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是不容他們細想的，即墨城裏的人沒有瘋，即墨的牛焚尾受痛，鼓噪受驚，卻跟瘋了一樣，埋頭直衝，當者披靡，燕軍整個兒崩潰。
這時，田單才出動那五千勁卒，用一根筷子樣的小木條，勒在上下唇之間，兩頭係繩，在後頸束緊，這名為“銜枚”，原來的用意，是奇襲急行軍時，怕士兵談話，耽誤工夫，或者泄漏機密，所以作此“禁聲”的束縛。
但這批經過特種訓練的部隊，所以要“銜枚”，用意是要他們人自為戰，以一當十，見敵就殺，根本不容他們有任何停下來略作討論的機會，而這樣在瘋狂的火牛群狂衝之下，他們更加勇猛，一心雪恥複國的五千健兒，追奔逐北，使得燕軍屍橫遍野。他們的主將騎劫，也死在亂軍之中。
消息一傳，齊人無不奮起。潰退的燕軍，麵無人色，狼狽不堪，即墨城內有“神”的傳說，越傳越盛。而田單的部隊由五千人開始，迅速發展。從來兩軍勢力的消長很少有變化得這樣快的，沒有多少日子，並國所失的七十多個城池，盡皆恢複，燕軍敗迴河北。
於是田單派人赴莒城，奉迎齊襄王法章還都臨淄聽政。論功行賞，田單被封為“安平君”，安平在臨淄以東十九裏。
這年是齊襄王即位的第五年。在秦，為昭王甘六年，秦與趙會盟澠池，藺相如不使趙玉受辱，也就是這一年。秦昭王有意攻齊，但聽說齊人多智，君王後尤其聰明，便想了個試她的方法。
這個方法很絕，秦昭王派遣一名使者到臨淄，饋贈君王後一付玉連環，附帶出了一個難題：“久聞貴國智者特多，不知能解得此環否？”
兩個在雕琢時就套在一起的玉環，如何解得開？君王後問她的臣子，沒有一個人能解答此難題。
於是，成竹在胸的君王後，不慌不忙地取過一個鐵椎來，輕輕一碰，指著那分離破碎的玉環，對齊國的使者說：“幸不辱命，請看，解開了。”
使者無話可說，因為他隻要求解開玉連環，並沒有要求非保持完整不可。當時的玉器非常珍貴，為了趙國的一塊壁，秦昭王願以十五個城池來交換。而君王後對此貴重的禮物，不惜引椎一擊，是嚴正地表示了不惜玉碎以抗強敵的決心，足以嚇阻秦國的入侵。這種高度的智慧，確是名不虛傳。
不過，齊後之智與田單之智，應有分別。田單的智慧，實所罕見，而使用的手段，不免詭異。“齊人多詐”，正此之謂。刁間在本質上，就是田單型的人物。
他有許多奴婢。奴婢的身分，在各地都甚卑下，而以齊地為尤甚。這是不足為奇的，用智的人，總看不起用力的人。則多智的齊人，輕視終日苦役的奴婢，為勢所必然。然而這又有矛盾，倘或奴婢多智，調皮搗蛋，乃至明侵暗偷，主人駕馭不了，則又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問題，簡直成了心腹之患，寧願他們還是笨拙的好。
刁間的厲害，或者說刁間的成功，就在這一點上。他跟別人的觀念不同，並不輕視奴婢。調皮搗蛋的也不怕，相反地，愈是如此，他越重視，因為聰明的才調皮搗蛋，隻要駕馭得法，這些“桀黠奴”才是最有用的人。
《史記·貨殖列傳》說刁間對“奴虜”，“獨愛貴之”。何以謂貴？因為奴虜中頗有人才。漢初的奴婢撞仆，與後世的不同。時逢衰亂，求生第一，賢如諸葛武侯，尚且自道：“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所以秦漢之交，流亡遍地，如果既不能鋌而走險，又不甘於輾轉溝壑，則縱有滿腹詩書，饑來驅人，屈身為奴，實不足為奇。不獨大亂之時如此，就是承平時期，知識階級因貧困或其他原因，受雇於人者亦比比皆是。如匡衡為人作長工，彭越為人作酒保，朱買臣為人趕車，兒寬做過廚子，韓延壽做過門房，都見於正史。
其次是豪傑隱於奴虜，如季布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至於沒入官家，或者因政治上的原因，移遷某地，成為奴虜，則其原來的身分及知識程度，可能高於他的主人。僅從這三類人看，就可知道奴虜中人才實在不少，以及刁間的所以“愛貴”之故。
但是，這些奴虜，如果是在任公那裏，則亦碌碌無所表現，唯有在刁間的運用指揮之下，方能發揮其才智。因為刁間與任公雖同為積貲上億的貨殖家，但後者以農為本，經商無非副業，前者則是一個什麽生意都做的大企業家。現代有“商戰一之說，道盡了商業上的競爭的激烈，當時也是一樣，不管是坐以居奇的“賈”，還是買賤賣貴，往來各地以逐利的“商”，總是眼明手快的捷足先得，老實遲鈍的吃了別人的虧。而隨任公耕作，唯須“力田”，雖有才智，卻無用武之地。
刁間是賈也是商，是商也是工。他的事業極大，大致分為三部分：漁業、鹽業、貿易。漁業是齊地最早的特產，漁區在東麵近海地區的蓬萊一帶。捕魚要納稅，稱為“海租”。海租不重，但所捕的魚，如果不能建立穩固的市場，或者交通上不能配合，發臭腐爛，則漁民的生計無著，而海租亦變了虧負。
因此，漁產的處理，有特殊的方法，這些方法，至今仍為沿海各地所襲用，那就是把漁產加工，使之成為幹魚。
幹魚俗稱為鯗。在秦漢之際，怕還沒有這個字，當時稱作鮶、(魚邑)、鮑、鯫。
大別而言，幹魚分作兩類，一類是利用強烈的日光曬幹，就是鮶；一類是加鹽醃漬，稱為(魚邑)，也就是鮑。至於鯫，據《史記》注：“謂雜小魚也”。雜者無所不有，小蝦、小魚，混雜不分，所以價格不高。鮶與鮑用秤稱，鯫就不妨用量器量，以“石”作計算單位了。
鮶與鮑，自然以鮶為理想。至今馬祖的蝦皮最好，就是因為它用日光曬幹，水分盡去，不腐而味淡，並保存原來的風味，可以任意調人作料。但強烈的日光，不一定能與漁撈的作業配合，所以鹽是不可缺少的。漁鹽之利並稱，不僅因為都出於海，實以漁鹽還有配合的作用而產生互利的結果。一不過，漁與鹽的配合，要在一個人手裏完成，也就是說，一個人同時經營漁業與鹽業，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第一，漁撈區與鹽場，不會恰好在一個地方。魚類固有其集中的地區，漁港亦有漁港的要求，照道理說，煮海成鹽，哪一處海濱都可以，然則何不遷就漁港，就地煮鹽？不行，因為煮鹽亦有其獨特的地理條件。現在台灣北門、布袋的鹽場，所製的是曬鹽，那要在亞熱帶，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強烈陽光才行，古時的海鹽，確是“煮”成的，煮鹽的平底鐵鍋，稱為“牢盆”，所用的燃料，主要的是木柴一，因而理想的鹽場，應該負山麵海，便於樵采，燃料的取得才理想。
其次，經營漁業與鹽業，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生產製度，無論技術、設備、操作過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點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當時，一個人兼營兩樣以上的工商業，往往出於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緣故。如果僅僅為了魚類加工需要鹽，而耗費大量人力去經營與漁業風馬牛不相及的鹽業，那是件很傻的事。
因為如此，漁與鹽雖可配合，在技術上卻不簡單。魚類加工所需的鹽，得要經營鹽業的人來配合。那時還沒有在整個經濟發展的計劃之下，某類物資供給某一特定對象而予以優惠條件的觀念，魚類加工的鹽，也就是食鹽，價錢不便宜，所以醃魚用鹽，不能達到必需的數量，應該用一斤的，隻能用四兩或者半斤。這一來，加工的鹽漬魚就難免腐敗而生異味，由“如人鮑魚之肆”這句成語，可以想見鮑魚有氣味，是普遍的現象。秦始皇崩於旅途之中，李斯秘不發喪，將屍體放在車子裏，經一千六百多裏的長途，運迴鹹陽，時逢盛暑，“輥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由此可以想見鮑魚臭到怎麽樣的一種程度？
所以刁間的同時經營漁業與鹽業，是件難能可貴的事。“難”者，不僅需要絕大的資本，在獨立經營鹽業的同時，附帶獲致配合漁業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幹的人，二遠赴不同的海濱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業。“可貴”者，能夠以廉價的鹽，供給魚類加工之用，不僅減低了鮑魚的成本，且因鹽的供給充分，可以製成更好的鮑魚。捕魚為生，本來要靠運氣，豐收過剩，魚不值錢，如能獲得加工的便利，則有恃無恐，獲利必豐。
刁間的另一項企業是貿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不僅輸出山東的特產，輸人山東所需的物資，而且也在山東以外的地區，買賤賣貴。
先說山東的特產，第一是絲綢及其加工品，名聞海內，所以齊地稱為“冠帶衣履天下。”山東絲紡織業的發達，首先要歸功薑太公。他在周初被封於齊，看到那裏隻有海濱的魚鹽之利，而營邱即臨淄是“瀉鹵”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辦法增加生產。男子可以出海捕魚，海濱煮鹽，婦女幹什麽呢？漁鹽兩業都不適宜女性工作，於是薑太公勸她們紡織。
齊地絲紡織業的發展，應該分為三個階段，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蠶的絲。野蠶稱為柞蠶，柞是木本植物，據《本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說：“此木堅韌，可為鑿柄，故俗名‘鑿子木’。高者丈餘，葉小而有細齒，光滑而韌，其木及葉子皆有針刺，經冬不凋。五月開碎白花，不結子，其木心理皆白色。”柞蠶以生於柞樹，食柞葉而得名、初生時綠色；以後慢慢變為黃褐色，吐絲亦黃。用柞蠶的絲織成的綢，稱為蠶綢，宋朝稱為“絹綢”，明朝稱為“繭綢”。《爾雅》記載：“有柞蠶食柞葉，可以作綿”，這大概是又稱為綿綢的由來。
以後土地改良，“膏壤十裏，宜桑麻，”於是養蠶事業，大為發達，當時齊國的紡織業，居海內的首位。齊國進貢周王的貢品，就是絲織品。到了管仲相齊，助桓公稱霸，在經濟發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產事業，是農耕、煮鹽、織造。承襲太公的遺風，以織造為女工的專業，管子說：“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钅術，然後成為女”，這些不僅是紡織所必需，也是刺繡的工具。是為齊國絲紡織業的第二階段。
近代的絲繡，以湖南和江蘇最著名，即所謂“湘繡”和“蘇繡”，而當時名聞天下的是“齊繡”。齊國紡織業發展的結果，連帶染色也很有名。《戰國策·燕策》：
“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
這時，田單才出動那五千勁卒，用一根筷子樣的小木條，勒在上下唇之間，兩頭係繩，在後頸束緊，這名為“銜枚”，原來的用意，是奇襲急行軍時，怕士兵談話，耽誤工夫，或者泄漏機密，所以作此“禁聲”的束縛。
但這批經過特種訓練的部隊，所以要“銜枚”，用意是要他們人自為戰，以一當十，見敵就殺，根本不容他們有任何停下來略作討論的機會，而這樣在瘋狂的火牛群狂衝之下，他們更加勇猛，一心雪恥複國的五千健兒，追奔逐北，使得燕軍屍橫遍野。他們的主將騎劫，也死在亂軍之中。
消息一傳，齊人無不奮起。潰退的燕軍，麵無人色，狼狽不堪，即墨城內有“神”的傳說，越傳越盛。而田單的部隊由五千人開始，迅速發展。從來兩軍勢力的消長很少有變化得這樣快的，沒有多少日子，並國所失的七十多個城池，盡皆恢複，燕軍敗迴河北。
於是田單派人赴莒城，奉迎齊襄王法章還都臨淄聽政。論功行賞，田單被封為“安平君”，安平在臨淄以東十九裏。
這年是齊襄王即位的第五年。在秦，為昭王甘六年，秦與趙會盟澠池，藺相如不使趙玉受辱，也就是這一年。秦昭王有意攻齊，但聽說齊人多智，君王後尤其聰明，便想了個試她的方法。
這個方法很絕，秦昭王派遣一名使者到臨淄，饋贈君王後一付玉連環，附帶出了一個難題：“久聞貴國智者特多，不知能解得此環否？”
兩個在雕琢時就套在一起的玉環，如何解得開？君王後問她的臣子，沒有一個人能解答此難題。
於是，成竹在胸的君王後，不慌不忙地取過一個鐵椎來，輕輕一碰，指著那分離破碎的玉環，對齊國的使者說：“幸不辱命，請看，解開了。”
使者無話可說，因為他隻要求解開玉連環，並沒有要求非保持完整不可。當時的玉器非常珍貴，為了趙國的一塊壁，秦昭王願以十五個城池來交換。而君王後對此貴重的禮物，不惜引椎一擊，是嚴正地表示了不惜玉碎以抗強敵的決心，足以嚇阻秦國的入侵。這種高度的智慧，確是名不虛傳。
不過，齊後之智與田單之智，應有分別。田單的智慧，實所罕見，而使用的手段，不免詭異。“齊人多詐”，正此之謂。刁間在本質上，就是田單型的人物。
他有許多奴婢。奴婢的身分，在各地都甚卑下，而以齊地為尤甚。這是不足為奇的，用智的人，總看不起用力的人。則多智的齊人，輕視終日苦役的奴婢，為勢所必然。然而這又有矛盾，倘或奴婢多智，調皮搗蛋，乃至明侵暗偷，主人駕馭不了，則又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問題，簡直成了心腹之患，寧願他們還是笨拙的好。
刁間的厲害，或者說刁間的成功，就在這一點上。他跟別人的觀念不同，並不輕視奴婢。調皮搗蛋的也不怕，相反地，愈是如此，他越重視，因為聰明的才調皮搗蛋，隻要駕馭得法，這些“桀黠奴”才是最有用的人。
《史記·貨殖列傳》說刁間對“奴虜”，“獨愛貴之”。何以謂貴？因為奴虜中頗有人才。漢初的奴婢撞仆，與後世的不同。時逢衰亂，求生第一，賢如諸葛武侯，尚且自道：“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所以秦漢之交，流亡遍地，如果既不能鋌而走險，又不甘於輾轉溝壑，則縱有滿腹詩書，饑來驅人，屈身為奴，實不足為奇。不獨大亂之時如此，就是承平時期，知識階級因貧困或其他原因，受雇於人者亦比比皆是。如匡衡為人作長工，彭越為人作酒保，朱買臣為人趕車，兒寬做過廚子，韓延壽做過門房，都見於正史。
其次是豪傑隱於奴虜，如季布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至於沒入官家，或者因政治上的原因，移遷某地，成為奴虜，則其原來的身分及知識程度，可能高於他的主人。僅從這三類人看，就可知道奴虜中人才實在不少，以及刁間的所以“愛貴”之故。
但是，這些奴虜，如果是在任公那裏，則亦碌碌無所表現，唯有在刁間的運用指揮之下，方能發揮其才智。因為刁間與任公雖同為積貲上億的貨殖家，但後者以農為本，經商無非副業，前者則是一個什麽生意都做的大企業家。現代有“商戰一之說，道盡了商業上的競爭的激烈，當時也是一樣，不管是坐以居奇的“賈”，還是買賤賣貴，往來各地以逐利的“商”，總是眼明手快的捷足先得，老實遲鈍的吃了別人的虧。而隨任公耕作，唯須“力田”，雖有才智，卻無用武之地。
刁間是賈也是商，是商也是工。他的事業極大，大致分為三部分：漁業、鹽業、貿易。漁業是齊地最早的特產，漁區在東麵近海地區的蓬萊一帶。捕魚要納稅，稱為“海租”。海租不重，但所捕的魚，如果不能建立穩固的市場，或者交通上不能配合，發臭腐爛，則漁民的生計無著，而海租亦變了虧負。
因此，漁產的處理，有特殊的方法，這些方法，至今仍為沿海各地所襲用，那就是把漁產加工，使之成為幹魚。
幹魚俗稱為鯗。在秦漢之際，怕還沒有這個字，當時稱作鮶、(魚邑)、鮑、鯫。
大別而言，幹魚分作兩類，一類是利用強烈的日光曬幹，就是鮶；一類是加鹽醃漬，稱為(魚邑)，也就是鮑。至於鯫，據《史記》注：“謂雜小魚也”。雜者無所不有，小蝦、小魚，混雜不分，所以價格不高。鮶與鮑用秤稱，鯫就不妨用量器量，以“石”作計算單位了。
鮶與鮑，自然以鮶為理想。至今馬祖的蝦皮最好，就是因為它用日光曬幹，水分盡去，不腐而味淡，並保存原來的風味，可以任意調人作料。但強烈的日光，不一定能與漁撈的作業配合，所以鹽是不可缺少的。漁鹽之利並稱，不僅因為都出於海，實以漁鹽還有配合的作用而產生互利的結果。一不過，漁與鹽的配合，要在一個人手裏完成，也就是說，一個人同時經營漁業與鹽業，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第一，漁撈區與鹽場，不會恰好在一個地方。魚類固有其集中的地區，漁港亦有漁港的要求，照道理說，煮海成鹽，哪一處海濱都可以，然則何不遷就漁港，就地煮鹽？不行，因為煮鹽亦有其獨特的地理條件。現在台灣北門、布袋的鹽場，所製的是曬鹽，那要在亞熱帶，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強烈陽光才行，古時的海鹽，確是“煮”成的，煮鹽的平底鐵鍋，稱為“牢盆”，所用的燃料，主要的是木柴一，因而理想的鹽場，應該負山麵海，便於樵采，燃料的取得才理想。
其次，經營漁業與鹽業，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生產製度，無論技術、設備、操作過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點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當時，一個人兼營兩樣以上的工商業，往往出於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緣故。如果僅僅為了魚類加工需要鹽，而耗費大量人力去經營與漁業風馬牛不相及的鹽業，那是件很傻的事。
因為如此，漁與鹽雖可配合，在技術上卻不簡單。魚類加工所需的鹽，得要經營鹽業的人來配合。那時還沒有在整個經濟發展的計劃之下，某類物資供給某一特定對象而予以優惠條件的觀念，魚類加工的鹽，也就是食鹽，價錢不便宜，所以醃魚用鹽，不能達到必需的數量，應該用一斤的，隻能用四兩或者半斤。這一來，加工的鹽漬魚就難免腐敗而生異味，由“如人鮑魚之肆”這句成語，可以想見鮑魚有氣味，是普遍的現象。秦始皇崩於旅途之中，李斯秘不發喪，將屍體放在車子裏，經一千六百多裏的長途，運迴鹹陽，時逢盛暑，“輥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由此可以想見鮑魚臭到怎麽樣的一種程度？
所以刁間的同時經營漁業與鹽業，是件難能可貴的事。“難”者，不僅需要絕大的資本，在獨立經營鹽業的同時，附帶獲致配合漁業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幹的人，二遠赴不同的海濱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業。“可貴”者，能夠以廉價的鹽，供給魚類加工之用，不僅減低了鮑魚的成本，且因鹽的供給充分，可以製成更好的鮑魚。捕魚為生，本來要靠運氣，豐收過剩，魚不值錢，如能獲得加工的便利，則有恃無恐，獲利必豐。
刁間的另一項企業是貿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不僅輸出山東的特產，輸人山東所需的物資，而且也在山東以外的地區，買賤賣貴。
先說山東的特產，第一是絲綢及其加工品，名聞海內，所以齊地稱為“冠帶衣履天下。”山東絲紡織業的發達，首先要歸功薑太公。他在周初被封於齊，看到那裏隻有海濱的魚鹽之利，而營邱即臨淄是“瀉鹵”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辦法增加生產。男子可以出海捕魚，海濱煮鹽，婦女幹什麽呢？漁鹽兩業都不適宜女性工作，於是薑太公勸她們紡織。
齊地絲紡織業的發展，應該分為三個階段，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蠶的絲。野蠶稱為柞蠶，柞是木本植物，據《本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說：“此木堅韌，可為鑿柄，故俗名‘鑿子木’。高者丈餘，葉小而有細齒，光滑而韌，其木及葉子皆有針刺，經冬不凋。五月開碎白花，不結子，其木心理皆白色。”柞蠶以生於柞樹，食柞葉而得名、初生時綠色；以後慢慢變為黃褐色，吐絲亦黃。用柞蠶的絲織成的綢，稱為蠶綢，宋朝稱為“絹綢”，明朝稱為“繭綢”。《爾雅》記載：“有柞蠶食柞葉，可以作綿”，這大概是又稱為綿綢的由來。
以後土地改良，“膏壤十裏，宜桑麻，”於是養蠶事業，大為發達，當時齊國的紡織業，居海內的首位。齊國進貢周王的貢品，就是絲織品。到了管仲相齊，助桓公稱霸，在經濟發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產事業，是農耕、煮鹽、織造。承襲太公的遺風，以織造為女工的專業，管子說：“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钅術，然後成為女”，這些不僅是紡織所必需，也是刺繡的工具。是為齊國絲紡織業的第二階段。
近代的絲繡，以湖南和江蘇最著名，即所謂“湘繡”和“蘇繡”，而當時名聞天下的是“齊繡”。齊國紡織業發展的結果，連帶染色也很有名。《戰國策·燕策》：
“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