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希臘人采取的應對方法也很“傳統”。


    一名愛奧尼亞群島的老貴族讚貝裏奧斯,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他認為,希臘文明有三個元素,也就是古典希臘元素、基督教元素和羅馬元素。這三者缺一不可,共同形成了希臘文明。


    這個理論,中原人估計會很熟悉。因為這其實就是“通三統而為一統”的思路。就像孔子說的,周兼於夏商二代一樣,希臘也是兼於羅馬、教會等前朝元素,形成既繼承了過去、又有所創新的新文化。


    麵對當時人對於中世紀東羅馬的排斥,讚貝裏奧斯認為,不管喜不喜歡,都必須承認這個時代,承認將後來的希臘和古典希臘聯係起來的拜占庭文明,以及其中那些不可或缺的“東方特征”。因為它們也是希臘文化的一部分。


    這個理論補上了之前希臘民族主義中的巨大漏洞。當然,依然有很多人堅持希臘文化純正性,討厭落後、外來的“東方性”。


    不過,另一位曆史學家帕帕裏戈普洛斯隨後完善了這個觀點。他認為,曆史本來就是連續演化的,強行分段、製造差別,並不合理。希臘國家當然也是連續演進、不斷發展的,語言、宗教等等出現變化,非常正常。他更加強調語言的持續,和希臘民族的持續。


    他提出,古希臘城邦其實已經落後了,難以形成一個統一國家。亞曆山大的到來,反而對希臘進行了改造。加上之後基督教的傳入和君士坦丁的遷都,一共發生了三次這樣的重大轉型。每次轉變,都適應了新的曆史環境和曆史使命,完成了對過去的拯救。而基督教和羅馬這類外部因素,也因此離不開希臘,雙方互相扶持發展,推動文明的進步。


    這三次變化,被他稱為希臘的“三次重生”。不但不是落後和退化,還是不斷兼容並包,持續發展的標誌,也是希臘文明有別於其他文明的一處特色。


    可惜,這些希臘曆史學家可能沒怎麽接觸過塞裏斯曆史,否則也不至於為難這麽久……


    這個理論當然也不怎麽完善。別的不說,就郭康那個時代,民間輿論糾結的諸多質疑元、清正統性的問題,隨便丟個出來,希臘人估計都受不住。


    當然,好在全世界也沒有第二個這麽嚴苛的地方了。希臘人這套理論,至少在他們那邊是夠用了。


    可惜,這種理論雖然提供了一些說服力,現實影響卻很有限。


    最大的原因,依然是希臘人必須依賴歐洲人。


    為此,他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選擇自己名字的時候,當年的希臘文人們甚至更希望用拉丁語的“格雷西亞”,而不是希臘語裏的“希臘”作為自稱。而前者本來是羅馬人對意大利南部,大希臘地區的特指,用來代指整個希臘,其實是一種誤讀。


    對此,他們的解釋是,希臘人自己用這個詞代指希臘,出現得也不晚,是亞裏士多德就開始使用的。至於真的是亞裏士多德說的,還是郭康常用的那種“亞裏士多德說的”,可能亞裏士多德自己都不知道……


    這事兒更是搞得自相矛盾——為了正本清源,和“羅馬韃子”劃清界限,迴歸純正的希臘文化,這些希臘人連東羅馬都不認了,造出個這麽大的麻煩來。結果,在選擇名稱的時候,又迴到羅馬人的語言了。


    這明顯已經和羅馬到底是先進還是落後,都沒什麽關係了,整個邏輯就是混亂的。哪怕亞裏士多德自己來,也得注意下避嫌吧。


    當然,混亂的原因,卻並不複雜:這都是主人的願望罷了。


    為什麽希臘人必須和羅馬劃清界線?因為歐洲人決不能接受有個羅馬出來。對這件事,郭康自己可是太清楚了。


    而為什麽希臘人起名字卻又要用羅馬話?不還是因為歐洲人習慣了拉丁語和它的衍生詞,用著更方便,有利於國際觀瞻。


    這一方麵是因為小國注定的悲哀,另一方麵,則是因為希臘人自己的表現也確實不怎麽樣。


    這個“國家”在一開始,就無法實現內部團結:它是由大批被稱為“克萊夫特”的土匪組織,和一些傳統貴族組成的鬆散聯盟。土匪們不服從所有人的命令——好處是他們討厭頤指氣使的奧斯曼人,壞處則是他們同樣討厭給自己發號施令的希臘政權;


    而老貴族們雖然家底厚實,有些家族甚至已經是東羅馬、奧斯曼和希臘的三朝元老,但戰鬥力確實不怎麽樣。


    更麻煩的是,這些人對希臘的忠誠程度可能還不如土匪們——他們大部分都是奧斯曼時代,為蘇丹效力的上層希臘貴族“法納爾人”。


    有些家族本來在保加利亞和瓦拉幾亞當地頭蛇,因為助紂為虐,被當地人厭惡的程度超越了奧斯曼人,隻能開溜;有些則背叛了蘇丹投靠俄國,又背叛沙皇逃到希臘,讓人不知道他們到底是真的熱愛祖國還是僅僅又一次進行投機。


    對於這些人的特點,雅典的主保聖女、聖菲洛泰進行過概述。這位為了保護被奧斯曼人掠走的婦女而殉道的貴族婦女,對同胞們的評價是“沒有善惡之別,沒有信仰,沒有定力,寡廉鮮恥且大膽妄為,每天怨氣衝天……時刻準備著從他人的不幸中撈上一把。”從事後發展看,她的評價還是挺準的。


    這些人確實很早就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製定臨時憲法,但這個組織完全沒能彌合眾人之間的矛盾。他們唯一的共識,大概就是要向外國要錢要支援。親赴希臘參與獨立戰爭的英國曆史學家喬治·芬利則直言記錄說,這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設法欺騙歐洲人給錢,卻很少努力把希臘人自己組織起來。


    這種努力倒不是沒成果。一眾西歐人真的前往希臘支援作戰,而更多的人也出於各種目的,樂意籌集資金。


    在倫敦,哲學家邊沁等人組織了“倫敦希臘人協會”,試圖借助希臘獨立,進行自己的理想社會建設嚐試。協會吸引了不少出手闊綽的貴族,最高的1825年,當年就向希臘投入了二百萬英鎊——而那一年英國陸軍的軍費也就680萬。


    拜倫倒是比邊沁現實一些,覺得這個想法有些不切實際。但希臘的實際情況,甚至讓這位深信懷疑主義、有嚴重抑鬱症的詩人都大跌眼鏡。憑借著能把精神病人氣出院的操作,老貴族們成功把這些資金,全都浪費在了無止境的內訌和黨爭上,沒能取得任何成果,隻能向更嚴苛的債主借更多的錢來填窟窿。


    所以這些理論的問題,其實很尷尬。幾百年了依然是這個樣子,讓郭康很懷疑,希臘人研究這東西到底有用麽……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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