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鴻門宴由不得我不去，因為這也是商儀早已交代好的指定動作。全本b市的水很深，也很具有代表性，她幾乎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個微型寫照，不但有新興的資產階級，還有處於萌芽狀態的中產階級，而黑社會的勢力同樣也在b市猖獗，這三教九流便構成了很有中國特色的繁榮泡沫。在有限的陽光照耀下，發出妖嬈的七彩，但隻要陽光一猛烈，她就會爆裂。
打擊黑社會一直都是政府最難啃的一塊骨頭，我同時也聽到了南霸天對政府打擊黑社會的評價是——在缺乏包容心態、少見世麵、裝著正義凜然、腦子被洗白、處於偽道德高地的“市民們”的義正言辭之下，政府開始作秀式地打擊黑社會，政法部門高舉利劍，宣傳部門高唱凱歌，市民們也開始歡欣鼓舞起來（媒體語）。於是這場作秀活動倒忘記了誰是始作俑者，打擊者在被自己壟斷的媒體下很快意地自慰著，而被打擊者在交出少量祭品之後仍然逍遙自在，風頭一過，又可重操舊業。
南霸天給我的印象並不像他的名字那樣霸氣，他在我眼裏是一位很精幹的中年男子，並且擁有美國常春藤名校的碩士學曆。在交談中他一直在向我灌輸美國黑社會的理念，並且如何把它用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裏的方式方法。
在他非常低調且神秘的別墅裏，我看不到類似於港產電影裏對傳統黑社會老大的別墅裏那種浮躁與奢華的取景，這裏更多展現的是內斂，顯然這位在美國混過的南總已經深得中國人的含蓄之道，並且知道怎樣迎合政府官員們的心態和滿足他們的口味。
南霸天的茶道擺得很好，手勢幹練，動作利索，舉止儒雅，完全是一副東方雅士的做派，但是他的思想卻很西化，也很開放，這也是他引以為豪的地方。那天他很自豪地對我說：“我的社團的人數比你們的人還多，當然我們不會亂來，要是亂來的話，觸怒了中央，就會調武警過來把我們滅了，這也是中國黑社會不能夠壯大起來的原因，但是中國的黑社會的數量卻很多，而且對地區的適應能力也很強，我甚至可以很驕傲地告訴你，我手下的兄弟都很團結，為什麽？因為我解決了他們的吃飯穿衣，付他們工資，為他們買保險，我們有宗教信仰，我們都拜關二爺。我們和國父孫中山曾經加入過的洪門是一脈相承的，我們的出身並不差，但是你們白道的人卻為總是在勾心鬥角，並且了自己的利益，掠奪了我們的一直在做的生意，逼得我們沒有飯吃，當然我南某人還有實業，還能養活手下的一班兄弟，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手下的兄弟不做毒品生意，但是我保證不了別人不做毒品生意，你看看現在b市的**業給嚴大公子折騰成什麽樣子了？整個b市，有娛樂執照的隻有兩家，一家是嚴大公子的，一家是溫州商人投資，何局占有股份的，我聽說那個溫州商人光是花在買娛樂執照上的錢就是一千萬，至於其他娛樂場所都在無牌經營，然後每年進貢，我就覺得好笑了，怎麽潛規則裏麵還能再立潛規則？我估計你上麵製定這條牌照製度的政策的人也是默認了這條潛規則的吧！以前明明是花了錢買了娛樂執照，平時再打點一下，就能做**業，這是一條潛規則吧，他嚴大公子硬是在這條潛規則裏麵又硬設了一條潛規則——凡是沒有娛樂牌照的**場所也可以從事**業，但是要交更多的進貢費用，而且又不能保證場子不被查，這種做法簡直和搶沒什麽區別，中國的法律往往是製定得很嚴格很規範，但是卻沒有一個好的國家機器來運行它，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中國的立法沒有像美國那樣在國會上討論，沒有聽取民間的聲音，沒有衡量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是以長官的意誌，以體製內的小部分人的觀點一意孤行製定出來的法律，這個立法理念從根本上就錯了，一個國家製定出來的法律是能以相對較小的行政成本讓大多數人都能夠遵守或者遵守起來不困難的法律，如果一條法律大部分人都不能遵守或者遵守起來有難度，那麽這條法律便成了一紙空文，而且甚至成為了你們官僚壓迫和敲詐各個社會階層的借口，從而滋生出。我本以為隻有**行業的潛規則才會這麽嚴重，沒想到做實業一樣有太多的潛規則，比如我要從海外進一批原材料來國內加工再出口，過海關的時候如果不瞞報數量，按你們的規定繳稅，我就賺不到錢，於是潛規則就出來了——如果不想繳那麽多稅，那就包紅包吧，但是盡管我包了紅包，他們還是可以隨時治我的罪，因為我的罪證還在他手裏，我隻有挨宰的份。話再說迴娛樂業上來吧，如果國家的法律允許紅燈區，那麽我們以公司的名義來做**業，我們繳的稅是直接入國庫的，而不是進了嚴大公子的私人的腰包，你們要是敢找麻煩，至少我還可以用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說白了就是——把黑社會浮出水麵，讓媒體讓民眾來監督，讓寬鬆的法律來包容，它就不再是黑社會了，頂多是個社團，而結社又是憲法賦予的權利，我們隻是在行使憲法賦予我們的最基本的權利。”
我苦笑道：“南總說得輕巧，不過你這套理念有值得借鑒的地方，但是目前在中國這種環境下運行，難免會走樣，不過大方向還是對的，就是把更多的權力下放給人民，形成民主監督的氛圍。我現在才真真切切地感覺到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的出發點隻能是把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落到實處，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社會民主監督的氛圍，漸進式地改良中國的民主，而之前，蘇聯由上至下的改革，實踐證明是相對失敗的，而台灣的民主改革的方向則是相對正確的，但是台灣在推行政治體製改革的時候，切入的時機相當好，那時正好是在蔣經國治下的強人政治時代，國家的主要權力（類似於中國中央集權屬下的五權，前麵介紹過的五大武器）還沒有被既得利益集團所掌控與挾製，這便為台灣實行五權分立營造良好的氛圍，另外台灣的外來族群與本地族群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對抗群體，這也為台灣實行兩黨製奠定了基礎，而中國的問題則相對複雜一些。首先，中國在時代和鄧小平時代這兩個政治強人時代，都沒有有效地推行政治體製改革，並且社會還保留著危險的二元結構，改革開放這些年倒是形成了一些民營企業家和中產階級，並且同時也形成了中國最大的利益群體——農民工。如果中國農民工利益集團與中國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能夠形成天然的利益對抗集團，倒也是中國推進民主化進程中的一件大好事，不過很多人都忽略了新中國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這種社會形態雖然打破了帝製的形態，卻沒有打破帝製的結構，於是骨子裏還有遺傳基因，這便導致掌控國家政治經濟命脈的還是官僚資產階級，如果要從根本上推行政治體製改革，必然會損害到這部分人的利益，但更關鍵的地方是——他們怕推行民主以後被人民清算，所以他們不惜動用國家權力機關，打著維護穩定的旗幟，對爭取權益的人民進行鎮壓，而更吊詭之處在於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類似於以前的皇權）可能被官僚資產階級架空或者是挾製，那麽中國若在不是政治強人時代冒然推行觸及既得利益集團利益的政治體製改革，其結果就有可能像光緒帝的百日維新那樣的下場，在政治強人時代之後的階段，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似乎成為了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如果不聽話，就換掉。在中國的曆史上以皇權對抗體製而成功的少有，皇帝可以換下麵的大臣，可以增設刪減機構，但是他動不了這套體製，他若是貪戀皇權貪圖富貴，甚至還要把這套體製玩得龍飛鳳舞，但是也有一心為民，力求改革的皇帝，可是他們往往是觸怒了官僚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最後連帝位也都保不住了，就更不要談去推行什麽改革了。所以這也說明了中國為什麽一直都在重複著由秦朝便開始實行的政治模式的原因了。而這種模式也是造成中國的朝代興衰交替的主要原因，若是能尋找改變這種模式的方法，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才能真正的成功。正如你所說的那樣，這個國家喜歡作秀，現在老百姓強烈要求改革，於是官僚資產階級便開始玩起了前朝便有人玩過的機構增設刪減的舊瓶裝新酒的政治花招，意圖疏導民怨，但是民怨若是這麽容易被忽悠掉就好了，所以阻礙改革的關鍵就在於——老百姓越強烈譴責，集團就越要用反腐秀來疏導民怨，並且還會祭上幾個大貪官來泄民怨，於是這就陷入了曆史的魔咒——這個國家的道德體係是建立在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體係之上，總是以道德的譴責作為理順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忽略了贖罪和包容的一麵，於是一山便不容二虎了，可是誰都有原罪，誰都有陰暗麵，於是大家都爭奪偽道德的製高點來批判別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誰的社會地位高誰就最有話語權去批判別人甚至是奴役別人的社會陋習。這也是造成中國政治模式層層集權的原罪之一。所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道德體係的基本麵還是好的，缺的卻是西方的贖罪和包容，所以若是大家都不折騰，而是有目的，有秩序地抗爭，興許憲法賦予老百姓的那些基本權利就會慢慢地得到真正地體現。等權利到手了，等民主架構成熟了，再清算他們也不遲。”
這似乎成為了我一個人演講，南總作為一個旁聽者卻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感歎道：“想不到兄弟你的境界更高，你來a局對我是個威脅啊，你讓我原有的自信心幾乎崩潰，我這個人惜才，若是張局覺得在體製裏呆著不舒服，過來做我的二當家。”
我說：“我也佩服南總的盜亦有道，不過君子之交淡如水，希望在你們做完大事以後，奪迴了生意，往後還得憑著良心來做事。”（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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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黑社會一直都是政府最難啃的一塊骨頭，我同時也聽到了南霸天對政府打擊黑社會的評價是——在缺乏包容心態、少見世麵、裝著正義凜然、腦子被洗白、處於偽道德高地的“市民們”的義正言辭之下，政府開始作秀式地打擊黑社會，政法部門高舉利劍，宣傳部門高唱凱歌，市民們也開始歡欣鼓舞起來（媒體語）。於是這場作秀活動倒忘記了誰是始作俑者，打擊者在被自己壟斷的媒體下很快意地自慰著，而被打擊者在交出少量祭品之後仍然逍遙自在，風頭一過，又可重操舊業。
南霸天給我的印象並不像他的名字那樣霸氣，他在我眼裏是一位很精幹的中年男子，並且擁有美國常春藤名校的碩士學曆。在交談中他一直在向我灌輸美國黑社會的理念，並且如何把它用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裏的方式方法。
在他非常低調且神秘的別墅裏，我看不到類似於港產電影裏對傳統黑社會老大的別墅裏那種浮躁與奢華的取景，這裏更多展現的是內斂，顯然這位在美國混過的南總已經深得中國人的含蓄之道，並且知道怎樣迎合政府官員們的心態和滿足他們的口味。
南霸天的茶道擺得很好，手勢幹練，動作利索，舉止儒雅，完全是一副東方雅士的做派，但是他的思想卻很西化，也很開放，這也是他引以為豪的地方。那天他很自豪地對我說：“我的社團的人數比你們的人還多，當然我們不會亂來，要是亂來的話，觸怒了中央，就會調武警過來把我們滅了，這也是中國黑社會不能夠壯大起來的原因，但是中國的黑社會的數量卻很多，而且對地區的適應能力也很強，我甚至可以很驕傲地告訴你，我手下的兄弟都很團結，為什麽？因為我解決了他們的吃飯穿衣，付他們工資，為他們買保險，我們有宗教信仰，我們都拜關二爺。我們和國父孫中山曾經加入過的洪門是一脈相承的，我們的出身並不差，但是你們白道的人卻為總是在勾心鬥角，並且了自己的利益，掠奪了我們的一直在做的生意，逼得我們沒有飯吃，當然我南某人還有實業，還能養活手下的一班兄弟，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手下的兄弟不做毒品生意，但是我保證不了別人不做毒品生意，你看看現在b市的**業給嚴大公子折騰成什麽樣子了？整個b市，有娛樂執照的隻有兩家，一家是嚴大公子的，一家是溫州商人投資，何局占有股份的，我聽說那個溫州商人光是花在買娛樂執照上的錢就是一千萬，至於其他娛樂場所都在無牌經營，然後每年進貢，我就覺得好笑了，怎麽潛規則裏麵還能再立潛規則？我估計你上麵製定這條牌照製度的政策的人也是默認了這條潛規則的吧！以前明明是花了錢買了娛樂執照，平時再打點一下，就能做**業，這是一條潛規則吧，他嚴大公子硬是在這條潛規則裏麵又硬設了一條潛規則——凡是沒有娛樂牌照的**場所也可以從事**業，但是要交更多的進貢費用，而且又不能保證場子不被查，這種做法簡直和搶沒什麽區別，中國的法律往往是製定得很嚴格很規範，但是卻沒有一個好的國家機器來運行它，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中國的立法沒有像美國那樣在國會上討論，沒有聽取民間的聲音，沒有衡量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是以長官的意誌，以體製內的小部分人的觀點一意孤行製定出來的法律，這個立法理念從根本上就錯了，一個國家製定出來的法律是能以相對較小的行政成本讓大多數人都能夠遵守或者遵守起來不困難的法律，如果一條法律大部分人都不能遵守或者遵守起來有難度，那麽這條法律便成了一紙空文，而且甚至成為了你們官僚壓迫和敲詐各個社會階層的借口，從而滋生出。我本以為隻有**行業的潛規則才會這麽嚴重，沒想到做實業一樣有太多的潛規則，比如我要從海外進一批原材料來國內加工再出口，過海關的時候如果不瞞報數量，按你們的規定繳稅，我就賺不到錢，於是潛規則就出來了——如果不想繳那麽多稅，那就包紅包吧，但是盡管我包了紅包，他們還是可以隨時治我的罪，因為我的罪證還在他手裏，我隻有挨宰的份。話再說迴娛樂業上來吧，如果國家的法律允許紅燈區，那麽我們以公司的名義來做**業，我們繳的稅是直接入國庫的，而不是進了嚴大公子的私人的腰包，你們要是敢找麻煩，至少我還可以用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說白了就是——把黑社會浮出水麵，讓媒體讓民眾來監督，讓寬鬆的法律來包容，它就不再是黑社會了，頂多是個社團，而結社又是憲法賦予的權利，我們隻是在行使憲法賦予我們的最基本的權利。”
我苦笑道：“南總說得輕巧，不過你這套理念有值得借鑒的地方，但是目前在中國這種環境下運行，難免會走樣，不過大方向還是對的，就是把更多的權力下放給人民，形成民主監督的氛圍。我現在才真真切切地感覺到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的出發點隻能是把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落到實處，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社會民主監督的氛圍，漸進式地改良中國的民主，而之前，蘇聯由上至下的改革，實踐證明是相對失敗的，而台灣的民主改革的方向則是相對正確的，但是台灣在推行政治體製改革的時候，切入的時機相當好，那時正好是在蔣經國治下的強人政治時代，國家的主要權力（類似於中國中央集權屬下的五權，前麵介紹過的五大武器）還沒有被既得利益集團所掌控與挾製，這便為台灣實行五權分立營造良好的氛圍，另外台灣的外來族群與本地族群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對抗群體，這也為台灣實行兩黨製奠定了基礎，而中國的問題則相對複雜一些。首先，中國在時代和鄧小平時代這兩個政治強人時代，都沒有有效地推行政治體製改革，並且社會還保留著危險的二元結構，改革開放這些年倒是形成了一些民營企業家和中產階級，並且同時也形成了中國最大的利益群體——農民工。如果中國農民工利益集團與中國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能夠形成天然的利益對抗集團，倒也是中國推進民主化進程中的一件大好事，不過很多人都忽略了新中國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這種社會形態雖然打破了帝製的形態，卻沒有打破帝製的結構，於是骨子裏還有遺傳基因，這便導致掌控國家政治經濟命脈的還是官僚資產階級，如果要從根本上推行政治體製改革，必然會損害到這部分人的利益，但更關鍵的地方是——他們怕推行民主以後被人民清算，所以他們不惜動用國家權力機關，打著維護穩定的旗幟，對爭取權益的人民進行鎮壓，而更吊詭之處在於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類似於以前的皇權）可能被官僚資產階級架空或者是挾製，那麽中國若在不是政治強人時代冒然推行觸及既得利益集團利益的政治體製改革，其結果就有可能像光緒帝的百日維新那樣的下場，在政治強人時代之後的階段，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似乎成為了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如果不聽話，就換掉。在中國的曆史上以皇權對抗體製而成功的少有，皇帝可以換下麵的大臣，可以增設刪減機構，但是他動不了這套體製，他若是貪戀皇權貪圖富貴，甚至還要把這套體製玩得龍飛鳳舞，但是也有一心為民，力求改革的皇帝，可是他們往往是觸怒了官僚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最後連帝位也都保不住了，就更不要談去推行什麽改革了。所以這也說明了中國為什麽一直都在重複著由秦朝便開始實行的政治模式的原因了。而這種模式也是造成中國的朝代興衰交替的主要原因，若是能尋找改變這種模式的方法，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才能真正的成功。正如你所說的那樣，這個國家喜歡作秀，現在老百姓強烈要求改革，於是官僚資產階級便開始玩起了前朝便有人玩過的機構增設刪減的舊瓶裝新酒的政治花招，意圖疏導民怨，但是民怨若是這麽容易被忽悠掉就好了，所以阻礙改革的關鍵就在於——老百姓越強烈譴責，集團就越要用反腐秀來疏導民怨，並且還會祭上幾個大貪官來泄民怨，於是這就陷入了曆史的魔咒——這個國家的道德體係是建立在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體係之上，總是以道德的譴責作為理順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忽略了贖罪和包容的一麵，於是一山便不容二虎了，可是誰都有原罪，誰都有陰暗麵，於是大家都爭奪偽道德的製高點來批判別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誰的社會地位高誰就最有話語權去批判別人甚至是奴役別人的社會陋習。這也是造成中國政治模式層層集權的原罪之一。所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道德體係的基本麵還是好的，缺的卻是西方的贖罪和包容，所以若是大家都不折騰，而是有目的，有秩序地抗爭，興許憲法賦予老百姓的那些基本權利就會慢慢地得到真正地體現。等權利到手了，等民主架構成熟了，再清算他們也不遲。”
這似乎成為了我一個人演講，南總作為一個旁聽者卻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感歎道：“想不到兄弟你的境界更高，你來a局對我是個威脅啊，你讓我原有的自信心幾乎崩潰，我這個人惜才，若是張局覺得在體製裏呆著不舒服，過來做我的二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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