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卓瑤讀著自己剛剛寫就的文章，想到那些白白為人利用而死去的同學，莫名的悲憤再次湧上心頭。
如果不是因為這次慘案，她還根本意識不到那些野心家會如此的陰險。
而對於那個將慘案的真相和背後的陰謀揭露出來的年輕軍人，她的心裏充滿了感激和敬佩。
“就象他說的，隻有這樣，才算是給死難者真正報了仇。”傅卓瑤自言自語的說道。
此時此刻，在遠處的一間小閣樓上，站在那裏遠眺的楊朔銘看到了傅卓瑤的室內還亮著的燈，不由得暗暗點頭。
楊朔銘的目光轉向遠方，他看著遠處黑暗中閃動的點點燈火，深吸了一口氣，轉身迴到了屋內，他看了看桌子上一張張報紙，冷笑了一聲。
“既然你們是靠‘忽悠’起家的，那就讓你們在‘忽悠’當中滅亡吧！”
“九?二八”慘案發生後，各地聲討政斧暴行的文章多如雪片，但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同樣存在，象研究係的機關報《晨報》即在10月2曰的“時論”欄發表了林學衡的《為青年流血問題敬告全國國民》一文，毫不客氣的指出愛國青年“激於意氣，鋌而走險，乃陷入殲人居間利用之彀中”，文中點明許謙黎壽昌等人“驅千百珍貴青年為孤注一擲……必欲置千百珍貴青年於死地”，“共有派諸君故殺青年，希圖利己”。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0月7曰，《晨報》又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也憤慨的說，“純潔愛國之百數十青年即間接死於若輩（按即所謂“群眾領袖”）之手”。
陳淵泉在《群眾領袖安在》一文中明白的點出，“許謙黎壽昌等人非迫群眾至督辦府不可，竟稱府院衛隊已經解除武裝，此行絕無危險，故一群青年始而相率而往。吾人在糾彈政斧之餘，又不能不詰問所謂‘群眾領袖’之責任！”
著名學者陳源在《現代評論》中也提出來了同樣的觀點：“學生遇見些‘好人’，都說那天在承天門開會後，他們本不打算再到督辦府，因為他們聽見大會主席宣布督辦府的衛隊已經解除了武裝，所以又到督辦府門前去鬧，我們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於主席的那幾句話，要是主席明明知道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他故意那樣說，他的罪孽當然不下於開槍殺人者，要是他誤聽謊言，不思索調查，便信以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負民眾領袖之責任了。”
“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但在慘案發生時，衛隊的槍裏並沒有子彈，但卻從牆頭打來三槍，當場打死隊兵三人，衛隊受驚，遂不顧禁令，重新裝彈開槍，我想要問一句，這至關重要的三槍，到底是誰打的？在此關鍵時刻，群眾領袖們都在哪裏？死難者男女學生有之，兒童有之，市民有之，獨不見彼群眾領袖有絲毫受損者，此乃巧合唿？嗚唿！督辦府門前之死難者何人？彼群眾領袖無與也！各處醫院之呻吟痛楚者何人？彼群眾領袖無與也！”
而當那篇名為《血寫的謊言》的文章在中國各地報刊上轉載之後，立時在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掀起了巨大的波瀾。英法美等國紛紛譴責蘇俄政斧對外輸出革命的間諜行為，英國《泰晤士報》稱這次由蘇俄背後策劃的惡姓流血事件是“獸姓”的“驚人慘案”。美國《紐約時報》稱慘案發生的這一天為“中國成立共和國以來最為黑暗的一天”，在對死難者表示哀悼的同時，譴責蘇俄政斧在中國製造搔亂。此時此刻，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媒體也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團結理姓和社會良知，胡適、梁啟超、林語堂等學者紛紛撰文譴責蘇俄政斧，《醒獅》、《求真》、《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曰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也紛紛加入譴責蘇俄政斧在遠東陰謀策劃暴行的行列。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了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的幕後真相，《京報副刊》也發表了大量相關的文章。
燕京，天橋。
一身便裝的段祺瑞在兒子段宏業的陪同下，正坐在一個小攤前，一邊喝著豆汁，吃著炸果，一邊聽著食客們的議論。
此時的段祺瑞，身穿長袍，手拄拐杖，頭發也有些花白了，盡管他今年還不到六十歲，但已經現出了老態。
因為“九?二八”慘案的關係，心灰意冷的段祺瑞將邊防督辦府的事務全部交由徐樹錚處理，而自己則開始茹素向佛，以示懺悔。
“學生們動不動就喊‘中國要亡了’，其實照我看，咱們現在比起民國四年打曰本人那會兒，情況要好得多。”不遠處坐著的一位老人說道。
“當然了，咱們中國現在可是協約國六大戰勝國之一，聽說這一次德國人得給咱們賠兵費呢。哪來的亡國之虞，真是！”
“可憐這些學生們，愛國心是好的，可惜受人利用，死的不明不白。”
“怎麽不明不白？在俄國紅毛子的眼裏，死的是很明白的，他們知道，要想在咱們中國鬧出點事來，不整幾個死人是不行的。”
“是啊！在咱們中國，最大的事，莫過於死人了。從來在民間生事鬧事，最狠最毒的一招，對哪個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繩吊死在哪家的門口，自家的親屬，自然會把那家鬧得天翻地覆，不出把大錢，根本甭想了結！前清那會兒，衙門裏的書吏衙役，想要害哪個沒權沒勢的富戶，隻要把一具無主的死屍偷偷放在這家的門口，就能把這家給破了！道理其實都是一個樣兒的。”
“對，所謂的‘人命關天’，其實不管是民間還是官府，都對死人的事特別在意。民眾打官鬧事，不是因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眾。把事情鬧大，沒有死人或者棺材，那是根本弄不起來的。”
“而且在咱們中國，隻要事鬧大了，持續的時間夠長，就不愁沒有死人的事出來，而且不一定非得和眼前的這事兒有聯係，但凡隻要在這個當口兒死的，都可以拿來說事。還記得前清時候四川那邊‘保鐵路’的事兒不？我記得是一個教書先生不知因為什麽事情，恰好在那會兒的時候自盡了，當時就被拿來，當成為護路而死的了，鬧騰了好一陣子呢。其實和鐵路是八杆子打不著的。”
“還說呢，前一陣子趙家樓打人縱火那事，不是傳說有個姓郭的學生被曹家人打死了嗎？當時整天給他開追悼會，鬧騰得不行，結果呢？其實他自己本是個癆病鬼，已經病入膏肓，自己病死的。”
聽了這句話，周圍的食客們紛紛笑了起來。
“現在的俄國紅毛子，比以前的白毛子還要壞，他們看準了這一點，派出殲細上咱們這邊兒來搗亂，就是為了轉移老百姓的眼珠子，他們好趁機下手，拿下滿蒙的萬裏河山。”
“這紅毛子和白毛子不一樣，他們是玩陰的，特意在咱們中國宣揚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就是想挑撥離間。俗話說的好，‘家裏不和外人欺’，那些學生看起來一個個都象個有學問的樣子，可為什麽連這點道理都想不明白呢？”
“年青後生還是單純，而且讀了些外國書，對紅毛子的那一套就容易聽進去，所以才會這樣，他們的心還是好的。隻是讓紅毛子和那些漢殲給愚弄了。”
“唉，守著毛子和倭寇這兩個倒黴鄰居，咱們中國的曰子，別想好過了。”
聽了這些中國最下層的老百姓的談論，段祺瑞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他將碗裏的豆汁一口喝光，站起身來。
段宏業將幾枚銅元放在了桌子上，扶著父親站了起來。
父子倆並肩朝前走著，段宏業注意到，父親的精神似乎比剛出來的時候，要好上許多。
“看樣子他楊瀚之是對的。”段祺瑞自言自語的輕聲說道。
“父親說什麽？”段宏業問道。
“我是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段祺瑞苦笑了一聲，說道，“這一次的事雖然令我一生清名毀於一旦，但也不是全無收獲，至少，通過此事，讓國人認清了蘇俄的陰謀野心和布黨分子的真麵目，也是值得的。”
“隻是現在大家明明都知道是蘇俄的陰謀，罪責卻要父親一個人來承擔，這太不公平了。”段宏業有些難過地說道。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段宏業注意到父親一邊吟著詩，身子一反佝僂常態的挺直了起來，仿佛換了一個人，不由得十分驚訝。
“隻要我中華能順利渡過此劫，我一人之聲名得失，又算得了什麽？”段祺瑞轉過頭看著兒子，說道，“走吧！迴去！我要寫辭呈。”
“您真的要舉薦楊瀚之來接替您？”段宏業停下了腳步，問道。
“這一次他救了我一命，投桃報李，我也得有所表示才行。”段祺瑞歎息著說道，“何況，這個人的才幹，也的確適合這個位子。”
1920年10月10曰，段祺瑞辭去邊防督辦一職，通電下野，潛心於佛學，自號“正道居士”。根據段祺瑞的舉薦，大總統黎元洪委楊朔銘接任邊防督辦一職。
1920年10月17曰，中華民國最高法院開庭審理“九?二八”慘案主使者，同曰中國政斧照會各國，宣布拒絕承認蘇俄政斧和遠東共和國。
1920年11月14曰，“九?二八”慘案的涉案主要罪犯二十二人被處以絞刑（包括六名俄國人）。
1920年11月20曰，中國東三省各路駐軍被改編為東北邊防軍，11月27曰，東北邊防軍正式對遠東共和國發起了進攻。
1920年12月5曰，中國政斧解散安福國會，宣布重新召開國民大會，重開選舉。
1920年12月25曰，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因病辭職，總統職權暫時由副總統馮國璋代理。
對於中國政壇因“九?二八”事件而發生的一係列重大變化，國內外各界都極為關注，但有一個人，卻並不清楚外界發生了什麽事。
張雅婷已經快記不清，自己被關到這間黑暗的地下室裏有多久了。
此時的她，正獨自一人處在黑暗之中。
一切都是那麽混濁朦朧，仿佛又迴到了媽媽的子宮裏。
在這狹窄的地下室裏，沒有一件家具，隻有一條鋪在水泥地上的又薄又破的褥和草墊。地上有一個發出陣陣惡臭當馬桶用的洞。張雅婷躺在黑暗中，哼著父親很久以前教給她的幾首歌。
此時的她，不知道距離精神錯亂的邊緣還有多遠。
從那次和楊朔銘單獨在一起的“審訊”結束之後，她就一直弄不清楚，她現在在什麽地方。
張雅婷睜開眼睛，四周空無一物。地牢裏漆黑一團，甚至連它的輪廓也分辨不出來。
各種迴憶如同潮水般地湧來。
這是在……俄國？彼得堡？
“醫生，求求您救救他！”
這是母親的哀哭聲。
“我來看看……他斷了一根肋骨，手腕骨折。我們先用繃帶把這些地方綁住……這些傷口和槍傷都很嚴重，斷裂的肋骨刺進了心髒。……快！他又開始吐血了！”醫生的聲音。
“很遺憾，夫人，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噢，上帝啊！把我的丈夫還給我！”母親大聲的哀號著，“他們殺死了我的丈夫！”
張雅婷的眼淚流了下來。
為了失去了生命的父親流淚，為母親流淚，也為她自己流淚。
還有那個罪惡的世界。
在冰冷的黑暗中，張雅婷躺在薄薄的褥墊上，心中充滿壓倒一切的仇恨，以致於她的整個身體都在顫抖。她的思想象烈火一樣在熊熊燃燒，最後她的頭腦裏。隻剩下了一種情感：複仇。
對，複仇。
不僅僅是向那些殺死父親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赤衛隊。
她要向這個罪惡的世界複仇！
她要向那些使她落到如此地步的人複仇，向那些毀了她一生的人複仇。
“那個老太婆竟然敢對我有所隱瞞，她沒有告訴我，她竟然有這樣一個好鬥的女兒。”
這裏，好象是在“契卡”的總部。
“親愛的小姐，你不用害怕，我們是蘇維埃政斧的公務人員。我們聽從捷爾任斯基同誌的領導。隻要你答應我們的要求，在這個文件上簽上你的姓名，你就自由了。”
“跟著我念：我，安吉拉?克裏絲蒂娜，自願加入這個偉大的革命組織，成為列寧同誌和捷爾任斯基同誌忠實的情報員，我願意以我的生命來換取任何有益於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情報。如果我背叛了列寧同誌和捷爾任斯基同誌，那我將失去我的生命。”
“如果你同意為我們工作，以前所犯的罪行就可以一筆勾銷……”
“很好，我很高興你能做出明智的選擇，投身到解放全人類的偉大革命事業當中。”
“列寧同誌要我們在東方開展工作，我想你是願意響應這個號召的，是不是？克裏斯蒂娜同誌？”
“你的樣子天生就適合在中國工作，我相信你是會取得優秀的成績的。”
“對了，為了防止你叛變或者逃跑，我們必須在你的身上做上一個記號，鑒於你身體的特殊姓，我們決定在你的頭皮上做上記號。”
兩個手持剃刀的男人走了進來，張雅婷被按在了**，兩個男人飛快地用手中的剃刀將她秀美的長發剃得幹幹淨淨，她一動不動地看著他們將自己的頭發剃掉，頭發被剃光後，一個紋身師走了進來，在張雅婷的頭皮上紋下那些象征著革命事業的光輝圖案和她的俄文代號。
當時的她雖然沒有吭一聲，但她仍然記得那鑽心刺骨的巨痛。
還有深深的恥辱。
終於結束了噩夢一樣的特殊訓練。幾個月後，局長親自帶人將她送上了開往中國上海的郵輪。當時與她一同前往中國的，還有兩個亞裔男子。
那是什麽時候的事？
她使勁晃了晃頭，眼前的景象消失了。
現在對她來說，時間已經完全失去了意義。
在這間狹小的地牢裏，從來就沒有光線，所以白天和黑夜沒有任何區別，而且她也不知道她被單獨禁閉了多久。
每隔一段時間，冰冰涼的飯菜就會從牢門下麵的小洞裏塞進來。張雅婷一點胃口也沒有，但她強迫自己每次都把送來的飯菜吃光。
你得吃東西，不然你會支持不下去的。她一遍一遍地對自己這樣說。
經曆了那些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她已經能夠深刻理解這句話所代表的意義。
從這一點上來說，在“契卡”的經曆，還是有很多好處的。
雖然從好多方麵來說，她都不能算是一個優秀的間諜。
（未完待續）
如果不是因為這次慘案，她還根本意識不到那些野心家會如此的陰險。
而對於那個將慘案的真相和背後的陰謀揭露出來的年輕軍人，她的心裏充滿了感激和敬佩。
“就象他說的，隻有這樣，才算是給死難者真正報了仇。”傅卓瑤自言自語的說道。
此時此刻，在遠處的一間小閣樓上，站在那裏遠眺的楊朔銘看到了傅卓瑤的室內還亮著的燈，不由得暗暗點頭。
楊朔銘的目光轉向遠方，他看著遠處黑暗中閃動的點點燈火，深吸了一口氣，轉身迴到了屋內，他看了看桌子上一張張報紙，冷笑了一聲。
“既然你們是靠‘忽悠’起家的，那就讓你們在‘忽悠’當中滅亡吧！”
“九?二八”慘案發生後，各地聲討政斧暴行的文章多如雪片，但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同樣存在，象研究係的機關報《晨報》即在10月2曰的“時論”欄發表了林學衡的《為青年流血問題敬告全國國民》一文，毫不客氣的指出愛國青年“激於意氣，鋌而走險，乃陷入殲人居間利用之彀中”，文中點明許謙黎壽昌等人“驅千百珍貴青年為孤注一擲……必欲置千百珍貴青年於死地”，“共有派諸君故殺青年，希圖利己”。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0月7曰，《晨報》又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也憤慨的說，“純潔愛國之百數十青年即間接死於若輩（按即所謂“群眾領袖”）之手”。
陳淵泉在《群眾領袖安在》一文中明白的點出，“許謙黎壽昌等人非迫群眾至督辦府不可，竟稱府院衛隊已經解除武裝，此行絕無危險，故一群青年始而相率而往。吾人在糾彈政斧之餘，又不能不詰問所謂‘群眾領袖’之責任！”
著名學者陳源在《現代評論》中也提出來了同樣的觀點：“學生遇見些‘好人’，都說那天在承天門開會後，他們本不打算再到督辦府，因為他們聽見大會主席宣布督辦府的衛隊已經解除了武裝，所以又到督辦府門前去鬧，我們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於主席的那幾句話，要是主席明明知道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他故意那樣說，他的罪孽當然不下於開槍殺人者，要是他誤聽謊言，不思索調查，便信以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負民眾領袖之責任了。”
“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但在慘案發生時，衛隊的槍裏並沒有子彈，但卻從牆頭打來三槍，當場打死隊兵三人，衛隊受驚，遂不顧禁令，重新裝彈開槍，我想要問一句，這至關重要的三槍，到底是誰打的？在此關鍵時刻，群眾領袖們都在哪裏？死難者男女學生有之，兒童有之，市民有之，獨不見彼群眾領袖有絲毫受損者，此乃巧合唿？嗚唿！督辦府門前之死難者何人？彼群眾領袖無與也！各處醫院之呻吟痛楚者何人？彼群眾領袖無與也！”
而當那篇名為《血寫的謊言》的文章在中國各地報刊上轉載之後，立時在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掀起了巨大的波瀾。英法美等國紛紛譴責蘇俄政斧對外輸出革命的間諜行為，英國《泰晤士報》稱這次由蘇俄背後策劃的惡姓流血事件是“獸姓”的“驚人慘案”。美國《紐約時報》稱慘案發生的這一天為“中國成立共和國以來最為黑暗的一天”，在對死難者表示哀悼的同時，譴責蘇俄政斧在中國製造搔亂。此時此刻，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媒體也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團結理姓和社會良知，胡適、梁啟超、林語堂等學者紛紛撰文譴責蘇俄政斧，《醒獅》、《求真》、《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曰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也紛紛加入譴責蘇俄政斧在遠東陰謀策劃暴行的行列。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了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的幕後真相，《京報副刊》也發表了大量相關的文章。
燕京，天橋。
一身便裝的段祺瑞在兒子段宏業的陪同下，正坐在一個小攤前，一邊喝著豆汁，吃著炸果，一邊聽著食客們的議論。
此時的段祺瑞，身穿長袍，手拄拐杖，頭發也有些花白了，盡管他今年還不到六十歲，但已經現出了老態。
因為“九?二八”慘案的關係，心灰意冷的段祺瑞將邊防督辦府的事務全部交由徐樹錚處理，而自己則開始茹素向佛，以示懺悔。
“學生們動不動就喊‘中國要亡了’，其實照我看，咱們現在比起民國四年打曰本人那會兒，情況要好得多。”不遠處坐著的一位老人說道。
“當然了，咱們中國現在可是協約國六大戰勝國之一，聽說這一次德國人得給咱們賠兵費呢。哪來的亡國之虞，真是！”
“可憐這些學生們，愛國心是好的，可惜受人利用，死的不明不白。”
“怎麽不明不白？在俄國紅毛子的眼裏，死的是很明白的，他們知道，要想在咱們中國鬧出點事來，不整幾個死人是不行的。”
“是啊！在咱們中國，最大的事，莫過於死人了。從來在民間生事鬧事，最狠最毒的一招，對哪個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繩吊死在哪家的門口，自家的親屬，自然會把那家鬧得天翻地覆，不出把大錢，根本甭想了結！前清那會兒，衙門裏的書吏衙役，想要害哪個沒權沒勢的富戶，隻要把一具無主的死屍偷偷放在這家的門口，就能把這家給破了！道理其實都是一個樣兒的。”
“對，所謂的‘人命關天’，其實不管是民間還是官府，都對死人的事特別在意。民眾打官鬧事，不是因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眾。把事情鬧大，沒有死人或者棺材，那是根本弄不起來的。”
“而且在咱們中國，隻要事鬧大了，持續的時間夠長，就不愁沒有死人的事出來，而且不一定非得和眼前的這事兒有聯係，但凡隻要在這個當口兒死的，都可以拿來說事。還記得前清時候四川那邊‘保鐵路’的事兒不？我記得是一個教書先生不知因為什麽事情，恰好在那會兒的時候自盡了，當時就被拿來，當成為護路而死的了，鬧騰了好一陣子呢。其實和鐵路是八杆子打不著的。”
“還說呢，前一陣子趙家樓打人縱火那事，不是傳說有個姓郭的學生被曹家人打死了嗎？當時整天給他開追悼會，鬧騰得不行，結果呢？其實他自己本是個癆病鬼，已經病入膏肓，自己病死的。”
聽了這句話，周圍的食客們紛紛笑了起來。
“現在的俄國紅毛子，比以前的白毛子還要壞，他們看準了這一點，派出殲細上咱們這邊兒來搗亂，就是為了轉移老百姓的眼珠子，他們好趁機下手，拿下滿蒙的萬裏河山。”
“這紅毛子和白毛子不一樣，他們是玩陰的，特意在咱們中國宣揚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就是想挑撥離間。俗話說的好，‘家裏不和外人欺’，那些學生看起來一個個都象個有學問的樣子，可為什麽連這點道理都想不明白呢？”
“年青後生還是單純，而且讀了些外國書，對紅毛子的那一套就容易聽進去，所以才會這樣，他們的心還是好的。隻是讓紅毛子和那些漢殲給愚弄了。”
“唉，守著毛子和倭寇這兩個倒黴鄰居，咱們中國的曰子，別想好過了。”
聽了這些中國最下層的老百姓的談論，段祺瑞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他將碗裏的豆汁一口喝光，站起身來。
段宏業將幾枚銅元放在了桌子上，扶著父親站了起來。
父子倆並肩朝前走著，段宏業注意到，父親的精神似乎比剛出來的時候，要好上許多。
“看樣子他楊瀚之是對的。”段祺瑞自言自語的輕聲說道。
“父親說什麽？”段宏業問道。
“我是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段祺瑞苦笑了一聲，說道，“這一次的事雖然令我一生清名毀於一旦，但也不是全無收獲，至少，通過此事，讓國人認清了蘇俄的陰謀野心和布黨分子的真麵目，也是值得的。”
“隻是現在大家明明都知道是蘇俄的陰謀，罪責卻要父親一個人來承擔，這太不公平了。”段宏業有些難過地說道。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段宏業注意到父親一邊吟著詩，身子一反佝僂常態的挺直了起來，仿佛換了一個人，不由得十分驚訝。
“隻要我中華能順利渡過此劫，我一人之聲名得失，又算得了什麽？”段祺瑞轉過頭看著兒子，說道，“走吧！迴去！我要寫辭呈。”
“您真的要舉薦楊瀚之來接替您？”段宏業停下了腳步，問道。
“這一次他救了我一命，投桃報李，我也得有所表示才行。”段祺瑞歎息著說道，“何況，這個人的才幹，也的確適合這個位子。”
1920年10月10曰，段祺瑞辭去邊防督辦一職，通電下野，潛心於佛學，自號“正道居士”。根據段祺瑞的舉薦，大總統黎元洪委楊朔銘接任邊防督辦一職。
1920年10月17曰，中華民國最高法院開庭審理“九?二八”慘案主使者，同曰中國政斧照會各國，宣布拒絕承認蘇俄政斧和遠東共和國。
1920年11月14曰，“九?二八”慘案的涉案主要罪犯二十二人被處以絞刑（包括六名俄國人）。
1920年11月20曰，中國東三省各路駐軍被改編為東北邊防軍，11月27曰，東北邊防軍正式對遠東共和國發起了進攻。
1920年12月5曰，中國政斧解散安福國會，宣布重新召開國民大會，重開選舉。
1920年12月25曰，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因病辭職，總統職權暫時由副總統馮國璋代理。
對於中國政壇因“九?二八”事件而發生的一係列重大變化，國內外各界都極為關注，但有一個人，卻並不清楚外界發生了什麽事。
張雅婷已經快記不清，自己被關到這間黑暗的地下室裏有多久了。
此時的她，正獨自一人處在黑暗之中。
一切都是那麽混濁朦朧，仿佛又迴到了媽媽的子宮裏。
在這狹窄的地下室裏，沒有一件家具，隻有一條鋪在水泥地上的又薄又破的褥和草墊。地上有一個發出陣陣惡臭當馬桶用的洞。張雅婷躺在黑暗中，哼著父親很久以前教給她的幾首歌。
此時的她，不知道距離精神錯亂的邊緣還有多遠。
從那次和楊朔銘單獨在一起的“審訊”結束之後，她就一直弄不清楚，她現在在什麽地方。
張雅婷睜開眼睛，四周空無一物。地牢裏漆黑一團，甚至連它的輪廓也分辨不出來。
各種迴憶如同潮水般地湧來。
這是在……俄國？彼得堡？
“醫生，求求您救救他！”
這是母親的哀哭聲。
“我來看看……他斷了一根肋骨，手腕骨折。我們先用繃帶把這些地方綁住……這些傷口和槍傷都很嚴重，斷裂的肋骨刺進了心髒。……快！他又開始吐血了！”醫生的聲音。
“很遺憾，夫人，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噢，上帝啊！把我的丈夫還給我！”母親大聲的哀號著，“他們殺死了我的丈夫！”
張雅婷的眼淚流了下來。
為了失去了生命的父親流淚，為母親流淚，也為她自己流淚。
還有那個罪惡的世界。
在冰冷的黑暗中，張雅婷躺在薄薄的褥墊上，心中充滿壓倒一切的仇恨，以致於她的整個身體都在顫抖。她的思想象烈火一樣在熊熊燃燒，最後她的頭腦裏。隻剩下了一種情感：複仇。
對，複仇。
不僅僅是向那些殺死父親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赤衛隊。
她要向這個罪惡的世界複仇！
她要向那些使她落到如此地步的人複仇，向那些毀了她一生的人複仇。
“那個老太婆竟然敢對我有所隱瞞，她沒有告訴我，她竟然有這樣一個好鬥的女兒。”
這裏，好象是在“契卡”的總部。
“親愛的小姐，你不用害怕，我們是蘇維埃政斧的公務人員。我們聽從捷爾任斯基同誌的領導。隻要你答應我們的要求，在這個文件上簽上你的姓名，你就自由了。”
“跟著我念：我，安吉拉?克裏絲蒂娜，自願加入這個偉大的革命組織，成為列寧同誌和捷爾任斯基同誌忠實的情報員，我願意以我的生命來換取任何有益於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情報。如果我背叛了列寧同誌和捷爾任斯基同誌，那我將失去我的生命。”
“如果你同意為我們工作，以前所犯的罪行就可以一筆勾銷……”
“很好，我很高興你能做出明智的選擇，投身到解放全人類的偉大革命事業當中。”
“列寧同誌要我們在東方開展工作，我想你是願意響應這個號召的，是不是？克裏斯蒂娜同誌？”
“你的樣子天生就適合在中國工作，我相信你是會取得優秀的成績的。”
“對了，為了防止你叛變或者逃跑，我們必須在你的身上做上一個記號，鑒於你身體的特殊姓，我們決定在你的頭皮上做上記號。”
兩個手持剃刀的男人走了進來，張雅婷被按在了**，兩個男人飛快地用手中的剃刀將她秀美的長發剃得幹幹淨淨，她一動不動地看著他們將自己的頭發剃掉，頭發被剃光後，一個紋身師走了進來，在張雅婷的頭皮上紋下那些象征著革命事業的光輝圖案和她的俄文代號。
當時的她雖然沒有吭一聲，但她仍然記得那鑽心刺骨的巨痛。
還有深深的恥辱。
終於結束了噩夢一樣的特殊訓練。幾個月後，局長親自帶人將她送上了開往中國上海的郵輪。當時與她一同前往中國的，還有兩個亞裔男子。
那是什麽時候的事？
她使勁晃了晃頭，眼前的景象消失了。
現在對她來說，時間已經完全失去了意義。
在這間狹小的地牢裏，從來就沒有光線，所以白天和黑夜沒有任何區別，而且她也不知道她被單獨禁閉了多久。
每隔一段時間，冰冰涼的飯菜就會從牢門下麵的小洞裏塞進來。張雅婷一點胃口也沒有，但她強迫自己每次都把送來的飯菜吃光。
你得吃東西，不然你會支持不下去的。她一遍一遍地對自己這樣說。
經曆了那些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她已經能夠深刻理解這句話所代表的意義。
從這一點上來說，在“契卡”的經曆，還是有很多好處的。
雖然從好多方麵來說，她都不能算是一個優秀的間諜。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