神不屬,不知在想些什麽。


    黎元洪的興致卻很好,待到金少梅的《嬰寧一笑緣》上場,更是笑容不消,唱完犒賞大洋五百。等金少梅出來謝了賞,重整場麵,《霸王別姬》正將上場時,金永炎去到黎元洪麵前,低聲耳語:“報告大總統,明天怕有風波。戲散迴府,要找人談一談。”


    這一下掃了黎元洪的興。戲散匆匆迴東廠胡同,他左右的一班策士,金永炎、哈漢章等人已經在等著了。


    原來第二天是參眾兩院聯合舉行第三次常會開幕。有個消息說津保派不滿王內閣為洛派所扶植,預備搗亂。


    “津保已經收買了兩個‘打手議員’,打算給王亮疇一個極大的難堪。”金永炎說道,“據說他們預備給王內閣上個封號,叫作‘私生子內閣’。”


    王寵惠組閣,正當參眾兩院休會期間,自然無法提請國會同意權,所以隻用署理的名義。因為如此,稱之為“私生子內閣”,名稱雖不雅,卻很難駁倒。


    由“私生子”變為合法的婚生子,最簡單的辦法是提名王寵惠組閣,請參眾兩院同意,但在目前的情勢下,津保派認為王內閣的“洛派”色彩甚重,很可能通不過。所以一提名反而給津保派帶來倒閣的機會。


    “暫且不提名。”黎元洪做了決定,“等他們自己‘鬧家務’,鬧定了再說。”


    決定維持王內閣的原則,為黎元洪的左右親信所一致同意。因為“保洛分家”以來,情勢已逐漸明朗,黎元洪的心腹大患是以曹銳為中心的保派,在他們看,“北洋三傑”自馮國璋下世,王士珍潛龍勿用,段祺瑞虎落平陽,連徐世昌都歸隱東海了,論資格,自然以曹錕為首;談實力,皖已式微,奉正铩羽,直係已無對手。然則繼徐而登大寶者,舍直係領袖曹錕其誰?以恢複舊國會而捧黎出場,不過過個渡而已。黎元洪的任期問題,迄未解決,說法有四五個之多,得到時機成熟,隨便找個說法,就可以攆他下台。


    因此,黎元洪自己知道,他能夠在春藕齋待多少日子,全看保派勢力的消長而定。洛長則保消,而吳佩孚是主張先製憲後選總統的,製憲要好長一段日子,他的大總統便也能做好長一段日子。既然如此,當然要拉緊洛派,而王寵惠為吳佩孚所支持,所以維持王內閣,正就是拉緊吳佩孚。當然,保派亦不宜得罪,不獨保派,“妾身不分明”之際,唯有抱定委曲求全的宗旨,始為明哲保位之道。


    既願委曲求全,自須處處拉攏。黎元洪不但對國會議員的無理取鬧、保派要角的咄咄逼人逆來順受,連“旁觀者清”的小朝廷都盡力在敷衍。


    溥儀的婚事,一延再延。由於太妃們的堅持,非在年內辦了不可,因而由“欽天監”的“官兒”擇定十二月初一為“大婚吉期”,照陽曆算是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婚禮已經籌備了半年多了。“王公大臣”對這一次的“大典”,無不像自己家裏辦喜事那樣興奮。因為一則,民國以來,宮裏從沒有這樣熱鬧過。二則,男子結婚是成人的最鮮明的象征,“皇上”長大成人,當然“恢複祖業”有望了。


    但從毓慶宮到“北府”,一直擔心著一件事,大總統已非“當朝太傅”的徐世昌,而是民國的元勳黎元洪,生怕他對婚禮的排場,橫加幹涉。不道“內務府”通知“大婚”的公事一到內政部,不到一星期,便由財政總長汪大燮具名寫來一封信,說目下經費困難,以致優待歲費不能發足,殊感歉然。現在為助大婚,特意從關稅中撥出大洋十萬元,其中兩萬元作為民國的賀禮。隨後黎元洪還送了賀禮,用大紅全帖所開的禮單,上寫“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贈宣統大皇帝禮物八件”,包括一副對聯,出於饒漢祥手筆:“漢瓦當文,延年益壽;周銅盤銘,寶貴吉祥。”


    此外遺老、軍閥都有進獻,大致現金以外,還有貴重禮物。禮單五花八門,各有特殊的格式。當然,最“正規”的是上“賀表”。


    婚禮一共五天,頭兩天是被封為淑妃的文繡與皇後婉容的妝奩入宮。第三天是迎皇後入宮的正日。第四天在景山壽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禮,也就是民間婚禮中的“廟見”。最後一天在乾清宮受賀。


    最熱鬧的是第二天。“欽天監官員”挑選的正日吉時是“寅刻”——淩晨四點鍾。滴水成冰的臘月,絕少有人願意起那麽大早,來看皇後進宮的鳳輿。因此,冊立皇後及進妝奩的吉時,又是挑在半夜裏,便為“大婚辦事處總提調”載濤所反對,改挑了“也可用”的巳刻與午刻。


    這天步軍統領衙門、警察廳、憲兵司令部大批動員,在神武門、東安門,一直到後父榮源家,沿路布崗。儀仗滿漢合璧,新舊並陳,最前麵是陸軍部和由直魯豫巡閱使署借來的兩班軍樂隊;緊跟著“冊封”的“正副使”,正使是慶親王載振——奕劻已在複辟那年的正月裏故世,賜諡為“密”。照《諡法考》,“追補前過曰密”,王爵由“振大爺”承襲。慶王一家本與皇室疏遠,已移居天津,這一次大婚要載振報效,提出的條件,便是派他為“冊封正使”。此時與副使鄭親王,蟒袍補褂,執節騎馬,得意揚揚地招搖過市。


    後麵又是一班憲兵司令部的軍樂隊,外加六名號兵引導護衛的陸軍馬隊、警察馬隊、保安隊馬隊,一律簇新的製服,軍容極壯。


    接下來是龍鳳旗傘,全副俗名“鑾駕”的“鹵簿”,金光耀眼,簇鏨全新。原來是袁世凱想做皇帝時所特製,哪知“洪憲皇帝”未及“登基”,便已“賓天”,這副鹵簿,成了廢物,如今倒利用上了。


    鹵簿之後是四座漆成明黃色的龍亭,供著皇後的金寶玉冊與禮服,最後三十封宮燈,以及大批扈從的官員、太監,自然都是暖帽“花衣”。看熱鬧的人都說:“又在‘跑祖宗’了。”


    這個浩浩蕩蕩的行列,出神武門,走了一個多小時,到達“承恩公”榮源家。榮源與他的兒子,在大門口跪接“天使”。在正廳擺設香案,宣讀了“冊封”的詔書,接著便發嫁妝,一共一百二十台,由東華門進宮。這天的節目便告結束。


    下一天,實在也就是這天半夜裏,鳳輿進宮,在坤寧宮行過合巹禮,吃過“子孫餑餑”,洞房一閉,東麵的寧壽宮開始熱鬧了。


    大內東麵是寧壽宮,在乾隆三十七年興修,也就是高宗實足滿六十歲那一年,已在打算作娛老之計。換句話說,他做了皇帝還想做一迴太上皇,將來“內禪”以後,即以寧壽宮為頤養之地。


    寧壽宮的正殿叫皇極殿,完全仿照“天子正衙”的乾清宮的規製;又有一座殿叫養性殿,高宗禦筆題詩一首:“允宜歸大政,餘日享清福。是用構養性,其仿養心屋。”明白道出,是養心殿第二。


    但寧壽宮的戲台,卻是第一。大內有重華宮漱芳齋的戲台、西苑海晏堂的戲台、頤和園排雲殿的戲台,以及熱河避暑山莊的“水台”,但規模都不及寧壽宮的戲台,所以“升平署”的太監稱之為“老大”。


    “老大”的本名叫“暢音閣”,是個三層的轉台,位於養性殿之東,相對的一座樓叫“閱是樓”,其實就是禦用的包廂。慈禧太後晚年,不住西六宮的長春宮,以太上皇自居,住在養性殿,每年十月初十萬壽,都在“暢音閣”傳戲,名伶都是內廷供奉,盛極一時。皇室談起“天家富貴”,最忘不了的,就是“花衣期”內賞“入座聽戲”。因此少年“親貴”們,在議大婚典禮的慶賀節目時,眾口一詞地表示:非得在宮裏唱幾天戲不可!


    尋常仕宦人家,遇到喜慶大事,必有堂會,何況“皇上大婚”?因此,連毓慶宮的師傅們都不必反對。這件事最起勁的,當然是“濤貝勒”,他是京城最闊的票友,但還輪不到第一。第一是年紀比他大的一個堂侄溥侗,行五,梨園中一提起“侗五爺”,無人不知。不過票戲照例要起個別號,他的別號是紅豆館主。昆亂兩擅,而昆腔的冠帶醜,比皮黃的老生尤為名貴。具此身份資格,這三天“傳戲”的提調,自然非他莫屬了。


    “濤貝勒”票的是票友中最難得的武生,他是楊小樓的學生。“旗下大爺”對於吃喝玩樂,講究“獨一份”。載濤既票武生,當然不能像杜月笙唱黃天霸那樣,亮個相算數;每天練功,寒暑不輟,雖輕易不一露,但確有根底,連內行都不敢輕視的。


    三天戲是從正日開始。宮中有慶典演戲,總在辰巳之間開鑼,申酉之間散戲,恰是“早膳”至“晚膳”那一段辰光。


    這台戲最名貴之處,是在一開場時的“跳靈官”。宮外演戲先“跳加官”,宮中無官可加,改成“跳靈官”祛邪。《大清會典》中,確有“靈官”這麽一個官職,額設一人,隸於江西龍虎山“正一真人”張天師府,職司當門接引,眉間畫一隻眼睛成為三隻眼,紅須紅袍,左手挽訣,右手捧杵。戲台上是十跳靈官,中選扮演靈官的名伶是楊小樓、尚和玉、周瑞安、錢金福、郝壽臣、侯喜瑞、餘叔岩、高慶奎、劉鴻升,還有楊小樓、尚和玉的師兄弟俞振庭,自組雙慶社當了老班,本已不大唱戲,這迴亦自告奮勇,扮成靈官之一。


    第二天開戲比較晚,因為溥儀在乾清宮受賀,亦分親貴、宗室、大臣、內廷行走人員、外藩等等班次。外藩中,排在第一的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的代表——侍從武官長蔭昌。他全副戎裝向上行了三鞠躬最敬禮以外,忽然大聲宣布:“剛才那是代表民國的,現在奴才自己給皇上行禮。”說完,將那頂前麵仿佛插一支雞毛撣子似的軍帽,取下來放在一邊,跪在地上,大磕其頭。


    “蔭五樓總算不忘故主。”特為從上海趕來慶賀的一名遺老感歎著說,然後舉目四顧,詫異地問,“徐東海怎麽沒來?”


    “他怎麽敢來?”陳寶琛冷笑,“莫非朝珠補褂,裝上假辮子來給皇上磕頭,還是穿了燕尾服來給皇上鞠躬?”


    原來陳寶琛最看不起的,就是徐世昌。當年以翰苑出身去給一介武夫的袁世凱當幕僚,在他看來,實為詞林之辱。當然,最大的原因,是在做了民國的大官。特別是當袁世凱預備稱帝之時,陳寶琛的感觸最深,作了三首詩,借題發揮,一看便知是罵徐世昌。


    這三首詩的題目是《漱芳齋觀劇有感之絕句》。漱芳齋觀劇是光緒大婚之時的事,何以生感於三十年後?其實是用的障眼法,詩中寫的是民國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典籌備處”為徐世昌做生日,在“相邸”唱堂會,陳寶琛有感於孫菊仙的一出《大登殿》,觸緒生愁,歸來所賦。


    原來《大登殿》中孫菊仙扮皇帝,百官請登寶座,孫菊仙臨時編了幾句戲詞,諷刺在座老臣,當然也諷刺了“袁皇帝”。陳寶琛竟致倚席掩淚不止,而這天恰恰又是難得一見的“跳靈官”,不免記起當年漱芳齋的情景。


    “三絕句”的第一首是:“鈞天夢不到溪山,宴罷瑤池海亦幹。誰憶梨園煙散後,白頭及見跳靈官。”首句是倒裝句法,言歸隱溪山從不作鈞天之夢。光緒十年甲申之役,當朝消沉,一時俱盡。陳寶琛放歸故裏,在福州築“滄趣樓”,一住二十年,至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方由他的同年張之洞間接援引,得以再起,複為內廷行走的文學侍從之臣。草野江湖,雖久絕鈞天之夢,而居然又親九重,這一句在無窮感慨之中,自然亦有受恩深重之意。


    “宴罷瑤池海亦幹”是指光緒三十四年,慈禧太後萬壽以後不久,與皇帝先後駕崩。海幹則何有瑤池,這不僅是悼慈禧之崩,亦言今後更無王母,自是痛清祚之終。末兩句歸結到“漱芳齋觀劇”,則又是一迴事。那年六月初一,瑾太妃生日,曾在漱芳齋傳戲,陳寶琛自然亦是“奉旨入座聽戲”的大臣之一。


    第二首的前兩句“一曲何堪觸舊悲,卅年看舉壽人卮”,當然寫的是孫菊仙的那出《大登殿》;第三句“相公亦是三朝老”,下接“寧記椒風授冊時”,下自注“壬申大婚禮成,元和癸酉始來京”,是指陸潤庠於同治十一年壬申大婚後,十二年癸酉進京,十五年甲戌大魁天下,雖亦同、光、宣三朝元老,卻未躬逢同治大婚慶典之盛。適與上文渺不相關,而實為指桑罵槐。


    第三首用宋哲宗朝宣仁太皇太後的典故。宣仁支持司馬光、呂純仁、蘇軾這一班“元祐正人”,有“女中堯舜”之稱。除了“保皇黨”以外,遺老們提到慈禧,都以宣仁相擬。宣仁病篤時,遇清明頒賜社飯,向老臣訣別,說“明年此時,須記著老身”。陳寶琛用此典故,正指徐世昌亦是當年曾蒙簾眷的老臣,但卻不如“內廷供奉”的“伶官”孫菊仙,“猶感纏頭解報恩”。


    就為了陳寶琛的這三首詩,徐世昌便再也不進宮了。在他當總統時,賀年賀節,照例派大禮官黃開文代表。這倒還罷了,使得陳寶琛怒上加怒的是,有一次以“民國大總統”的身份,給了溥儀一通“照會”。陳寶琛一提起來便刮臉皮罵:“不怕醜!”


    這一天,徐世昌當然怕出醜不敢來,不過人不到禮到,遺老中的賀禮,數他獨厚。黃開文雖已非大禮官,但仍是他的私人代表,進宮申賀,行了禮,為人一把拉住,是他的同學,也是張勳複辟時“外務部大臣”梁敦彥。


    黃開文與梁敦彥,都是當年曾國藩派赴留美的幼童,又是廣東同鄉,交情很厚。梁敦彥有一個難題,跟旁人不便談,正好與老同學商議。


    原來這次溥儀的婚禮,為王公大臣、宮中太妃及一班真正希望恢複“大清天下”的遺老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興奮。東交民巷的外交官及他們的眷屬,要求“觀禮”,覲見“宣統皇帝”。雖然他們鄭重聲明,這完全是以私人身份提出的要求,但從辛亥革命以來即絕跡於“大內”的這班洋人,畢竟是外國官員,惠然肯來,當然是一種重視清室的表示。所以不但歡迎他們來跟溥儀見麵,而且依照莊士敦的建議,在這天受賀以後,特為使館人員及他們的眷屬,在乾清宮設了一個招待酒會。


    在酒會中,溥儀將用英語致辭。莊士敦希望溥儀能夠以他所學的、相當於中學生程度的英文,自己擬一篇簡單的講詞。溥儀將這個差使交了給梁敦彥,要通順,要用簡單的字匯、文法,而且要看不出捉刀的痕跡。梁敦彥的難題就在這裏。


    “什麽是簡單的字匯、文法?我都想不起來了。如果去請教人,會成笑話。我擬了個稿子在這裏,自己看看不像中學生程度的英文。請你替我斟酌斟酌。”


    等梁敦彥拿出英文稿來,黃開文一看便說:“以外交官的英文程度來說,不夠格;在中學生可又太深了。”


    於是兩人找了一間太監起坐的小屋,字斟句酌,勉強湊成一篇符合要求的英文講稿。其時招待酒會已經開始了。


    場麵及儀節是莊士敦一手所安排,完全仿照英國皇家的派頭。皇帝“亨利”、皇後“伊麗莎白”並排站在乾清宮大殿正中,各國公使與眷屬,列隊趨前致敬,與穿長袍馬褂的“皇帝”握手,向旗裝的皇後行吻手禮。


    覲見終了,溥儀開始致辭,照梁敦彥送給他的手寫的講稿念道:“今天在這裏,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高貴的客人,感到不勝榮幸。謝謝諸位光臨,並祝諸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念得聲調鏗鏘,完全是牛津英語的韻味,來賓紛紛鼓掌,溥儀非常得意,但最覺得臉上有光彩的是莊士敦。


    結婚以後的溥儀,產生了強烈的“成人”的意識。照他嗣繼及兼祧的兩“父皇”,穆宗和德宗的成例,大婚與親政是不可分的。可是所“親”裁的大“政”在哪裏?


    不能向“全國臣民”發號施令,隻能給內務府下“上諭”,剛責備內務府大臣貪汙浪費,轉眼又指著外國雜誌上的廣告,到洋行裏去大買鑽戒,自己浪費,也給了內務府大臣貪汙的機會。


    這已經足使“北府”及內務府大臣們頭痛了,不想又爆出一個新問題,能讓那班人急白了辮子——溥儀吵著要出洋留學。


    他的出洋,原是早就談過的,請莊士敦來當師傅,亦正就是為出洋做準備。但等溥儀自己一提出來,卻沒有一個人讚成。反對的理由中,最有力的一條是:“隻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於放棄了民國的優待。既然民國沒有取消優待條件,為什麽咱們自己先要放棄?”


    但溥儀受了莊士敦的影響,也看到報上常有國會議員主張取消優待,不相信優待條件會永遠存在。同時他的書也讀得多了,從成湯放桀、商紂自焚、犬戎弑幽王,一直到崇禎吊死在煤山,對每一朝的末代皇帝的下場都很熟悉,覺得像元順帝遠奔沙漠,是比較聰明的辦法,因而常跟大臣們發生爭論。


    一張嘴當然說不過那麽多人,可是在他日常所見到的人以外,在北京頗受社會尊敬的一班學者,如胡適、梁啟超、陳寅恪等人,卻常有支持溥儀到歐洲去留學的言論。這對他自是極大的鼓勵,以致發生了一連串激烈的爭論,那班王公大臣口頭上雖無法說服“皇上”,卻可用“不奉詔”的手段,將這件事擱起來。


    比較同情溥儀的,是他的七叔載濤,也隻允許替他在天津預備一所房屋,以備必要時安身。於是溥儀又找莊士敦商量,如何能夠私下出紫禁城到天津。莊士敦答應替他想辦法。


    大婚以後不久,莊士敦悄悄告訴溥儀說:“臣已經接頭好了。隻要皇上出了紫禁城,到了外國公使館,就算到了外國地界。不管是王公大臣,還是民國當局,都沒有辦法再把皇上請迴來。”


    “那好啊!”溥儀很興奮地問,“我該到哪個公使館?”


    “公使團的領袖,是荷蘭的歐登科。”莊士敦說,“請皇上親自給他打個電話,不必說別的,隻說:‘我幾時想來看看你。’這是臣跟他約定的暗示,表示皇上自己願意托他照應的意思。”


    “行!我馬上就打。”


    “這倒不忙在這一刻。不過,有件事要請皇上自己想法子,就是自己能出得去,一出神武門,坐上荷蘭公使館的汽車,事情就算成功了。”


    “這,我自己有辦法,你放心。”


    於是溥儀與他的胞弟溥傑細細商量,決定花錢收買太監,然後跟歐登科通了電話,又派溥傑到荷蘭公使館去了一趟,將一切細節都說妥當,隻待到了約定的日子,溜出神武門。


    當然,溥儀厭惡那個拘束的環境,舍棄了陰森、缺乏生氣的宮殿,舍棄不了金兵入汴京,捆載而來的法書名畫、古玩秘笈,以及遼金元明及“本朝”所積聚的“天府之珍”。而且由於意外的發現,溥儀的眼福,為嘉道鹹同光五帝所不及。原來大內西北角,重華宮之西,在乾隆五年改建了一座建福宮,作為守製之用,所以其他宮殿都是黃瓦,獨獨此處用藍瓦。及至乾隆駕崩,嘉慶純孝,將乾隆生前攜至寧壽宮賞玩的手卷字畫、精巧古玩玉器,以及專為巡幸途中在轎子裏得以賞玩而製的無數“百寶匣”,掃數封存在建福官。自嘉慶初年以來,曆朝加封,從未開過。


    有一天溥儀閑得無聊,在宮中亂逛。經過建福宮,看門上重重封條,不由得生了窺秘探險的好奇心,傳了總管太監來,說要將宮門打開來看看。


    一看,是不知多少一直疊到天花板的大木箱,上有嘉慶四年的封條。再打開木箱來一看,才知道是如許稀世奇珍。這不但開了溥儀的眼界,也開了太監和內務府的一條財路。由於並無賬冊可稽,明偷暗盜,無不財源滾滾,地安門大街一下子開了好幾家規模宏大的古玩鋪,若問東主的身份,不是太監或內務府官員,就是他們的親戚。


    其實,溥儀也是“明偷”的一個,包括建福宮珍藏在內的許多前人真跡,諸如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二謝帖》,宋朝馬遠、夏珪的《長江萬裏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以及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原稿,還有乾清宮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珍本,都以“賞溥傑”為名,每天一大包、一大包地公然攜出宮外。


    溥傑是“伴讀”,也就是溥儀的同學。同學如此,師傅當然也沾恩光,陳寶琛、朱益藩、梁鼎芬等人,亦都常蒙“禦賜”字畫,而且往往是這些師傅們自己提出來的,也有時要求借閱,這一借自是久假不歸了。


    為了出走期近,溥儀對溥傑的“賞賜”,也就格外豐厚了。到了約定的那一天,溥儀和溥傑坐在養心殿,靜等出走的時刻到來。得了錢的隨身太監,亦都悄悄散了開去,仿佛已決定放他們一條路了。哪知突然之間報道:“王爺來了!”


    “他來幹什麽?”


    一語未完,二報又到,說載灃已經下令內圍的護軍,外圍由步軍統領指揮的“內城守衛隊”,封鎖各宮通路,一律斷絕交通,整個大內都進入戒嚴狀態了。


    接著是載灃神色倉皇地奔了進來,結結巴巴地說:“聽、聽、聽說皇上,要、要、要走——?”


    即令溥儀不承認,出走的計劃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了,而且以後也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載灃的辦法很簡單,隻要控製溥儀的左右手。


    計劃的流產,當然是溥儀左右,受了他的賄賂而保證對他“效忠”的那班太監告的密,溥儀本來就厭惡太監,這一下更暗暗下了決心,遲早要驅逐這班身殘心毒的“廢物”!


    到得第二天,溥儀同莊士敦吐露了抑鬱的心情,莊士敦勸他忍耐,勸他仍舊要致力於整頓內部,又舉薦新近在“內廷行走”的鄭孝胥,說此人不同於一般遺老,有眼光、有見解,是個可與之謀大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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