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煉鋼和海運
崇禎懾寰宇，不用黑科技 作者：迷糊綠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錢謙益到南直隸三個月後，新政推行成果已經相當可觀。
崇禎在此期間又追加命令，把錢謙益巡撫監察範圍擴展到浙江。
南直隸和浙江合起來可算整個大明最富庶繁華的地區。
這三個月裏，兩省已經征收的各項稅收包括酒、茶、鹽以及其他各項坐商稅、營業稅、資產稅除去存留當地，向朝廷解運的合計便起來已有四千六百萬兩白銀。
江南各地的富家豪門奢侈揮霍的景象也大大收斂。
這實際上意味著更多的人力物力，能被朝廷所調動，能更多投入在武器製造, 保障軍隊供應方麵。
蘇杭曆來就是整個大明能工巧匠最為密集的地區。
原本這些能工巧匠大多是把聰明才智和心血投入在滿足富人獵奇和奢靡的需要上。
各種樓閣花園、飲食器具、家具陳設、觀賞玩物的做工都極盡精巧之能事。
而在新政推行後，這方麵的需求急劇減少。
許多高手匠人轉而研究武器機關、刀槍劍戟、盔甲火器之上。
武器製造業規模擴大又推動鋼鐵冶煉行業的進一步發展、
大明時期興起的蘇鋼冶煉法是煉鋼技術的巨大進步。
最早有嘉靖時唐荊川記載在《武編》之中。
所謂蘇鋼冶煉，實質就是把生鐵板加熱融化，再淋入熟鐵之中，鍛造後成為幾乎不含渣的高碳工具鋼。
西方到了十八世紀才有類似的技術，根據一些西方人的記載, 甚至到十九世紀時他們在清代看到用這種蘇鋼冶煉技術生產的中國鋼鐵的質量都相當不錯。
如一八八二年, 德國人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說中國山西所用的鋼, 一部分從蕪湖和漢口購進，一部分是從歐洲進口。但歐洲的鋼相比之下過脆。
而蘇鋼冶煉當時最大的生產基地就在南直隸太平府蕪湖縣，尤其以濮萬興鋼坊規模最大。
原本濮家鋼坊設在蕪湖縣城西郊的濮家院內，後來規模擴大，又在蕪湖縣的七更點建立總作坊，把濮家院當成東作坊。
如今蕪湖縣的大鋼坊，除了濮萬興鋼坊之外，還有從南京搬遷到蕪湖的葛永泰和馬萬盛兩家。其他中小鋼坊更是不計其數。
可以說蕪湖縣是大明嘉靖後發展起來的以冶煉鋼鐵為主業的城市。
這蕪湖的資源條件和交通條件有密切關係。
蕪湖附近產鐵，產木炭，而水運交通又四通八達，周圍城市又能提供大批高水準的熟練煉鋼工人。
因此就形成了聚集效應。
大明戰時新政的推行，對各類兵器乃至火器的需要急劇增長，導致對優質鋼鐵的需求也成倍增長。
明代鋼鐵稅收一直相當輕微，在財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
戰時新政雖然有加強對鋼鐵冶煉行業查核監管的規定，但崇禎和閣臣商議後，為了刺激鋼鐵業的發展, 對鋼鐵冶煉依舊維持輕稅政策。
朝廷不到必須時，不會采取無償征用鋼鐵產品的措施，仍舊是用財政收入購買私營鋼鐵的產品, 前提當然是質量要有保障。
不過雖然需求急劇增加，許多從事其他行業的工匠和商人也都紛紛加入鋼鐵行業。
但優質鋼鐵的產量，短時間內卻是無法做到快速增加的。
蘇鋼冶煉對工匠的經驗技術的要求相當高，需要工人憑經驗查看抹鋼爐的火色，利用鼓風緩急來調節爐溫和快慢。
尤其依賴於許多父子和師徒曆代單傳的技術秘密，掌握這些技術秘密的工匠，能冶煉出更優質的鋼鐵，如果沒有掌握，那就很難煉製出同等質量。
錢謙益深知擴大優質蘇鋼的生產規模，對大明的意義。
他決心打破曆來固守的行業藩籬。
為此親自去蕪湖縣走了一趟。
在蕪湖縣的察院中，把幾大主要鋼坊的老板都召集起來。
讓濮家、葛家和馬家的鋼坊，把自己掌握的冶鋼技術訣竅和曆代累積的經驗都公布出來，整理成書，同時在南直隸各地開辦煉鋼技術學校，招收聰明伶俐又能吃苦的貧苦子弟做學員，係統學習冶鋼技術。文化方麵的教師由一般的生員擔任，技術方麵則征集一些經驗豐富，但年老體衰，無力冶鋼的老工匠來傳授。
這樣的話，高技術工匠的成長會更迅速，數量也更多。
濮、葛、馬三家的鋼坊老板都麵有難色。
行業機密，那是他們吃飯的本錢，在競爭中壓倒同行的看家寶，要他們這麽公布出來，無異於割他們的心頭肉。
錢謙益勸導他們，他們的鋼坊有如今規模，已經從過去密不外傳的技術中獲利甚多，何必貪心不足、
躺在過去掌握的技藝上，隻是靠保密獲利，無異於不思進取。
現在掌握的技術訣竅即便公布出來，讓天下其他同行都學會。
隻要他們願意利用現有雄厚財力進行研探，設法在管理和技術上，再有新的創製，何愁不能繼續保持優勢？
此後再創製出新的技術訣竅，朝廷會允許他們有十五年的專享之利。
當然錢謙益也知道，僅靠道理說服，未必能打動這些老板毫無保留的把自己的看家秘密貢獻出來。
他在來蕪湖之前，已經上疏朝廷，取得崇禎同意。
凡是能貢獻出有價值的冶鋼技術訣竅，朝廷可封為伯爵。
若是對鋼鐵冶煉質量和規模的貢獻，是大規模提高，可封為侯爵，乃至公爵。
而直接發明某項技術的工匠可授予格理院翰林學士正六品的官銜。
在居住當地，可建造相關表彰性的牌坊，流芳百世，子孫尊榮。
提到把行業經驗和秘密貢獻出來，可以獲得封爵的獎勵，還可以有官職，有牌坊。
而獲得封爵封官的冶鋼家族，即便家道中落，以後也可以向朝廷申請從鋼鐵稅收裏領取部分作為生活補助，包括讀書求學的資助，不至於徹底窮困潦倒。
這些鋼坊老板終於大為心動。
畢竟他們賺錢，追求的也不僅僅是揮霍享樂，也是希望以此能獲得世人之尊敬禮遇。
既然貢獻出行業經驗，就能獲得官爵，受人尊崇，而且子孫後代的生活也能有保障。
那又何必死守陳腐陋規呢。
於是紛紛表示，朝廷既然有此需要，他們自然義不容辭，加以配合。
錢謙益露出滿意的微笑。
他預計這個措施在南直隸試點成功後，可以向全國推廣。
很快優質鋼鐵的產量就會有迅速增長。
水漲船高，在鋼鐵質量普遍提高的基礎上，這些從業者為了獲取競爭優勢，自然會再設法研究出新的技術和管理方法來。
對冶鋼業的這番鞭策革新初見成效後，錢謙益又對弓弩製作、刀劍矛叉的製作、鳥銃火炮的製作采取類似辦法。
意圖就是提高質量，擴大產量，確保大明生產的武器質量和數量對敵人都有碾壓性的優勢。
而江南獨步天下的能工巧匠自然沒有辜負他的期望。
原先獲取暴利的是製作那些給富人顯擺生活品味格調的各種高檔用品器具。
而現在能獲取暴利的則是各類武器製作。
武器行業其實也可細分成不同檔次。
從普通市民都能買得起的大規模製作的普通品，到富人定製的高檔品，這期間的價格差距自然是相當巨大的。
普通武器獲利關鍵是薄利多銷，想辦法在保證一定質量的基礎上，盡可能提高生產效率，擴大規模是關鍵。
而高檔品則是不惜工本代價，質量越高越好。
但這兩檔也不是完全隔絕的。
有些聰明的工匠和商人，在長期製作中，能發現一些巧妙的辦法訣竅，讓原本屬於高檔質量的武器生產，也常規化，規模擴大化。
這樣的工匠和商人，就能打敗競爭對手，獲取利益就會更多。
逼得高端品的製造工匠，想出更多提高檔次的辦法。
對朝廷來說，自然是樂於看見這樣的情形發生。
崇禎看到錢謙益的奏疏報告，大感欣慰。
他知道，這意味著大明原本浪費在各種富人花天酒地的財富和人力物力，現在正在源源不斷的注入到鋼鐵冶煉和武器生產領域。
武器的質量和技術水平，不是停留在一個階段，而是不停的進步。
江南之地的工匠的水平，豈是建夷那邊的工匠所能比肩的。
當然建虜的工匠基本也都是原先遼東漢人工匠。
但遼東比起江南來各方麵水平畢竟要落後許多，工匠技藝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語。
大明的機器運轉一到上了軌道，武器質量這塊對建夷形成碾壓性的優勢是不成問題的。
新政落實推廣後，向北方運送更多的物資，包括糧食、武器等等的緊性也增加了。
錢謙益想到了海運問題。
如果能振興海運，甚至逐步用海運代替河運，那帶來的巨大利益是多方麵的。
實際上這個問題，並不是錢謙益自己心血來潮才想到的。
明代早就有不少大臣提出過應該用海運代替漕河運輸。
這其中以弘治時期擔任過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內閣大學士的一代名臣丘浚的觀點最為鮮明。
丘浚在《大學衍義補》中論述了海運多方麵的好處。
首先是更節省運輸經費。
丘浚說，河運比陸運可以減少運費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海運比陸運可以減少運費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那也就是海運比起河運來至少節約運費一半多。
而且使用海運，南北貨物的來往運輸，就可以不再受製於運河擁擠堵塞，南北貨物更加暢通無阻，必然讓國家更加富裕。
用丘浚的原話是：“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迴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
針對質疑海運者渲染的海上風波險惡，容易飄溺失事，造成更大損失。
丘浚用元史中記載的曆年海運數據統計論證，海運造成的貨物和糧食的損失其實要小於河運的損失。認為海運就會損失更大，隻是想當然而已。
更何況海運帶來的好處，不僅是糧食和貨物運輸更暢通，還能通過海運能培養出大量熟練的航海人才，造船人才，也可以讓國家擁有一支現成的海上力量。
把熟悉海運的士卒轉換成海上作戰的軍隊，也很容易。
丘浚將海運的重要性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他說“此乃國家千萬年深遠之慮”。
錢謙益對丘浚的這些議論深有同感。
他把丘浚關於振興海運的議論附在奏疏裏上報朝廷，請求朝廷批準，準許江南從少至多，逐步用海運代替部分漕運。
甚至一些運送往東江鎮諸島，運送往鮮國的物資和軍器，可以不再先由河運至北方，再轉海運。
而是直接從太倉出發，走海路往北運往東江，這樣減少了許多中間環節，對東江鎮的支援會更加迅速得力。
等到海運規模擴大到足以取代原先所有河運之時，朝廷也就擁有了一直現成的強大海上力量，擁有了規模可觀的航海人才。
以後不僅是南直隸的物資可以通過海運向北向南輸送。
包括福建、廣東的糧食和其他物資也都可以直接發船從海路運往北方。
等朝廷海運力量足夠壯大，在海上就不必完全依賴於鄭芝龍的勢力，對鄭芝龍也可以更有效的控馭。
而海運規模不斷擴大，以後若是大明內地人口過密，也可設法從海上搬運至海外各地。
錢謙益特別說道，他看李之藻和利瑪竇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海外實有大量曠地，盡可安居，如呂宋、馬大音、亞來沙、實利百鬆等大島固然是如此，更不必說還有南北亞墨利加這等土地肥沃，地廣人稀之所。
若是大明發生災荒，流寇作亂，朝廷有好生之德，盡數誅滅，未免不仁，放而不殺，則這些人已經搶掠成習，亂性已成，又難以安居，反成百姓之累。
若是招安之後，再將此輩放逐至海外曠地，既可保全其生路，又可斷絕亂源，還可散播華夏苗裔於海外，別開天地，豈非一舉多得。
崇禎朱由檢接到錢謙益的報告後，大為激賞。
有些意見看來不必自己這個穿越者多說，這個時代的明人便已經有了類似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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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樣的主張，不必多說，自然要全力支持。
於是他當即批示錢謙益的意見甚為合理，南方以海運逐步代替漕運之事，就有錢謙益主管。
恰好汪汝淳本身也是在海上經商多年，對海運有經驗，就任命汪汝淳為此事提督。
至於原先負責漕運的士兵和稅收，自然也不宜讓他們失業。
好在河運和海運都和船有關，這些人稍加訓練，也能用在海運中。
崇禎在此期間又追加命令，把錢謙益巡撫監察範圍擴展到浙江。
南直隸和浙江合起來可算整個大明最富庶繁華的地區。
這三個月裏，兩省已經征收的各項稅收包括酒、茶、鹽以及其他各項坐商稅、營業稅、資產稅除去存留當地，向朝廷解運的合計便起來已有四千六百萬兩白銀。
江南各地的富家豪門奢侈揮霍的景象也大大收斂。
這實際上意味著更多的人力物力，能被朝廷所調動，能更多投入在武器製造, 保障軍隊供應方麵。
蘇杭曆來就是整個大明能工巧匠最為密集的地區。
原本這些能工巧匠大多是把聰明才智和心血投入在滿足富人獵奇和奢靡的需要上。
各種樓閣花園、飲食器具、家具陳設、觀賞玩物的做工都極盡精巧之能事。
而在新政推行後，這方麵的需求急劇減少。
許多高手匠人轉而研究武器機關、刀槍劍戟、盔甲火器之上。
武器製造業規模擴大又推動鋼鐵冶煉行業的進一步發展、
大明時期興起的蘇鋼冶煉法是煉鋼技術的巨大進步。
最早有嘉靖時唐荊川記載在《武編》之中。
所謂蘇鋼冶煉，實質就是把生鐵板加熱融化，再淋入熟鐵之中，鍛造後成為幾乎不含渣的高碳工具鋼。
西方到了十八世紀才有類似的技術，根據一些西方人的記載, 甚至到十九世紀時他們在清代看到用這種蘇鋼冶煉技術生產的中國鋼鐵的質量都相當不錯。
如一八八二年, 德國人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說中國山西所用的鋼, 一部分從蕪湖和漢口購進，一部分是從歐洲進口。但歐洲的鋼相比之下過脆。
而蘇鋼冶煉當時最大的生產基地就在南直隸太平府蕪湖縣，尤其以濮萬興鋼坊規模最大。
原本濮家鋼坊設在蕪湖縣城西郊的濮家院內，後來規模擴大，又在蕪湖縣的七更點建立總作坊，把濮家院當成東作坊。
如今蕪湖縣的大鋼坊，除了濮萬興鋼坊之外，還有從南京搬遷到蕪湖的葛永泰和馬萬盛兩家。其他中小鋼坊更是不計其數。
可以說蕪湖縣是大明嘉靖後發展起來的以冶煉鋼鐵為主業的城市。
這蕪湖的資源條件和交通條件有密切關係。
蕪湖附近產鐵，產木炭，而水運交通又四通八達，周圍城市又能提供大批高水準的熟練煉鋼工人。
因此就形成了聚集效應。
大明戰時新政的推行，對各類兵器乃至火器的需要急劇增長，導致對優質鋼鐵的需求也成倍增長。
明代鋼鐵稅收一直相當輕微，在財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
戰時新政雖然有加強對鋼鐵冶煉行業查核監管的規定，但崇禎和閣臣商議後，為了刺激鋼鐵業的發展, 對鋼鐵冶煉依舊維持輕稅政策。
朝廷不到必須時，不會采取無償征用鋼鐵產品的措施，仍舊是用財政收入購買私營鋼鐵的產品, 前提當然是質量要有保障。
不過雖然需求急劇增加，許多從事其他行業的工匠和商人也都紛紛加入鋼鐵行業。
但優質鋼鐵的產量，短時間內卻是無法做到快速增加的。
蘇鋼冶煉對工匠的經驗技術的要求相當高，需要工人憑經驗查看抹鋼爐的火色，利用鼓風緩急來調節爐溫和快慢。
尤其依賴於許多父子和師徒曆代單傳的技術秘密，掌握這些技術秘密的工匠，能冶煉出更優質的鋼鐵，如果沒有掌握，那就很難煉製出同等質量。
錢謙益深知擴大優質蘇鋼的生產規模，對大明的意義。
他決心打破曆來固守的行業藩籬。
為此親自去蕪湖縣走了一趟。
在蕪湖縣的察院中，把幾大主要鋼坊的老板都召集起來。
讓濮家、葛家和馬家的鋼坊，把自己掌握的冶鋼技術訣竅和曆代累積的經驗都公布出來，整理成書，同時在南直隸各地開辦煉鋼技術學校，招收聰明伶俐又能吃苦的貧苦子弟做學員，係統學習冶鋼技術。文化方麵的教師由一般的生員擔任，技術方麵則征集一些經驗豐富，但年老體衰，無力冶鋼的老工匠來傳授。
這樣的話，高技術工匠的成長會更迅速，數量也更多。
濮、葛、馬三家的鋼坊老板都麵有難色。
行業機密，那是他們吃飯的本錢，在競爭中壓倒同行的看家寶，要他們這麽公布出來，無異於割他們的心頭肉。
錢謙益勸導他們，他們的鋼坊有如今規模，已經從過去密不外傳的技術中獲利甚多，何必貪心不足、
躺在過去掌握的技藝上，隻是靠保密獲利，無異於不思進取。
現在掌握的技術訣竅即便公布出來，讓天下其他同行都學會。
隻要他們願意利用現有雄厚財力進行研探，設法在管理和技術上，再有新的創製，何愁不能繼續保持優勢？
此後再創製出新的技術訣竅，朝廷會允許他們有十五年的專享之利。
當然錢謙益也知道，僅靠道理說服，未必能打動這些老板毫無保留的把自己的看家秘密貢獻出來。
他在來蕪湖之前，已經上疏朝廷，取得崇禎同意。
凡是能貢獻出有價值的冶鋼技術訣竅，朝廷可封為伯爵。
若是對鋼鐵冶煉質量和規模的貢獻，是大規模提高，可封為侯爵，乃至公爵。
而直接發明某項技術的工匠可授予格理院翰林學士正六品的官銜。
在居住當地，可建造相關表彰性的牌坊，流芳百世，子孫尊榮。
提到把行業經驗和秘密貢獻出來，可以獲得封爵的獎勵，還可以有官職，有牌坊。
而獲得封爵封官的冶鋼家族，即便家道中落，以後也可以向朝廷申請從鋼鐵稅收裏領取部分作為生活補助，包括讀書求學的資助，不至於徹底窮困潦倒。
這些鋼坊老板終於大為心動。
畢竟他們賺錢，追求的也不僅僅是揮霍享樂，也是希望以此能獲得世人之尊敬禮遇。
既然貢獻出行業經驗，就能獲得官爵，受人尊崇，而且子孫後代的生活也能有保障。
那又何必死守陳腐陋規呢。
於是紛紛表示，朝廷既然有此需要，他們自然義不容辭，加以配合。
錢謙益露出滿意的微笑。
他預計這個措施在南直隸試點成功後，可以向全國推廣。
很快優質鋼鐵的產量就會有迅速增長。
水漲船高，在鋼鐵質量普遍提高的基礎上，這些從業者為了獲取競爭優勢，自然會再設法研究出新的技術和管理方法來。
對冶鋼業的這番鞭策革新初見成效後，錢謙益又對弓弩製作、刀劍矛叉的製作、鳥銃火炮的製作采取類似辦法。
意圖就是提高質量，擴大產量，確保大明生產的武器質量和數量對敵人都有碾壓性的優勢。
而江南獨步天下的能工巧匠自然沒有辜負他的期望。
原先獲取暴利的是製作那些給富人顯擺生活品味格調的各種高檔用品器具。
而現在能獲取暴利的則是各類武器製作。
武器行業其實也可細分成不同檔次。
從普通市民都能買得起的大規模製作的普通品，到富人定製的高檔品，這期間的價格差距自然是相當巨大的。
普通武器獲利關鍵是薄利多銷，想辦法在保證一定質量的基礎上，盡可能提高生產效率，擴大規模是關鍵。
而高檔品則是不惜工本代價，質量越高越好。
但這兩檔也不是完全隔絕的。
有些聰明的工匠和商人，在長期製作中，能發現一些巧妙的辦法訣竅，讓原本屬於高檔質量的武器生產，也常規化，規模擴大化。
這樣的工匠和商人，就能打敗競爭對手，獲取利益就會更多。
逼得高端品的製造工匠，想出更多提高檔次的辦法。
對朝廷來說，自然是樂於看見這樣的情形發生。
崇禎看到錢謙益的奏疏報告，大感欣慰。
他知道，這意味著大明原本浪費在各種富人花天酒地的財富和人力物力，現在正在源源不斷的注入到鋼鐵冶煉和武器生產領域。
武器的質量和技術水平，不是停留在一個階段，而是不停的進步。
江南之地的工匠的水平，豈是建夷那邊的工匠所能比肩的。
當然建虜的工匠基本也都是原先遼東漢人工匠。
但遼東比起江南來各方麵水平畢竟要落後許多，工匠技藝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語。
大明的機器運轉一到上了軌道，武器質量這塊對建夷形成碾壓性的優勢是不成問題的。
新政落實推廣後，向北方運送更多的物資，包括糧食、武器等等的緊性也增加了。
錢謙益想到了海運問題。
如果能振興海運，甚至逐步用海運代替河運，那帶來的巨大利益是多方麵的。
實際上這個問題，並不是錢謙益自己心血來潮才想到的。
明代早就有不少大臣提出過應該用海運代替漕河運輸。
這其中以弘治時期擔任過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內閣大學士的一代名臣丘浚的觀點最為鮮明。
丘浚在《大學衍義補》中論述了海運多方麵的好處。
首先是更節省運輸經費。
丘浚說，河運比陸運可以減少運費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海運比陸運可以減少運費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那也就是海運比起河運來至少節約運費一半多。
而且使用海運，南北貨物的來往運輸，就可以不再受製於運河擁擠堵塞，南北貨物更加暢通無阻，必然讓國家更加富裕。
用丘浚的原話是：“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迴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
針對質疑海運者渲染的海上風波險惡，容易飄溺失事，造成更大損失。
丘浚用元史中記載的曆年海運數據統計論證，海運造成的貨物和糧食的損失其實要小於河運的損失。認為海運就會損失更大，隻是想當然而已。
更何況海運帶來的好處，不僅是糧食和貨物運輸更暢通，還能通過海運能培養出大量熟練的航海人才，造船人才，也可以讓國家擁有一支現成的海上力量。
把熟悉海運的士卒轉換成海上作戰的軍隊，也很容易。
丘浚將海運的重要性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他說“此乃國家千萬年深遠之慮”。
錢謙益對丘浚的這些議論深有同感。
他把丘浚關於振興海運的議論附在奏疏裏上報朝廷，請求朝廷批準，準許江南從少至多，逐步用海運代替部分漕運。
甚至一些運送往東江鎮諸島，運送往鮮國的物資和軍器，可以不再先由河運至北方，再轉海運。
而是直接從太倉出發，走海路往北運往東江，這樣減少了許多中間環節，對東江鎮的支援會更加迅速得力。
等到海運規模擴大到足以取代原先所有河運之時，朝廷也就擁有了一直現成的強大海上力量，擁有了規模可觀的航海人才。
以後不僅是南直隸的物資可以通過海運向北向南輸送。
包括福建、廣東的糧食和其他物資也都可以直接發船從海路運往北方。
等朝廷海運力量足夠壯大，在海上就不必完全依賴於鄭芝龍的勢力，對鄭芝龍也可以更有效的控馭。
而海運規模不斷擴大，以後若是大明內地人口過密，也可設法從海上搬運至海外各地。
錢謙益特別說道，他看李之藻和利瑪竇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海外實有大量曠地，盡可安居，如呂宋、馬大音、亞來沙、實利百鬆等大島固然是如此，更不必說還有南北亞墨利加這等土地肥沃，地廣人稀之所。
若是大明發生災荒，流寇作亂，朝廷有好生之德，盡數誅滅，未免不仁，放而不殺，則這些人已經搶掠成習，亂性已成，又難以安居，反成百姓之累。
若是招安之後，再將此輩放逐至海外曠地，既可保全其生路，又可斷絕亂源，還可散播華夏苗裔於海外，別開天地，豈非一舉多得。
崇禎朱由檢接到錢謙益的報告後，大為激賞。
有些意見看來不必自己這個穿越者多說，這個時代的明人便已經有了類似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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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樣的主張，不必多說，自然要全力支持。
於是他當即批示錢謙益的意見甚為合理，南方以海運逐步代替漕運之事，就有錢謙益主管。
恰好汪汝淳本身也是在海上經商多年，對海運有經驗，就任命汪汝淳為此事提督。
至於原先負責漕運的士兵和稅收，自然也不宜讓他們失業。
好在河運和海運都和船有關，這些人稍加訓練，也能用在海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