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警惕狹隘民族主義的蠱惑宣傳
羅素曾說,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兩件事:一、改變物體的位置和形狀,二、支使別人這樣幹。這種概括的魅力在於簡單,但未必全麵。舉例來說,一位象棋國手知道自己的畢生事業隻是改變棋子的位置,肯定會感到憂傷;而知識分子聽人說自己幹的事不過是用墨水和油墨來汙損紙張,那就不僅是沮喪,他還會對說這話的人表示反感。我靠寫作為生,對這種概括就不大滿意:我的章有人看了喜歡,有人看了憤怒,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但話又說迴來,喜歡也罷,憤怒也罷,終歸是情緒,是虛無縹緲的東西。我還可以說,寫作的人是化的締造者,化的影響直至千秋萬代——可惜現在我說不出這種影響是怎樣的。好在有種東西見效很快,它的力量又沒有人敢於懷疑:知識分子還可以做蠱惑宣傳,這可是種厲害東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德國人幹了很多壞事,弄得他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有個德國將軍蒂佩爾斯基這樣為自己的民族辯解:德國人民是無罪的,他們受到希特勒、戈培爾之流蠱惑宣傳的左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於什麽。還有人給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做了一番統計,發現其中每個字都害死了若幹人。德國人在二戰中的一切劣跡都要歸罪於希特勒在坐監獄時寫的那本破書——我有點懷疑這樣說是不是很客觀,但我毫不懷疑這種說法裏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總而言之,人做一件事有三種辦法,就以希特勒想幹的事為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動手去幹,這樣他就是個普通的納粹士兵,危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別人去幹,這樣他隻是個納粹軍官;最後,他可以做蠱惑宣傳,把德國人弄得瘋不瘋、傻不傻的,一齊去幹壞事,這樣他就是個納粹思想家了。
說來也怪,自蘇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識分子拿自己的正派學問教人,都沒人聽,偏偏納粹的異端邪說有人信,這真叫邪了門。羅素、波普這樣的大學問家對納粹意識形態的一些成分發表過意見,精彩歸精彩,還是說不清它力量何在。事有湊巧,我是在一種蠱惑宣傳裏長大的(我指的是張春橋、姚元的蠱惑宣傳),對它有點感性知識,也許我的意見能補大學問家的不足……這樣的感性知識,讀者也是有的。我說得對不對,大家可以評判。
據我所知,蠱惑宣傳不是真話——否則它就不叫做蠱惑一但它也不是蓄意編造的假話。編出來的東西是很容易識破的。這種宣傳本身半瘋不傻,做這種宣傳的人則是一副借酒撒瘋、假癡不癲的樣子。肖斯塔科維奇在迴憶錄裏說,舊俄國有種瘋僧,被狂熱的信念左右,信口雌黃,但是人見人怕,他說的話別人也不敢全然不信——就是這種人搞蠱惑宣傳能夠成功。半瘋不傻的話,隻有從借酒撒瘋的人嘴裏說出來才有人信。假如我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僅沒人信,老農民還要揍我;非得像**女士那樣,用更年期高亢的嘯叫聲說出來,或者像姚元先生那樣,帶著怪誕的傻笑說出來,才會有人信。要搞蠱惑宣傳,必須有種什麽東西蓋著臉(對醉漢來說,這種東西是酒),所以我說這種人是在借酒撒瘋。順便說一句,這種狀態和青年知識分子意氣風發的狷狂之態有點分不清楚。雖然夫子曾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但我總覺得那種狀態不宜提倡。
其次,蠱惑宣傳必定可以給一些人帶來快感,納粹的千年帝國之說,肯定有些德國人愛聽;“革”裏跑步進入**之說,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當然,這種快感肯定是種虛妄的東西,沒有任何現實的基礎。這道理很簡單,要想獲得現實的快樂,總要有物質基礎,嘴說是說不出來的:哪怕你想找個幹淨廁所享受排泄的樂趣,還要付兩毛錢呢。都找宣傳家去要,他肯定拿不出。最簡單的做法是煽動一種仇恨,鼓勵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殘害一些人,比如宣揚狹隘的民族情緒,這可以迎合人們野蠻的劣根性。煽動仇恨、殺戮,乃至滅絕外民族,都不要花費什麽。煽動家們隻能用這種方法給大眾提供現實的快樂,因為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一假如有無害的方法,想必他們也會用的。我們應該體諒蠱惑宣傳家,他們也是沒辦法。
最後,蠱惑宣傳雖是少數狂熱分子的事業,但它能夠得逞,卻是因為正派人士的寬容。群眾被煽動起來之後,有一種驚人的力量。有些還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希望這種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寬容它——納粹在德國初起時,有不少德國人對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這種非理性的狂潮成了氣候,他們後悔也晚了。“革”初起時,我在學校裏,有不少老師還在積極地幫著發動“革”哩,等皮帶抽到自己腦袋上時,他們連後悔都不敢了。根據我的生活經驗,在中國這個地方,有些人喜歡受蠱惑宣傳時那種快感;有些人則崇拜蠱惑宣傳的力量,雖然吃夠了蠱惑宣傳的苦頭,但對蠱惑宣傳不生反感;不唯如此,有些人還像癮君子盼毒品一樣,渴望著新的蠱惑宣傳。目前,有些年輕人的抱負似乎就是要炮製一輪新的蠱惑宣傳——難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蠱惑宣傳是種禍國殃民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抱負隻能是反對盡惑宣傳。我別無選擇。
第二十二章對中國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蕭伯納是個愛爾蘭人,有一次,人家約他寫個劇本來弘揚愛爾蘭民族精神,他寫了《英國佬的另一個島》,有個劇中人對愛爾蘭人的生活態度做了如下描述:“一輩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隻豬,結果自己也變成了一塊土,一隻豬,……”不知為什麽,我看了這段話,臉上也有點**辣。這方麵我也有些話要說,蕭伯納的態度很能壯我的膽。
1973年,我到山東老家去插隊。有關這個小山村,從小我姥姥已經給我講過很多,她說這是一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條驢。我姥姥還說,驢在當地很有用,因為那裏地勢崎嶇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裏送點什麽,或者從地裏收獲點什麽,驢子都是最重要的幫手。但是我到村裏時,發現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村裏不是四十戶人,而是一百多戶人,驢子一條都不見了。村裏人告訴我說,我姥姥講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曆。這麽多年以來,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來,至於驢子,在學大寨之前還有幾條,後來就沒有了。沒有驢子以後,人就擔負起往地裏運輸的任務,當然不是用背來馱,而是用小車來推。當地那種獨輪車載重比小毛驢馱得還要多些,這樣人就比驢有了優越性。在所有的任務裏,最繁重的是要往地裏送糞——其實那種糞裏土的成分很大——一車糞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樣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這就是說,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東西送到八十層樓上,而且早上天剛亮到吃早飯之間就要往返十趟。說實在話,我對這任務的艱巨性估計不足。我以為自己長得人高馬大,在此之前又插過三年隊,別人能幹的事,我也該能幹,結果才推了幾趟,我就滿嘴是膽汁的味道。推了兩天,我從城裏帶來的兩雙布鞋的後跟都被豁開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總在一刻不停的震顫之中。後來我隻好很丟臉地接受了一點照顧,和一些身體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幹活。好在當地人沒有因此看不起我,他們還說,像我這樣初來乍到的人,能把這種工作堅持到三天之上,實在是不容易。就連他們這些幹慣了的人都覺得這種工作太過辛苦,能夠歇上一兩天,都覺得是莫大的幸福。
時隔二十年,我把這件事仔細考慮了一遍,得到的一個結論是這樣的:用人來取代驢子往地裏送糞,其實很不上算。因為不管人也好,驢也罷,送糞所做的功都是一樣多,我們(人和驢)都需要能量補充,人必須要吃糧食,而驢子可以吃草;草和糧食的價值大不相同。事實上,一個人在幹推糞這種活和幹別的活時相比,食量將有一個很可觀的增長,這就導致了糧食不夠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幹。白薯幹比之正經糧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賣到兩毛錢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頂)是三分錢一斤,一般做飼料的草頂多值兩分錢。我不認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幹之後,可以和吃了十斤幹草的驢比賽負重,而且白薯幹還異常難吃,噎人,難消化,容易導致胃潰瘍;而驢在吃草時肯定不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在此必須強調指出,此種白薯幹是生著切片晾的,假設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種甜甜的東西,就絕不止兩毛錢一斤。有關白薯幹的情況,還可以補充幾句,它一進到了食道裏就會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發糕還是麵條,隻要不用大量的糧食來衝淡,都有同等的效果。因此我曾設想改進一下進食的方式,拿著大頂來吃飯,這樣它往上一蹦就正好進到胃裏,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沒有試驗過,我怕被別人看到後難以解釋。白薯幹原來是豬的口糧,這種可憐的動物後來就改吃人屙的屎。據我在廁所兼豬圈裏的觀察,它們一遇到吃薯幹屙出的屎,就表現出憤怒之狀,這曾使我在出恭時良心大感痛苦——這個話題就說到這裏為止。由此可見,我姥姥在村裏時,四十戶人家、一百多條驢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當然,我在村裏時,一百多戶人家沒有驢,也符合經濟規律。前者符合省錢的規律,後者符合就業的規律。隻有“一百戶人家加一百條驢”不符合經濟規律,因為沒有那麽多的事可做。於是,驢子就消失了。有關這件事,可以舉出一件恰當的反例:在英國產業革命前夕,有過一次圈地運動,英國農民認為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則是人吃驢,而且是貨真價實的吃。村裏人說,有一陣子老是吃驢肉,但我去晚了沒趕上,隻趕上了吃白薯幹。當然,在這場人和驢的生存競爭中,我當時堅定地站在人這一方,認為人有吃掉驢子的權利。
最近我讀到布羅代爾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才發現這種生存競爭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於在人和驢之間,更不限於本世紀七十年代,它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曆史事實。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傳教士就發現,與西歐相比,中國的役畜非常少,對水力和風力的利用也不充分。這就是說,此種生存競爭不光在人畜之間存在,還存在於人與浩浩蕩蕩的自然力之間。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場上反對水和風了,因為這種對手過於低級,勝之不武。而且我以為,中國的化傳統裏,大概是有點問題。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的傳統化是一種人本的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完全不同。在我們的化裏,隻認為生命是好的,卻沒把快樂啦、幸福啦、生存狀態之類的事定義在內;故而就認為,隻要大家都能活著就好,不管他們活得多麽糟糕。由此導致了一種古怪的生存競爭,和風力、水力比賽推動磨盤,和牲口比賽運輸——而且是比賽一種負麵的能力,比賽誰更不知勞苦,更不貪圖安逸!
中國史學界沒有個年鑒學派,沒有人考證一下曆史上的物質生活,這實在是一種遺憾——布羅代爾對中國物質生活的描述還是不夠詳盡——這件事其實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國人口稠密的地帶,根本就見不到風車、水車,這種東西隻在邊遠地方有。我們村裏有盤碾子,原來是用驢子拉的,驢沒了以後改用人來推。驢拉碾時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頭暈。人推時不蒙眼,因為大家覺得這像一頭驢,不好意思。其實人也會暈。我的切身體會是:人隻有兩條腿,因為這種令人遺憾的事實,所以暈起來站都站不住。我還聽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陳永貴大叔在大寨曾和一頭驢子比賽負重,驢子摔倒,永貴大叔贏了。我認為,那頭驢多半是個小毛驢,而非關中大叫驢。後一種驢子體態壯碩,恐非人類所能匹敵——不管是哪一種驢,這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車,人也比驢強。我認識的一位中學老師曾經用客觀的態度給學生講過這個故事(未加褒貶),結果在“化革命”裏被鬥得要死。這最後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國為什麽沒有年鑒學派。假如布羅代爾是中國人,寫了一本有關中國農村物質生活的書,人和驢比賽負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紙黑字寫了出來,“化革命”這一關他絕過不去。雖然沒有年鑒學派那樣縝密的考證,但我也得出了結論:在現代物質明的影響到來之前,在物質生活方麵有這麽一種傾向,不是人來駕馭自然力、獸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獸力;這就要求人能夠吃苦、耐勞、本分。當然,這種要求和傳統化對人的教誨甚是合拍,不過孰因孰果很難說明白。我認為自己在插隊時遭遇的一切,是傳統社會物質明發展規律走到極端所致。
在人與獸、人與自然力的競爭中,人這一方的先天條件並不好。如前所述,我們不像驢子那樣有四條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風和水那樣渾然無覺,不知疲倦。好在人還有一種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對準自然界,也許人就能過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發明了種種消極的倫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勞,“存天理、滅人欲”;而苦和累這兩種東西,正如莎翁筆下的愛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兩者都是無窮無盡的了!”(引自《羅密歐與朱麗葉》)
這篇章寫到了這裏,到了得出結論的時候了。我認為中國化對於物質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種消極忍耐的態度,不提倡用腦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結果不但是人,連驢和豬都深受其害。假設一切現實生活中的不滿意、不方便,都能成為嚴重的問題,使大家十分關注,恐怕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子,因為我們畢竟是些聰明人。雖然中國人是如此的聰明,但是布羅代爾對十七世紀中國的物質生活(包括北京城裏有多少人靠撿破爛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後下結論道:在這一切的背後,“潛在的貧困無處不在”。我們的祖先怎麽感覺不出來?我的結論是:大概是覺得那麽活著就不壞吧。
羅素曾說,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兩件事:一、改變物體的位置和形狀,二、支使別人這樣幹。這種概括的魅力在於簡單,但未必全麵。舉例來說,一位象棋國手知道自己的畢生事業隻是改變棋子的位置,肯定會感到憂傷;而知識分子聽人說自己幹的事不過是用墨水和油墨來汙損紙張,那就不僅是沮喪,他還會對說這話的人表示反感。我靠寫作為生,對這種概括就不大滿意:我的章有人看了喜歡,有人看了憤怒,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但話又說迴來,喜歡也罷,憤怒也罷,終歸是情緒,是虛無縹緲的東西。我還可以說,寫作的人是化的締造者,化的影響直至千秋萬代——可惜現在我說不出這種影響是怎樣的。好在有種東西見效很快,它的力量又沒有人敢於懷疑:知識分子還可以做蠱惑宣傳,這可是種厲害東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德國人幹了很多壞事,弄得他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有個德國將軍蒂佩爾斯基這樣為自己的民族辯解:德國人民是無罪的,他們受到希特勒、戈培爾之流蠱惑宣傳的左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於什麽。還有人給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做了一番統計,發現其中每個字都害死了若幹人。德國人在二戰中的一切劣跡都要歸罪於希特勒在坐監獄時寫的那本破書——我有點懷疑這樣說是不是很客觀,但我毫不懷疑這種說法裏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總而言之,人做一件事有三種辦法,就以希特勒想幹的事為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動手去幹,這樣他就是個普通的納粹士兵,危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別人去幹,這樣他隻是個納粹軍官;最後,他可以做蠱惑宣傳,把德國人弄得瘋不瘋、傻不傻的,一齊去幹壞事,這樣他就是個納粹思想家了。
說來也怪,自蘇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識分子拿自己的正派學問教人,都沒人聽,偏偏納粹的異端邪說有人信,這真叫邪了門。羅素、波普這樣的大學問家對納粹意識形態的一些成分發表過意見,精彩歸精彩,還是說不清它力量何在。事有湊巧,我是在一種蠱惑宣傳裏長大的(我指的是張春橋、姚元的蠱惑宣傳),對它有點感性知識,也許我的意見能補大學問家的不足……這樣的感性知識,讀者也是有的。我說得對不對,大家可以評判。
據我所知,蠱惑宣傳不是真話——否則它就不叫做蠱惑一但它也不是蓄意編造的假話。編出來的東西是很容易識破的。這種宣傳本身半瘋不傻,做這種宣傳的人則是一副借酒撒瘋、假癡不癲的樣子。肖斯塔科維奇在迴憶錄裏說,舊俄國有種瘋僧,被狂熱的信念左右,信口雌黃,但是人見人怕,他說的話別人也不敢全然不信——就是這種人搞蠱惑宣傳能夠成功。半瘋不傻的話,隻有從借酒撒瘋的人嘴裏說出來才有人信。假如我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僅沒人信,老農民還要揍我;非得像**女士那樣,用更年期高亢的嘯叫聲說出來,或者像姚元先生那樣,帶著怪誕的傻笑說出來,才會有人信。要搞蠱惑宣傳,必須有種什麽東西蓋著臉(對醉漢來說,這種東西是酒),所以我說這種人是在借酒撒瘋。順便說一句,這種狀態和青年知識分子意氣風發的狷狂之態有點分不清楚。雖然夫子曾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但我總覺得那種狀態不宜提倡。
其次,蠱惑宣傳必定可以給一些人帶來快感,納粹的千年帝國之說,肯定有些德國人愛聽;“革”裏跑步進入**之說,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當然,這種快感肯定是種虛妄的東西,沒有任何現實的基礎。這道理很簡單,要想獲得現實的快樂,總要有物質基礎,嘴說是說不出來的:哪怕你想找個幹淨廁所享受排泄的樂趣,還要付兩毛錢呢。都找宣傳家去要,他肯定拿不出。最簡單的做法是煽動一種仇恨,鼓勵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殘害一些人,比如宣揚狹隘的民族情緒,這可以迎合人們野蠻的劣根性。煽動仇恨、殺戮,乃至滅絕外民族,都不要花費什麽。煽動家們隻能用這種方法給大眾提供現實的快樂,因為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一假如有無害的方法,想必他們也會用的。我們應該體諒蠱惑宣傳家,他們也是沒辦法。
最後,蠱惑宣傳雖是少數狂熱分子的事業,但它能夠得逞,卻是因為正派人士的寬容。群眾被煽動起來之後,有一種驚人的力量。有些還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希望這種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寬容它——納粹在德國初起時,有不少德國人對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這種非理性的狂潮成了氣候,他們後悔也晚了。“革”初起時,我在學校裏,有不少老師還在積極地幫著發動“革”哩,等皮帶抽到自己腦袋上時,他們連後悔都不敢了。根據我的生活經驗,在中國這個地方,有些人喜歡受蠱惑宣傳時那種快感;有些人則崇拜蠱惑宣傳的力量,雖然吃夠了蠱惑宣傳的苦頭,但對蠱惑宣傳不生反感;不唯如此,有些人還像癮君子盼毒品一樣,渴望著新的蠱惑宣傳。目前,有些年輕人的抱負似乎就是要炮製一輪新的蠱惑宣傳——難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蠱惑宣傳是種禍國殃民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抱負隻能是反對盡惑宣傳。我別無選擇。
第二十二章對中國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蕭伯納是個愛爾蘭人,有一次,人家約他寫個劇本來弘揚愛爾蘭民族精神,他寫了《英國佬的另一個島》,有個劇中人對愛爾蘭人的生活態度做了如下描述:“一輩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隻豬,結果自己也變成了一塊土,一隻豬,……”不知為什麽,我看了這段話,臉上也有點**辣。這方麵我也有些話要說,蕭伯納的態度很能壯我的膽。
1973年,我到山東老家去插隊。有關這個小山村,從小我姥姥已經給我講過很多,她說這是一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條驢。我姥姥還說,驢在當地很有用,因為那裏地勢崎嶇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裏送點什麽,或者從地裏收獲點什麽,驢子都是最重要的幫手。但是我到村裏時,發現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村裏不是四十戶人,而是一百多戶人,驢子一條都不見了。村裏人告訴我說,我姥姥講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曆。這麽多年以來,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來,至於驢子,在學大寨之前還有幾條,後來就沒有了。沒有驢子以後,人就擔負起往地裏運輸的任務,當然不是用背來馱,而是用小車來推。當地那種獨輪車載重比小毛驢馱得還要多些,這樣人就比驢有了優越性。在所有的任務裏,最繁重的是要往地裏送糞——其實那種糞裏土的成分很大——一車糞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樣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這就是說,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東西送到八十層樓上,而且早上天剛亮到吃早飯之間就要往返十趟。說實在話,我對這任務的艱巨性估計不足。我以為自己長得人高馬大,在此之前又插過三年隊,別人能幹的事,我也該能幹,結果才推了幾趟,我就滿嘴是膽汁的味道。推了兩天,我從城裏帶來的兩雙布鞋的後跟都被豁開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總在一刻不停的震顫之中。後來我隻好很丟臉地接受了一點照顧,和一些身體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幹活。好在當地人沒有因此看不起我,他們還說,像我這樣初來乍到的人,能把這種工作堅持到三天之上,實在是不容易。就連他們這些幹慣了的人都覺得這種工作太過辛苦,能夠歇上一兩天,都覺得是莫大的幸福。
時隔二十年,我把這件事仔細考慮了一遍,得到的一個結論是這樣的:用人來取代驢子往地裏送糞,其實很不上算。因為不管人也好,驢也罷,送糞所做的功都是一樣多,我們(人和驢)都需要能量補充,人必須要吃糧食,而驢子可以吃草;草和糧食的價值大不相同。事實上,一個人在幹推糞這種活和幹別的活時相比,食量將有一個很可觀的增長,這就導致了糧食不夠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幹。白薯幹比之正經糧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賣到兩毛錢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頂)是三分錢一斤,一般做飼料的草頂多值兩分錢。我不認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幹之後,可以和吃了十斤幹草的驢比賽負重,而且白薯幹還異常難吃,噎人,難消化,容易導致胃潰瘍;而驢在吃草時肯定不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在此必須強調指出,此種白薯幹是生著切片晾的,假設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種甜甜的東西,就絕不止兩毛錢一斤。有關白薯幹的情況,還可以補充幾句,它一進到了食道裏就會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發糕還是麵條,隻要不用大量的糧食來衝淡,都有同等的效果。因此我曾設想改進一下進食的方式,拿著大頂來吃飯,這樣它往上一蹦就正好進到胃裏,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沒有試驗過,我怕被別人看到後難以解釋。白薯幹原來是豬的口糧,這種可憐的動物後來就改吃人屙的屎。據我在廁所兼豬圈裏的觀察,它們一遇到吃薯幹屙出的屎,就表現出憤怒之狀,這曾使我在出恭時良心大感痛苦——這個話題就說到這裏為止。由此可見,我姥姥在村裏時,四十戶人家、一百多條驢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當然,我在村裏時,一百多戶人家沒有驢,也符合經濟規律。前者符合省錢的規律,後者符合就業的規律。隻有“一百戶人家加一百條驢”不符合經濟規律,因為沒有那麽多的事可做。於是,驢子就消失了。有關這件事,可以舉出一件恰當的反例:在英國產業革命前夕,有過一次圈地運動,英國農民認為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則是人吃驢,而且是貨真價實的吃。村裏人說,有一陣子老是吃驢肉,但我去晚了沒趕上,隻趕上了吃白薯幹。當然,在這場人和驢的生存競爭中,我當時堅定地站在人這一方,認為人有吃掉驢子的權利。
最近我讀到布羅代爾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才發現這種生存競爭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於在人和驢之間,更不限於本世紀七十年代,它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曆史事實。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傳教士就發現,與西歐相比,中國的役畜非常少,對水力和風力的利用也不充分。這就是說,此種生存競爭不光在人畜之間存在,還存在於人與浩浩蕩蕩的自然力之間。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場上反對水和風了,因為這種對手過於低級,勝之不武。而且我以為,中國的化傳統裏,大概是有點問題。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的傳統化是一種人本的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完全不同。在我們的化裏,隻認為生命是好的,卻沒把快樂啦、幸福啦、生存狀態之類的事定義在內;故而就認為,隻要大家都能活著就好,不管他們活得多麽糟糕。由此導致了一種古怪的生存競爭,和風力、水力比賽推動磨盤,和牲口比賽運輸——而且是比賽一種負麵的能力,比賽誰更不知勞苦,更不貪圖安逸!
中國史學界沒有個年鑒學派,沒有人考證一下曆史上的物質生活,這實在是一種遺憾——布羅代爾對中國物質生活的描述還是不夠詳盡——這件事其實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國人口稠密的地帶,根本就見不到風車、水車,這種東西隻在邊遠地方有。我們村裏有盤碾子,原來是用驢子拉的,驢沒了以後改用人來推。驢拉碾時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頭暈。人推時不蒙眼,因為大家覺得這像一頭驢,不好意思。其實人也會暈。我的切身體會是:人隻有兩條腿,因為這種令人遺憾的事實,所以暈起來站都站不住。我還聽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陳永貴大叔在大寨曾和一頭驢子比賽負重,驢子摔倒,永貴大叔贏了。我認為,那頭驢多半是個小毛驢,而非關中大叫驢。後一種驢子體態壯碩,恐非人類所能匹敵——不管是哪一種驢,這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車,人也比驢強。我認識的一位中學老師曾經用客觀的態度給學生講過這個故事(未加褒貶),結果在“化革命”裏被鬥得要死。這最後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國為什麽沒有年鑒學派。假如布羅代爾是中國人,寫了一本有關中國農村物質生活的書,人和驢比賽負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紙黑字寫了出來,“化革命”這一關他絕過不去。雖然沒有年鑒學派那樣縝密的考證,但我也得出了結論:在現代物質明的影響到來之前,在物質生活方麵有這麽一種傾向,不是人來駕馭自然力、獸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獸力;這就要求人能夠吃苦、耐勞、本分。當然,這種要求和傳統化對人的教誨甚是合拍,不過孰因孰果很難說明白。我認為自己在插隊時遭遇的一切,是傳統社會物質明發展規律走到極端所致。
在人與獸、人與自然力的競爭中,人這一方的先天條件並不好。如前所述,我們不像驢子那樣有四條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風和水那樣渾然無覺,不知疲倦。好在人還有一種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對準自然界,也許人就能過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發明了種種消極的倫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勞,“存天理、滅人欲”;而苦和累這兩種東西,正如莎翁筆下的愛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兩者都是無窮無盡的了!”(引自《羅密歐與朱麗葉》)
這篇章寫到了這裏,到了得出結論的時候了。我認為中國化對於物質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種消極忍耐的態度,不提倡用腦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結果不但是人,連驢和豬都深受其害。假設一切現實生活中的不滿意、不方便,都能成為嚴重的問題,使大家十分關注,恐怕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子,因為我們畢竟是些聰明人。雖然中國人是如此的聰明,但是布羅代爾對十七世紀中國的物質生活(包括北京城裏有多少人靠撿破爛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後下結論道:在這一切的背後,“潛在的貧困無處不在”。我們的祖先怎麽感覺不出來?我的結論是:大概是覺得那麽活著就不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