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才的一段分析,譚仲夏聽得很明白了,但是,他仍舊持反對的態度,幾乎把臉皺成個囧字,想了十幾二十秒鍾以後,用一個比喻總結了我剛才那段很搞腦子的話:“你的意思是說,你殺了我的老婆,我抓不到你,所以就把胡海蓮殺了來報仇?”


    對,就這麽迴事,把仇恨轉移到人渣身上,以牙還牙複仇。


    他說:“狗屁,你覺得可能嗎?!”


    我鄭重其事地點頭,說:“確實很難相信,但這是唯一能夠解釋那麽多疑點的可能性。”


    他捏緊拳頭往空中揮了幾下做出一副抓狂的樣子,然後盯緊我,幾乎咬牙切齒地說:“你殺了我老婆,我因為找不到你所以就找了胡海蓮來代替你然後用你殺害我老婆的方式把胡海蓮給殺了,你覺得這可能嗎?仇恨有這樣轉移的嗎?神經了不成?!”


    他把唾沫噴到我臉上來了,我嫌棄地往後避,抽紙巾擦掉,叫他不要這麽激動。


    我皺著眉頭很認真地跟他說:“譚仲夏同誌,破案有時候跟搞設計差不多,想象力要夠狠,腦洞要夠大,才能有突破。兇手對自己犯案的過程也是精心設計過的,我們要跟上他的節奏,才可能找出他露的破綻。更何況,我沒有真的殺你老婆,請你別入戲太深提前抓狂,謝謝。”


    他從鼻子裏哼出一聲,起身去拿桌上的茶杯,迴來坐下時又哼一聲,表示不屑又無語。狠狠喝幾口茶以後,才轉過臉來看我,字字鏗鏘說:“如果你殺了我老婆,我就是找遍天涯海角就是掘地三尺也會把你找出來,而不是去找個不相幹的人來替代。”


    我點點頭,說“對,這是正常人的思維方式,但這樣的思維方式解釋不了四樁案子裏麵的層層疑點,所以我才會往非正常的路子上考慮。”


    說著,我往前傾了傾,特別認真地問他:“哎,譚副隊長,你有老婆嗎?”


    他呆了呆,正色說:“我就是打個比方。”


    我也很正色:“我就是問問你有沒有結婚。”


    他看我不像是隨便問問就翻頁不提的樣子,隻好迴答:“沒有。”


    我蹙起眉頭“咦”了一聲,很嫌棄的樣子,說:“你看你一大把年紀,怎麽連個婚都沒還結?”


    他陰著臉說:“不用你管。”


    我笑起來:“我是好心呀。”


    他翻我個白眼:“你犯不著對我有好心。”


    我故意逗他:“哎,沒有老婆,女朋友總該有吧?”


    他有點煩了,把臉扭到旁邊,迴答說:“沒有。”


    我死纏在這個話題上不放,說:“哎,局裏單身還沒嫁的姑娘多著,你平時多留幾個心眼,或者……”


    譚仲夏見我得波得波沒完沒了,有點不耐煩,想要起身走開。我看他是真不想開這個玩笑,所以趕緊識趣地收住,把話題扯迴到案子上來,問他能不能暫時同意我的分析,並從這個分析上跟我一起頭腦風暴,看看能不能從中挖掘點什麽有價值的東西來。


    他重新坐正,毫不猶豫說:“行,那我們就來討論我們手裏這四樁命案的兇手到底是以什麽標準選擇複仇替代者的。我昨天又把四個受害人的資料放在一起仔細研究過,查了又查比了又比,除了品行不端這點以外,他們再沒有任何別的共同點,沒有共同的朋友、經曆、背景,然後在年齡、性別、學曆、祖籍等各個方麵,都沒有相似甚至搭一點邊的關係。照這樣看,兇手仿佛是隨機選擇目標做複仇替代品的是嗎?不對,不是隨機的。你想想,‘開膛案’、‘砸頭案’、和‘火燒案’三個受害人都是乾州本地人,為什麽偏偏‘七刀案’的受害人鬱敏卻是梁寶市人?從我們對鬱敏的調查結果看,她生前跟乾州市沒有過半點瓜葛,卻突然來到這裏,剛下火車就被劫走,明擺著是兇手特地跑到梁寶市將她騙過來殺害。所以,兇手絕對不是隨機選擇目標的,否則為什麽不就近在乾州找一個人渣?乾州哪裏隻有三個人渣沒有第四個了嗎?”


    我怔怔聽他一口氣說完這一大串話。


    不知道為什麽,每次隻要認真跟譚仲夏聊天或者分析案情,我的三叉神經都會痛上幾痛。有時候是因為他扯得不著邊際,有時候是因為他隱藏的氣勢太咄咄逼人,這迴卻是因為他頭頭是道又一針見血,把我原先以為可以解釋通的案情又戳出個巨大的疑點來。


    是嗬,為什麽其它三樁案子的受害者都是乾州本地人,偏偏還有個鬱敏卻是遠在一千多公裏外的梁寶市人。兇手費勁巴拉跑到那麽遠的地方把她騙到乾州市來殺害一定不是偶爾為之。


    而是必然。


    也就是說,鬱敏是必須殺害的對象。


    也就是說,老懶的分析可能是對的,這四個受害人並不像我以為的那樣是兇手隨機找的複仇替代品?


    我感覺我的腦子快要炸掉了。


    譚仲夏盯著我的臉,又沒表沒情地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嘲笑我那自以為堅如城牆卻隨便吹口氣就稀裏嘩啦坍塌掉的論斷。我看不慣他那樣,便也從鼻子裏哼出一聲,問他有什麽收獲。


    他想了想,煞有介事地說:“不能算一無所獲。”


    我表示洗耳恭聽。


    他說他之前安排大批警力暗查乾州市內可疑的團體和人物,一舉端掉三個傳銷窩點一個詐騙團夥還有兩個利用網絡社交平台進行賣~淫的團夥,收獲算是頗豐,可惜都跟要查的案子沒關係。


    我表示一臉黑線,想嘲諷他幾句,怕他生氣,還是作罷。


    然後兩個人都沉默下去,我聽見小海在走廊那端玩她手機裏麵貪吃蛇遊戲的聲音。


    十多分鍾以後,譚仲夏才重新開口,問我有沒有從兇手這個點切入進案情做過分析。


    我問他是不是指對兇手做行為側寫。


    他點頭。


    我說:“我試過,但作用不是太大,因為不確定兇手到底有幾個人,所以側寫出來的內容很混沌,什麽樣的因素都有。”


    他讓我講講看。


    我就詳細地講給他聽,單從“火燒案”的現場看,兇手應該是個體格魁梧力氣十分大的男性,否則沒法搬運體重兩百多斤的受害人,但從連環案的角度去分析,因為兇手不止一個人,可能幾個人合力搬運,所以這個側寫不確鑿;“開膛案”的兇手情況比較明確,從現場的腳印,能確定至少在兇案發生的地點,他是單獨行動,接應的同夥可能在離現場不遠處的水泥路上等。也就是說,兇手團隊裏有個身高在170公分左右,體重在130斤左右的男性,膽子小性格懦,是擁有正常生活並且習慣循規蹈矩的人,那樁命案應該是他一生中最難磨滅的事件,估計會對日後的心理造成很大創傷,當然這個不在目前分析的範圍內;另外,我仔細看過“七刀案”屍體上的創口,基本平整而且都不是太深,沒有將肉豁開或者用力過猛的情況,所以認為應該是個沉著冷靜做事仔細且有一定控製能力的女人;“砸頭案”的情況比較難說,不論是從傷口還是從現場都沒有能對兇手進行側寫的線索,調查報告裏麵說屍體旁邊有一枚鑲鑽的楓葉形胸針,但那有可能是原本就在那裏的,與案件無關,或者更有可能是兇手故意扔在那裏的。


    譚仲夏很認真地聽。


    而我一邊在講著的時候,一邊腦子裏又在飛快地思考,我想到每個命案現場都留有的那些似乎很有關係但其實並沒有什麽卵用的物證,女式披風、兇器、腳印、胸針等。


    我從最開始就覺得那些東西不是隨隨便便出現在現場,或者是兇手不小心留下的,而是一種精密的設計,是兇手故意留下的。


    我越想,思路越清晰,脖子後麵的涼意也越深,簡直能感覺到陰風陣陣。


    對,所有這一切,都是設計好的,每個犯案的地點、受害人的死法、命案現場遺留的物件,所有這些都是設計好了來的。


    有人在第一樁命案開始前就畫好全部圖紙,然後隻要按照圖紙一步一步去實施就行。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實施命案的人,而是那個畫圖紙的人!


    我們現在不應該對單獨哪件案子的兇手做行為和心理側寫,而應該把全部的案子看成完整的一件,去側寫那個總設計師的行為模式和心理軌跡。


    這絕對是個正確的方向。


    我把這些想法跟譚仲夏說了,然後重重吐出一口氣,問他需不需要找一個心理專家來做外援。


    我告訴他說我認識一個很厲害的專家,她對犯罪心理學深有研究,曾給不同省市發生的好幾樁惡性命案作過嫌疑人側寫,效果顯著,也來乾州開過這方麵的講座。


    譚仲夏對請求外援不是很有興趣,說:“這個你跟付大隊長申請去,跟我說了沒用,我不管這些小事。”


    我聽他這口氣,可真了不得,真是有點像白亞豐說的那樣,把個副隊長當出皇帝味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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