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不用秦製的人，隻能維持一個相對失敗的國家
自建帳以來：羅馬汗國記 作者：正統大汗阿裏不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紫帳汗國現在推行的曆法，是剛建帳的時候，以元朝《授時曆》為基礎，進行改編的。
而且，這個改編，其實也就是做一些名稱的本地化，把一月改成雅努斯之月什麽的。畢竟那會兒，紫帳汗國的文治水平，也不足以做什麽。
不過，授時曆其實也比較早了。這部立法還是元初製作的，當時元朝剛剛滅掉南宋，忽必烈就命令許衡等人，收編南宋的曆算官吏，基於南宋的《成天曆》，製定新的曆法。
從《授時曆》製定到紫帳汗國采用它，有六七十年；到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年了，至少郭康覺得，確實有點長。要換做尋常的中原王朝，應該早就大修乃至重置了。
曆法本身，就是需要經常進行修訂的。像兩宋三百年，重新製定的曆法就有十部。不過這年頭大家文化水平都有限，連明朝自己，也隻是把《授時曆》改了個名叫《大統曆》，然後就一直擺爛下去了。所以，這麽用著，暫時也沒有太大問題。
能做到這一點，估計還是因為授時曆底子好。當年，為了製定這部曆法，主持測量的學者郭守敬等人，向忽必烈上書，說當年大唐開元年間，僧一行等人在全國設立13處觀測點，收集天文數據，用於製定大衍曆。現在大元疆域，已經超過了大唐，應該進行更大規模的觀測，以獲得更精確的數據。
元初眾人，都有個奇怪的情結，就是什麽都喜歡和大唐比，忽必烈就是裏麵帶頭的那個。看到這個建議，就很高興，當即批準下來。在忽必烈的支持下，郭守敬等人設立了27個觀測所，向東進入朝鮮半島，向西進入河西；最南的觀測所深入大海，設置在了南海的島嶼之上，最北的觀測所超過了北海，來到了西伯利亞腹地，史稱“四海測驗”。在這個基礎上，經過三年的努力，完成了授時曆的編訂。
這部曆法的精準度，和三百年後的格裏高利曆相同，而格裏高利曆就是後世一直沿襲的公曆。曆史上，用到明末那會兒，曆法才開始出現明顯的差錯。
雖然這會兒還是定義上的“古代”，但數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其實也是越來越快的。授時曆製定時的觀測工具和算法，也不如後世的先進。但大元確實太大了，四海測驗獲得的大量數據起到了力大磚飛的效果，把整體誤差給壓下去了。
當然，光有曆法還不行，關鍵是如何普及。
農業這東西，在後人眼中，往往一種很土、很低端的工作。進行農業活動的人，一般也是保守、落後、愚昧的形象。但在這個時代，農業毫無疑問是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最多也隻能說，它的上限和下限差別巨大，而絕大部分地方顯然都和這個上限無關，其原因也是因為技術不足。
沒有人生下來就具備生產的技能，種田當然也不是天生就會的。哪怕是斯拉夫人，也得跟著長輩進行學習。而且，技術越高，需要學習的東西就越複雜。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僅靠簡單的口耳相傳就能學會，也不是隻靠自己摸索就行的了。這些係統的知識，必須有專門的人研究，經過專門的整理，然後讓大家學習，才能盡可能地提高效率。
相反，在缺乏知識的情況下，農業水平可以落後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英國近代的所謂農業革命，就起始於當地人學會了先用木棍在地上戳個洞，然後再放種子。這其實就是“刀耕火種”裏頭那個刀耕，但是沒人教的話大家就是不會。至於農業革命的核心，則是18世紀後期，出現的鐵犁和播種車。
在這種西漢農具普及之前，當地人就是隻會用手，將種子直接撒在簡單翻作過的土地上。手藝好的農夫可以撒的相對均勻，而大部分人撒播之後，種子都會因為坑坑窪窪的地麵而聚集起來。
等莊稼長出來後，並不是人們印象中一排排，一壟壟，整整齊齊的樣子，而是雜亂無章，不但密度不勻，不同植株之間也會互相幹擾，導致通風不好，采光不均勻，澆水的效率也很低。
結果就是，連同一塊地的莊稼，成熟的時間都能差個幾天。到收獲的時候，也顧不上，隻好把一些未長熟的莊稼一起收割上來。而且這種耕種方法，也使得播種者幾乎無法除草——當然了，把地種成這個樣子，莊稼的狀態本來也就和野草差不多了。反正英格蘭人和斯拉夫人一樣，都是字麵意義上的食草民族，啃點野草也是食物了。
這種條件下，當地農業水平自然也低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糧食收種比常年停留在1∶2到1∶4的水平。寫成唐詩，就是“春種一粒粟，秋收兩顆子”，真餓死了可能才是正常情況……
別說平民，連貴族都盡可能不想在島上待，因為那裏的物質條件一直過於窮酸。當年，基輔大公“智者”雅羅斯拉夫執政的時候，曾經安排公主與英格蘭聯姻。不過老大公一直關心女兒的狀況，後來還專門寫信給她，說英格蘭的夥食似乎很糟糕，問她能否習慣。能讓羅斯人都覺得吃的太差，可見當時那邊是個什麽鬼情況。
所以，要提高農業的水平，首要的就是傳播知識。曆法也是這些知識中的一部分。
像現在這個村子，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教堂和學堂。這裏不止是舉行祭祀和教育小孩，也是傳播各種重要知識的場所。
自古以來，地方官員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勸農”。所謂勸農，不止是獎勵和督促種田，很大一部分工作內容，是宣稱朝廷政策，推廣效率更高的農業技術。因為哪怕有先進技術，如果無法普及也是沒有用的。而隻靠民間自發傳播的話，推廣的速度會非常遲緩。所以，官府必須主動介入，進行宣傳和教授。
哪怕是製度鬆弛的元朝，都有《通製條格》之類的官方文件，規定農田、水利、樹藝、漁畜、教育等各種農業政策和規範，寫明各種作物應該怎麽種、種多少合適之類的事項，連如何搭配的問題，都要細致地進行籌劃和規定。哪怕缺乏對基層的管理能力，這些事情也不能不做，因為在傳統意識裏，這就是朝廷應該做的事情。你不做，那就可能有別人來做了……
當然，想要真正落實這些，切實提高農業的效率，就確實需要一個有力的執行體係了。更直白地說，朝廷需要能穩定地管理到地方，而且影響力越深入基層，越能把這些技術貫徹下去，就越能提高效率。
在古典時代，還需要極限動員的時候，這些規定就更加細致。秦國的法令裏，連一塊田地播種時，不同作物各自要多少種子，官府都有明確的數據，要求民眾盡量遵守。
當然，這種方式，對朝廷和官吏的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放在地中海這邊，就想都別想了。
英格蘭人後來甚至總結出了一個奇怪的結論，認為應該主動推動兼並，這樣，有錢有地的大地主才能進行集中管理，有條件采用更好的器械，推行技術革新。
但實際上，推行技術革新，管理當地農業，本來是官府的工作。農戶無力采購的牲畜和農具，也是官府租借乃至直接下發的。這都是戰國時代就有的政策，也不知道為什麽就是學不會。而常年把官府的工作丟給貴族和豪紳，結果可想而知。
到了21世紀，英格蘭人終於能做到1∶30的小麥收種比，達到漢朝樣板田的水平了……
哪怕考慮到地理問題，能混到這種份上，也隻能說，這幫人實在是菜到離譜了。說到底，還是官府製度出了大問題，一直以來，就沒有建立過一個秦漢式政權的經驗。這種非常失敗的結果，也是缺少秦製導致的。
因為一個製度或者政策，說得再好聽，也得有落實的能力的才行。在這方麵，秦漢自己都有缺陷，實際表現比理論設計差了很多，更何況那些連理論都沒有的地方。
比如曆法，製定好之後，皇帝一般會下令天下頒行。但這年頭沒有廣播也沒有網絡，到底怎麽頒行，讓大家都知道，就是個最基本的問題。
當年朱元璋稱吳王的時候，劉伯溫等人就進獻——或者說抄了份《授時曆》給他，這就是最早的《大統曆》。一開始，朱元璋命人進行印刷，隻收工本費，出售給百姓。後來北伐的時候，朱元璋覺得哪怕這樣都太貴了，索性宣布不要錢了，直接白送。
就這樣，《大統曆》隨著北伐軍隊，迅速深入民間。雖然和元朝的曆法其實就是一個東西，但元朝的曆法發不下來，他這個卻能發下來，結果是新曆法立刻受到了北方平民和基層文人的歡迎，在和曆法相關的“正朔”問題上，直接搶占了優勢。這個合法性爭奪的背後，其實就是元明兩個政權，執行能力的區別。
甚至在外交上也是如此。周圍的小國，是沒有能力製定曆法的，結果是各個有農業的國家，也必須從中央王朝獲取曆書，這種“頒曆”和“受曆”，也成了正統性和外交關係的標誌。給藩屬國頒布曆書，也是朝廷的重要的重要工作，像明朝的福建布政司，每年都要印刷一批新日曆，給琉球送過去。要不然人家就沒得用。
而一旦中原這邊不更新了，大家也都一起遭殃。當初唐穆宗的時候，頒布了一部《宣明曆》。再之後，唐朝陷入日益嚴重的混亂，無力再推行新的曆法，之後的各個割據政權，也沒有足夠的實力和影響力再頒布一部通行各國的曆法。結果，宣明曆就在朝鮮半島用了將近五百年，在日本用了八百多年，哪怕積累出很大誤差也沒辦法……
當然，在紫帳汗國這邊，情況就更離譜，曆法的推行甚至伴隨著語言的推行。
由於長期的儒家教育，塞裏斯民間有大量基層知識分子，哪怕在元朝，都有大量的社學存在。但在這邊，那是真的沒有。
郭康估計，當年紫帳汗國能十分堅定地執行驅逐本地貴族，分田給普通村民的政策，也有這個原因。要是在中原，像這樣做反而很難，因為總得招攬一些當地豪右，幫忙進行管理，否則，建立政權的成本就太高了，而且在建立的過程中，也容易被這些在各方麵有勢力的人集體反對，因此走向失敗。
但東歐這邊，地方貴族基本上都是文盲，連紫帳汗國對於基層管理者的各項基本要求，都履行不了。而且，當地長期混戰，領主彼此拉幫結派，如同一盤散沙，也沒有多大勢力。這樣的豪強貴族，可謂百無一用，連詔安的必要都沒有了。隻能全靠自己，新建一個能進行有效管理的行政係統——因為之前，這邊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東西。
這地方，各種語言又很多，當地人互相也經常不能聽懂。紫帳汗國的文化水平，其實也就那樣，讓他們整理各地那些千奇百怪的方言，然後寫下來，他們也沒這個本事。所以，如何寫下來，讓當地人看懂，汗廷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最後，他們幹脆換個思路：漢字寫的曆法，我直接放這兒不改了，然後給所有人教漢字，誰學得好，誰先用得了……
從實際情況看，紫帳汗國根本沒有精力，去有意識地禁絕某種語言、但隨著地區的統一，很多鄉間的語言還是日益被同化，越來越像那些較大的分支。而大語言，也混入了大量漢語詞匯，直接使用漢語的人也越來越多。
因為完全不會漢語的人，等於沒法接觸這些更完善的知識、聽不懂農官的講解，也看不懂相關的書籍和公告。哪怕不考慮軍中前途，他們自然也就在競爭中處於劣勢。
像他們現在這個村子，連原來的保加利亞語名字，都被遺忘了。因為村子正式形成，其實是郭蓋安葬在這裏、郭氏在此處立廟之後。原本居住在此的村民，也隻是定居者的一部分，因為當年汗廷在這裏組織軍團農莊的時候，也安排了一些懂技術、會認字的老兵過來，和當地人一起開墾，形成了這個新村莊。
現在，它的名字，就叫“相公廟”村。哪怕漢語不怎麽熟練的當地人，也用這個發音來稱唿。這樣的現象，在羅馬尼亞地區，可以說到處都是，汗廷的管理體係，也就和這些相互依存著。
(本章完)
而且，這個改編，其實也就是做一些名稱的本地化，把一月改成雅努斯之月什麽的。畢竟那會兒，紫帳汗國的文治水平，也不足以做什麽。
不過，授時曆其實也比較早了。這部立法還是元初製作的，當時元朝剛剛滅掉南宋，忽必烈就命令許衡等人，收編南宋的曆算官吏，基於南宋的《成天曆》，製定新的曆法。
從《授時曆》製定到紫帳汗國采用它，有六七十年；到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年了，至少郭康覺得，確實有點長。要換做尋常的中原王朝，應該早就大修乃至重置了。
曆法本身，就是需要經常進行修訂的。像兩宋三百年，重新製定的曆法就有十部。不過這年頭大家文化水平都有限，連明朝自己，也隻是把《授時曆》改了個名叫《大統曆》，然後就一直擺爛下去了。所以，這麽用著，暫時也沒有太大問題。
能做到這一點，估計還是因為授時曆底子好。當年，為了製定這部曆法，主持測量的學者郭守敬等人，向忽必烈上書，說當年大唐開元年間，僧一行等人在全國設立13處觀測點，收集天文數據，用於製定大衍曆。現在大元疆域，已經超過了大唐，應該進行更大規模的觀測，以獲得更精確的數據。
元初眾人，都有個奇怪的情結，就是什麽都喜歡和大唐比，忽必烈就是裏麵帶頭的那個。看到這個建議，就很高興，當即批準下來。在忽必烈的支持下，郭守敬等人設立了27個觀測所，向東進入朝鮮半島，向西進入河西；最南的觀測所深入大海，設置在了南海的島嶼之上，最北的觀測所超過了北海，來到了西伯利亞腹地，史稱“四海測驗”。在這個基礎上，經過三年的努力，完成了授時曆的編訂。
這部曆法的精準度，和三百年後的格裏高利曆相同，而格裏高利曆就是後世一直沿襲的公曆。曆史上，用到明末那會兒，曆法才開始出現明顯的差錯。
雖然這會兒還是定義上的“古代”，但數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其實也是越來越快的。授時曆製定時的觀測工具和算法，也不如後世的先進。但大元確實太大了，四海測驗獲得的大量數據起到了力大磚飛的效果，把整體誤差給壓下去了。
當然，光有曆法還不行，關鍵是如何普及。
農業這東西，在後人眼中，往往一種很土、很低端的工作。進行農業活動的人，一般也是保守、落後、愚昧的形象。但在這個時代，農業毫無疑問是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最多也隻能說，它的上限和下限差別巨大，而絕大部分地方顯然都和這個上限無關，其原因也是因為技術不足。
沒有人生下來就具備生產的技能，種田當然也不是天生就會的。哪怕是斯拉夫人，也得跟著長輩進行學習。而且，技術越高，需要學習的東西就越複雜。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僅靠簡單的口耳相傳就能學會，也不是隻靠自己摸索就行的了。這些係統的知識，必須有專門的人研究，經過專門的整理，然後讓大家學習，才能盡可能地提高效率。
相反，在缺乏知識的情況下，農業水平可以落後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英國近代的所謂農業革命，就起始於當地人學會了先用木棍在地上戳個洞，然後再放種子。這其實就是“刀耕火種”裏頭那個刀耕，但是沒人教的話大家就是不會。至於農業革命的核心，則是18世紀後期，出現的鐵犁和播種車。
在這種西漢農具普及之前，當地人就是隻會用手，將種子直接撒在簡單翻作過的土地上。手藝好的農夫可以撒的相對均勻，而大部分人撒播之後，種子都會因為坑坑窪窪的地麵而聚集起來。
等莊稼長出來後，並不是人們印象中一排排，一壟壟，整整齊齊的樣子，而是雜亂無章，不但密度不勻，不同植株之間也會互相幹擾，導致通風不好，采光不均勻，澆水的效率也很低。
結果就是，連同一塊地的莊稼，成熟的時間都能差個幾天。到收獲的時候，也顧不上，隻好把一些未長熟的莊稼一起收割上來。而且這種耕種方法，也使得播種者幾乎無法除草——當然了，把地種成這個樣子，莊稼的狀態本來也就和野草差不多了。反正英格蘭人和斯拉夫人一樣，都是字麵意義上的食草民族，啃點野草也是食物了。
這種條件下，當地農業水平自然也低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糧食收種比常年停留在1∶2到1∶4的水平。寫成唐詩，就是“春種一粒粟，秋收兩顆子”，真餓死了可能才是正常情況……
別說平民，連貴族都盡可能不想在島上待，因為那裏的物質條件一直過於窮酸。當年，基輔大公“智者”雅羅斯拉夫執政的時候，曾經安排公主與英格蘭聯姻。不過老大公一直關心女兒的狀況，後來還專門寫信給她，說英格蘭的夥食似乎很糟糕，問她能否習慣。能讓羅斯人都覺得吃的太差，可見當時那邊是個什麽鬼情況。
所以，要提高農業的水平，首要的就是傳播知識。曆法也是這些知識中的一部分。
像現在這個村子，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教堂和學堂。這裏不止是舉行祭祀和教育小孩，也是傳播各種重要知識的場所。
自古以來，地方官員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勸農”。所謂勸農，不止是獎勵和督促種田，很大一部分工作內容，是宣稱朝廷政策，推廣效率更高的農業技術。因為哪怕有先進技術，如果無法普及也是沒有用的。而隻靠民間自發傳播的話，推廣的速度會非常遲緩。所以，官府必須主動介入，進行宣傳和教授。
哪怕是製度鬆弛的元朝，都有《通製條格》之類的官方文件，規定農田、水利、樹藝、漁畜、教育等各種農業政策和規範，寫明各種作物應該怎麽種、種多少合適之類的事項，連如何搭配的問題，都要細致地進行籌劃和規定。哪怕缺乏對基層的管理能力，這些事情也不能不做，因為在傳統意識裏，這就是朝廷應該做的事情。你不做，那就可能有別人來做了……
當然，想要真正落實這些，切實提高農業的效率，就確實需要一個有力的執行體係了。更直白地說，朝廷需要能穩定地管理到地方，而且影響力越深入基層，越能把這些技術貫徹下去，就越能提高效率。
在古典時代，還需要極限動員的時候，這些規定就更加細致。秦國的法令裏，連一塊田地播種時，不同作物各自要多少種子，官府都有明確的數據，要求民眾盡量遵守。
當然，這種方式，對朝廷和官吏的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放在地中海這邊，就想都別想了。
英格蘭人後來甚至總結出了一個奇怪的結論，認為應該主動推動兼並，這樣，有錢有地的大地主才能進行集中管理，有條件采用更好的器械，推行技術革新。
但實際上，推行技術革新，管理當地農業，本來是官府的工作。農戶無力采購的牲畜和農具，也是官府租借乃至直接下發的。這都是戰國時代就有的政策，也不知道為什麽就是學不會。而常年把官府的工作丟給貴族和豪紳，結果可想而知。
到了21世紀，英格蘭人終於能做到1∶30的小麥收種比，達到漢朝樣板田的水平了……
哪怕考慮到地理問題，能混到這種份上，也隻能說，這幫人實在是菜到離譜了。說到底，還是官府製度出了大問題，一直以來，就沒有建立過一個秦漢式政權的經驗。這種非常失敗的結果，也是缺少秦製導致的。
因為一個製度或者政策，說得再好聽，也得有落實的能力的才行。在這方麵，秦漢自己都有缺陷，實際表現比理論設計差了很多，更何況那些連理論都沒有的地方。
比如曆法，製定好之後，皇帝一般會下令天下頒行。但這年頭沒有廣播也沒有網絡，到底怎麽頒行，讓大家都知道，就是個最基本的問題。
當年朱元璋稱吳王的時候，劉伯溫等人就進獻——或者說抄了份《授時曆》給他，這就是最早的《大統曆》。一開始，朱元璋命人進行印刷，隻收工本費，出售給百姓。後來北伐的時候，朱元璋覺得哪怕這樣都太貴了，索性宣布不要錢了，直接白送。
就這樣，《大統曆》隨著北伐軍隊，迅速深入民間。雖然和元朝的曆法其實就是一個東西，但元朝的曆法發不下來，他這個卻能發下來，結果是新曆法立刻受到了北方平民和基層文人的歡迎，在和曆法相關的“正朔”問題上，直接搶占了優勢。這個合法性爭奪的背後，其實就是元明兩個政權，執行能力的區別。
甚至在外交上也是如此。周圍的小國，是沒有能力製定曆法的，結果是各個有農業的國家，也必須從中央王朝獲取曆書，這種“頒曆”和“受曆”，也成了正統性和外交關係的標誌。給藩屬國頒布曆書，也是朝廷的重要的重要工作，像明朝的福建布政司，每年都要印刷一批新日曆，給琉球送過去。要不然人家就沒得用。
而一旦中原這邊不更新了，大家也都一起遭殃。當初唐穆宗的時候，頒布了一部《宣明曆》。再之後，唐朝陷入日益嚴重的混亂，無力再推行新的曆法，之後的各個割據政權，也沒有足夠的實力和影響力再頒布一部通行各國的曆法。結果，宣明曆就在朝鮮半島用了將近五百年，在日本用了八百多年，哪怕積累出很大誤差也沒辦法……
當然，在紫帳汗國這邊，情況就更離譜，曆法的推行甚至伴隨著語言的推行。
由於長期的儒家教育，塞裏斯民間有大量基層知識分子，哪怕在元朝，都有大量的社學存在。但在這邊，那是真的沒有。
郭康估計，當年紫帳汗國能十分堅定地執行驅逐本地貴族，分田給普通村民的政策，也有這個原因。要是在中原，像這樣做反而很難，因為總得招攬一些當地豪右，幫忙進行管理，否則，建立政權的成本就太高了，而且在建立的過程中，也容易被這些在各方麵有勢力的人集體反對，因此走向失敗。
但東歐這邊，地方貴族基本上都是文盲，連紫帳汗國對於基層管理者的各項基本要求，都履行不了。而且，當地長期混戰，領主彼此拉幫結派，如同一盤散沙，也沒有多大勢力。這樣的豪強貴族，可謂百無一用，連詔安的必要都沒有了。隻能全靠自己，新建一個能進行有效管理的行政係統——因為之前，這邊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東西。
這地方，各種語言又很多，當地人互相也經常不能聽懂。紫帳汗國的文化水平，其實也就那樣，讓他們整理各地那些千奇百怪的方言，然後寫下來，他們也沒這個本事。所以，如何寫下來，讓當地人看懂，汗廷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最後，他們幹脆換個思路：漢字寫的曆法，我直接放這兒不改了，然後給所有人教漢字，誰學得好，誰先用得了……
從實際情況看，紫帳汗國根本沒有精力，去有意識地禁絕某種語言、但隨著地區的統一，很多鄉間的語言還是日益被同化，越來越像那些較大的分支。而大語言，也混入了大量漢語詞匯，直接使用漢語的人也越來越多。
因為完全不會漢語的人，等於沒法接觸這些更完善的知識、聽不懂農官的講解，也看不懂相關的書籍和公告。哪怕不考慮軍中前途，他們自然也就在競爭中處於劣勢。
像他們現在這個村子，連原來的保加利亞語名字，都被遺忘了。因為村子正式形成，其實是郭蓋安葬在這裏、郭氏在此處立廟之後。原本居住在此的村民，也隻是定居者的一部分，因為當年汗廷在這裏組織軍團農莊的時候，也安排了一些懂技術、會認字的老兵過來，和當地人一起開墾，形成了這個新村莊。
現在，它的名字，就叫“相公廟”村。哪怕漢語不怎麽熟練的當地人，也用這個發音來稱唿。這樣的現象，在羅馬尼亞地區，可以說到處都是，汗廷的管理體係，也就和這些相互依存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