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話題,郭康其實也沒什麽辦法。


    或者說,到了這個地步,理論本身已經不單單是語言學理論上的爭議,而是已經和其他方麵的問題掛鉤了——比如對文明的理解,還有紫帳汗國的文化政策,以及修會一直以來的思路。


    郭康對此,也一直不太想管。這種事,其實沒有標準答案,他自己都經常不知道,未來的經驗是否是正確的。


    而且,這東西有個“自我證明”的問題:比如,要是剛建帳的時候,宣布各地的語言都是羅馬方言,大家很容易就能找到各種不同之處,駁倒這個理論。


    但是,紫帳汗國幾十年來,一直按照當年這個理論,進行啟蒙教育,結果現在看,至少在廣義上的羅馬尼亞地區,各種語言確實都可以算是方言了。


    因為語言的變化是很快的。如果人為確定了一種語言,再去找區別,乃至故意製造區別,那就很容易分開;相反,一些相鄰的地區,雖然說的話有些差別,但並沒有到完全聽不懂的地步。稍微規範一下,讓大家改幾個常用詞和發音,就能大幅縮小差距了。


    所以,這種事情,郭康覺得就是個政治問題。尤其是漢語在紫帳汗國的地位,到底是不是類似西邊的拉丁文那種“公文語言”,也就是個定義問題。


    而且,紫帳汗國目前這種,都已經算是比較“嚴肅”的討論了。要知道,有些情況下,事情的發展甚至能歸結於更加無厘頭的因素。


    在郭康那個時代,漢語就經曆過“文白分離”。但這個過程並不像字麵上這麽簡單,而是充滿了各種有意無意地曲解,想當然的腦補,和生拉硬扯的暴力論證。


    最早正式提出這個概念的,是民國年間著名的大師級人物——胡適。他的理論來源很簡單直白:歐洲人用各地的口語書寫,取代了拉丁語這種死語言,所以中國也應該用口語化的“活文字”,也就是白話文,取代已經是“死語言”的文言文。


    很容易就能看出來,這套理論裏,文言和拉丁語是對應的角色。


    但是,歐洲的傳教士們,卻早就有不同的意見。在他們看來,作為整體的漢字,才是和拉丁語對應的。他們認為,在東亞,漢字實際上是一種等同拉丁語的“國際語言”,不管文言還是白話,都是如此。很多其他國家的人,就算不會說,也能寫漢字,乃至直接借助漢字相互交流。這就是個很明顯的例子了。


    所以,在歐洲學者看來,文言和白話,都屬於“通用語”範疇,是一種“神聖的無聲語言”,維係著龐大的帝國。各地的方言,才對應歐洲的地方口語。


    同樣,在民國文人的話術裏,白話文雖然被稱為下層的、非正式的語言,但它的曆史並不短暫,文化積澱也非常豐厚。胡適後來自己都承認,他們對於白話文的作用,遠不如但丁、薄伽丘之於意大利語,或者莎士比亞之於英語,談不上後麵幾位這樣,開宗立派的地位。


    從這個角度看,新文化運動的結果,也和歐洲的文化運動截然不同。


    這其實才是給郭康最大啟發的地方:現在漢語固然和軍事息息相關,但哪怕去軍事化、通俗化,這種白話式的羅馬漢字體係,同樣是可以延續下來的。


    當然,在整個新文化運動過程中,其實也出現過類似歐洲的嚐試。一些文人試圖用漢字作為表音符號,書寫方言文學。比如徐誌摩,就寫過以漢字記錄的吳語詩。


    這種用法,大概就和古埃及人有段時間的行為差不多,都是拿文字當表音符號用,所以其實也不是不行。不過這方麵的嚐試,即使在當時也並不多。盡管得到胡適的大力支持,但在後世也不太出名。


    至於胡適自己為什麽不去研究這種真正的“地方性書寫”,也沒有注意到其與白話文的矛盾之處,結果可能很簡單——他不會……


    而且,“不會”的還不止這一方麵。歐洲的地方性口語書寫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和政治、和國家構建緊密掛鉤。在歐洲各國的敘事裏,近代啟蒙的過程,就是古典和中世紀帝國紛紛瓦解的過程。隨著舊帝國的紛紛崩潰,曾經的通用語也隨之死亡。新興的國家則以本地口語為基礎,構建出一套語言文字,作為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一。


    而在後世學者看來,胡適就沒理解這種口語書寫的實際意義。他的理論也很生拉硬套,因為他著眼的,始終是書寫,而不是發音方麵,這不但不是民族國家模式的一部分,反而正好是他激烈抨擊的那種“帝國傳統”。


    硬類比的話,就是好不容易在歐洲各國廢除了拉丁文,結果開始在各國普及法語了。啟蒙之前,大家就說通用語;啟蒙之後,大家說另一種格式的通用語。鬧了一大圈,還是沒能建立各地獨立的書寫體係,那這不白啟蒙了麽?


    這個問題,當時也有人指出過,然而胡適半懂不懂,沒有做出實質性的舉措。一直到50年代初,他才反應過來……


    同樣,胡適等人當時認為,白話文與漢字拚音化是並不矛盾的,有個先後關係,所以二者都得到了他們的鼓吹。但從歐洲的經驗看,如果推廣了白話文,讓口語和書寫更加接近,實際上就擠占了拚音化的生態位。


    再加上,法國已經證明,近現代國家已經具有統一口語的能力,這種白話和相應口語,自然就會把地方性書寫給取代掉了。這兩個觀點一起提,不是互相矛盾麽?


    對於這個問題,民國大師們同樣沒有提出過任何可行的方案。而最後實現的,是白話文和對應的標準口語快速擴張,斷絕了其他路線的可能性,連羅馬化拚音也淪為了輔助工具。以至於直到百年後,歐洲人還是認為塞裏斯更多地繼承了古代帝國的遺產,而不是像巴爾幹地區那樣,成為標準的民族國家。


    按理說,這些人很多都有留洋經曆,但不知道最後學到了些什麽……


    所以隻能說,有時候路徑的選擇可能很簡單,隻要大師們足夠菜就能實現了。曆史有時候就是這麽讓人哭笑不得,上哪講理去……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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