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蒂芬·金
譯者：greentea
雷蒙德·卡佛無疑是20世紀後半期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短篇小說作家。在carol sklenicka無所不包有時讀著也有些累的傳記裏很早就登場了——3、4歲時他被用皮帶栓住。“恩，我當然要用皮帶栓著他了。”他的媽媽艾拉·卡佛在書的後半部裏說——這話聽上去並沒有什麽諷刺意味。
卡佛夫人也許是對的。作為一個住在自己小說裏的迷惘的中下層醉鬼，卡佛好像從來也不知道自己身在哪裏，也不知道為什麽會在那裏。我時常想起來peter straub在 “ghost story”裏的話；“那個人隻是開著車，被美國底層女人們上演的沒完沒了的肥皂劇分著神。”
1938年出生在oregon後不久，卡佛便隨家人搬到了yakima, wash。1956年卡佛一家又搬到chester, calif。一年後，卡佛和一群朋友在墨西哥狂飲。之後，卡佛更加漂泊不定：paradise, calif.; chico, calif.; iowa city, sacramento, palo alto, tel aviv, san jose, santa cruz, cupertino, humboldt county . . .我們隻能追溯到1977，一年後，卡佛停止了酗酒。
早年不停地東奔西跑時，他帶著孩子還有一直受折磨的妻子瑪麗安這個在sklenicka傳記裏最不起眼的女主角。瑪麗安在卡佛身後，就像老爺車保險杠上栓著的破易拉罐，哪個頭腦正常的汽車經銷商都不會打她的主意。無怪乎朋友們戲稱他為流浪狗。或許是因為他媽媽當初帶他去yakima市中心時還要用皮帶栓著他。
盡管卡佛才華橫溢，但他也是個無可救藥，見什麽喝什麽的酒鬼。剛喝完上一杯，就開始喝下一杯了。戒酒協會很早就知道，像卡佛這樣的酒鬼是地理療法最佳的身體力行者，他們拒絕承認如果你把一個神誌不清的醉鬼放到加州的飛機上，他可能會在芝加哥下飛機。或者iowa。或者墨西哥。
一直到1977年中之前，雷蒙德·卡佛一直神誌不清。在iowa作家講習班上課的時候，他和john cheever成了酒友。“我和他就是喝酒。”卡佛在1973年秋季學期裏這樣說道，“我想我倆的打字機，誰的罩子都沒取下來過。” cheever沒有車，他們每周兩次去喝酒都由卡佛開車。他們喜歡在酒保就要打烊前趕到酒館。cheever在日誌裏寫道，卡佛是個“特別好的人”。可他還是特別不負責任的酒鬼，經常賒賬，盡管他也知道遇到他這樣吃了就走人的顧客隻能讓服務員自己墊錢。別忘了，他自己就是靠妻子端盤子來養活的。
在早年，是瑪麗安·伯克·卡佛掙錢養家，而雷則是喝酒、釣魚、去學校，寫短篇小說，惹得一個代評論家和老師都將他的小說錯誤地歸類為“極簡抽象主義”或者 “肮髒現實主義”。有才華的作家通常都有自己的一定之道（正如美國圖書館裏“raymond carver: collected stories”所證明的），但那些能寫出既有深度又有神秘感作品的人通常本人是非常無趣的。
瑪麗安·伯克遇到了她一生的愛——或者說是她的報應；卡佛看似兩者都是——1955年，在union gap, wash的spudnut shop裏當售貨員的瑪麗安隻有14歲。1957年她和卡佛結婚時隻有17歲零兩個月，還懷了孕。不到18歲，她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在後來的25年裏，她一直掙錢供養著雷。她做過雞尾酒女招待、餐館侍女，賣過百科全書，也當過老師。結婚最初的幾年，她還幹了兩個星期包裝水果的活兒，用掙來的錢為卡佛買了第一台打字機。
她很漂亮；而他卻很粗大、有占有欲，有時還很暴力。對卡佛來說，他不能因為自己的不忠而原諒她的出軌。1975年，瑪麗安在一次晚宴上“在酒精作用下挑逗”了誰——這次，卡佛的醉酒達到了頂峰——他用酒瓶底打了她的額頭，傷了她耳邊的動脈，差點要了她的命。“他需要‘自由的錯覺’，” sklenicka寫道，“但卻不能容忍她與另一個男人有染。”這是sklenicka在傳記裏向這位養活著卡佛並一直愛著她的女人表現出的僅有的幾處同情。
盡管sklenicka表現出對作家卡佛的敬意，也顯然理解酒精對他生活的影響，但在談到卡佛的酗酒以及不知感恩的（且不說有時是危險的）丈夫這一麵，她卻幾乎不置可否。她引用了作家diane smith (“letters from yellowstone”)的話；“那就是一代壞男人”，就此了之。她引用瑪麗安稱自己是“文學作品中的灰姑娘，為了卡佛的事業而過著流亡的生活”。寫到此處的第一任卡佛夫人不過是個怨婦，而不是卡佛忠誠的保衛者，而她無疑是。雷和瑪麗安結婚25年，就是在這段時間內卡佛寫下了大量作品。而他和詩人苔絲·卡拉格（他生命中另一個重要女人）在一起時，創作量還不到一半。
但是，卡拉格卻享受到了卡佛清醒的時光（他在兩人相愛一年後便停止了酗酒），而且還有卡佛的財政收入。在離婚時，瑪麗安的律師說——這既讓我不快，也減少了我在讀卡佛小說時的愉悅——沒有一個正式的法院裁決，瑪麗安·伯克·卡佛離婚後的生活就會像“一袋子打不開任何門的把手”。
瑪麗安的迴答是，“雷說他每個月都會給我錢，我相信他。”卡佛一直履行著諾言，雖然沒少了抱怨。當他1988年去世時，這個提供給他經濟支持的女人發現，她未能分享到卡佛暢銷小說帶來的滾滾財源。卡佛去世時，光存款就有215,000美元；瑪麗安拿到了10,000美元。卡佛的母親得到的就更少，78歲時，她住在sacramento的公共住房中，靠在一所小學校裏當“奶奶級助手”勉強維生。sklenicka並未說卡佛對母親和前妻不好，但我卻要這樣說。
sklenicka傳記裏最有價值的是對卡佛寫作曆史的記述，特別是在他遇到自詡為“小說船長”的編輯戈登·lish以後。哪位讀者不相信lish對“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裏的小說有著不良影響的讀者，看完sklenicka對於兩人問題頗多而又惡劣的關係的記述後，就會有不同的想法。那些還不相信的人，可以去讀讀“beginners”裏的類似小說，現在這些都收入了容易攜帶，而又早該出版的“raymond carver: collected stories”。
1972年，lish修改了卡佛第二篇刊登在esquire上的小說的標題——他做了大改——從“are these actual miles?”（有趣且有神秘感）改為“what is it?”（乏味）。當時卡佛很想順利出版，便接受了這樣的改動。瑪麗安說他“就像妓女一樣向權威賣身”。john gardner曾經對卡佛說文字編輯是不容商量的。卡佛也許接受了這個觀點——很多作家都樂於屈從於編輯——但lish的改動太大也太過了。卡佛辯解說：“為在主要雜誌上出版而作出妥協是值得的。”lish要下類似重手改動leonard gardner（他要寫fat city）未能成功，但卻在卡佛這裏成功了。這不是個好兆頭。
戈登·lish是一個好編輯嗎？毫無疑問是。curtis johnson是一位教材編輯，他將lish介紹給卡佛，並稱lish“對小說的品味絕對可靠”。但正如瑪麗安所擔心的，至少在雷·卡佛這裏——lish是發現多餘培養。在卡佛身上，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也許他感覺到了卡佛的主要弱點（“取悅於人”，成功戒酒的人所用的詞。）也許他對卡佛的小說有著高人一等的優越感，認為卡佛的人物“極其缺乏技巧”，還說“明顯的行文拙劣，而卡佛並沒有意識到”。但他仍然沾了卡佛成功的光。據說lish曾宣稱卡佛是“他的奴才”，而在“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1976，卡佛的第一本小說集)的封底腰帶上，印著的不是卡佛的照片，而是戈登·lish的名字。
對於卡佛第三本書“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1981)的改動，sklenicka的描寫細致且令人心碎。她寫道有三個版本：a,b和c。a版是卡佛交來的稿子。題目是“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b版是lish最初退給卡佛的稿子。他將小說“beginners”的題目改為“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並成為該書的新書名。盡管卡佛並不願意，但還是在1980年簽了約（沒請代理）。很快，c版——很多讀者知道的版本——到了卡佛的桌子上。b和c的差別“讓他吃了一驚”。“他要求lish改迴來，” sklenicka寫道，“他沒想到lish會如此亂施刀斧。”卡佛對自己並不自信，他終止了20年的酗酒史後，隻有三年是清醒的。對於lish改動自己的書，他給lish去了信，既卑躬屈膝（“你是個奇跡，是個天才”）也直接要求改迴b版，但都未能成功。據tess gagher說，lish在電話裏拒絕改迴以前的版本，而且卡佛就算什麽也不懂，他也知道lish掌握著“出版大權”。
這種不得已的選擇是 “raymond carver: a writer’s life”令人心動之處。每個作家也許都會猜想自己在這種情況下會如何做。我當然會想；在1973年，當我的第一本小說被接受出版時，也是類似的情形：年輕，酗酒，要養活妻子和兩個孩子。我在晚上寫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熬出頭。出頭之日來了，但在讀到sklenicka傳記之前，我想到的都是雙日出版公司給“carrie”的$2,500預付金。現在，我意識到要是碰到戈登·lish做我的編輯，可能什麽都拿不到。
隻要稍微看看“beginners”裏的小說，再看看“what we talk about”，就會發現明顯的改變：“beginners”裏有著大段大段翔實的敘述，中間穿插著對話；而 “what we talk about”裏則有著大段的空白，有些小說（比如“after the denim”）就好像james patterson小說裏的章節。在很多時候，不應讓編輯改動自己作品的問題困擾著卡佛的小說。在這個問題上，sklenicka不願或者無法代表瑪麗安表達自己的憤怒，稱lish對卡佛作品的編輯是“篡奪”。他將自己的文風強加於卡佛，而卡佛的作品被稱為“極簡抽象主義”其實是lish的事。“戈登……以為自己全知全能。” curtis johnson說道，“這是非常有害的。”
sklenicka對很多改動進行了分析，但聰明的讀者可以去讀“collected stories”，自己做出判斷。兩個最令人沮喪的例子是“if it please you” (“after the denim” in “what we talk about”) 和“a small, good thing” (“the bath” in “what we talk about”)。
在“if it please you”中，james 和edith packer是一對結婚多年的夫妻。他們去當地的賓戈遊戲場，卻發現以前常去的地方被一對年輕的嬉皮情侶占據了。更糟糕的是，james發現那個年輕人在作弊（他本人沒贏錢，是他女朋友贏了錢）。當天晚上，edith悄悄告訴丈夫她“身上有汙跡”。後來迴家時，edith告訴丈夫血流得更多了，必須第二天去看大夫。躺在床上，james祈禱起來（這是他和作者卡佛在每天的戒酒者見麵會上學到的生存技能），一開始他很猶豫，然後便“開始大聲且真誠地祈禱起來……他為edith祈禱，希望她能平安無事。”但是祈禱並沒有使他輕鬆，直到他把那對嬉皮情侶也加入到自己的冥想中，之前的痛苦才被丟在了一邊。小說在一線希望中結束：“‘如果這能夠讓你愉快，’他在為所有人（包括生者和死者）重新祈禱時說道。”在被lish修改過的版本裏，沒有了祈禱一節也就沒有了頓悟——有的隻是焦急而憤怒的丈夫在遊戲後告訴被惹惱的嬉皮們在“牛仔褲之後”還可以追求什麽。這是完全的改寫，是一種欺騙。
而“the bath” (lish編輯版)和 “a small, good thing”（卡佛原創版）之間的區別更加不可接受。兒子生日時，scotty的母親訂了一個最後誰也沒有吃到的蛋糕。scotty在放學迴家的路上撞了車，陷入昏迷之中。在兩個版本中，麵包師都在孩子躺在醫院裏快要死去時，給孩子父母打了催債電話。lish的麵包師是個邪惡的角色，象征著死亡的不可避免。我們聽到他最後還在電話裏催討蛋糕錢。而在卡佛的版本裏，這對夫妻——他們是真實的人物而不隻是影子——去了麵包師那裏，而麵包師在了解情況後，為自己無意的冷漠道了歉。他給喪子的父母端上了咖啡和熱麵包圈。三人在一起吃東西談話，直到第二天早上。“在這種時候，吃東西是一件很小但是很美好的事。”麵包師說道。這一版本裏有了一種令人欣慰的平衡感，是被lish刪節後的小說所缺乏的，而這正是更加重要的：卡佛版本裏有情。
“lish能夠……把雪堆弄成雪人”，sklenicka這樣評價lish版卡佛小說，而這並不是比喻。她在談到lish改動“they’re not your husband” (in “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中的一段時，指出lish的改動“使得兩個人物都更加卑鄙、粗俗，並且被削弱了。”卡佛自己則說得最好。“the fling”的主人公最後不得不麵對這樣的現實：他沒有愛也沒有安慰可以送給自己的父親。他對自己說：“我隻有一張平整的臉，內心一無所有，唯有空虛。”這就是lish將卡佛小說改動後呈現給世界的問題所在，也同時使得sklenicka的傳記以及“collected stories”受到歡迎並成為還原真實的必需。
譯者：greentea
雷蒙德·卡佛無疑是20世紀後半期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短篇小說作家。在carol sklenicka無所不包有時讀著也有些累的傳記裏很早就登場了——3、4歲時他被用皮帶栓住。“恩，我當然要用皮帶栓著他了。”他的媽媽艾拉·卡佛在書的後半部裏說——這話聽上去並沒有什麽諷刺意味。
卡佛夫人也許是對的。作為一個住在自己小說裏的迷惘的中下層醉鬼，卡佛好像從來也不知道自己身在哪裏，也不知道為什麽會在那裏。我時常想起來peter straub在 “ghost story”裏的話；“那個人隻是開著車，被美國底層女人們上演的沒完沒了的肥皂劇分著神。”
1938年出生在oregon後不久，卡佛便隨家人搬到了yakima, wash。1956年卡佛一家又搬到chester, calif。一年後，卡佛和一群朋友在墨西哥狂飲。之後，卡佛更加漂泊不定：paradise, calif.; chico, calif.; iowa city, sacramento, palo alto, tel aviv, san jose, santa cruz, cupertino, humboldt county . . .我們隻能追溯到1977，一年後，卡佛停止了酗酒。
早年不停地東奔西跑時，他帶著孩子還有一直受折磨的妻子瑪麗安這個在sklenicka傳記裏最不起眼的女主角。瑪麗安在卡佛身後，就像老爺車保險杠上栓著的破易拉罐，哪個頭腦正常的汽車經銷商都不會打她的主意。無怪乎朋友們戲稱他為流浪狗。或許是因為他媽媽當初帶他去yakima市中心時還要用皮帶栓著他。
盡管卡佛才華橫溢，但他也是個無可救藥，見什麽喝什麽的酒鬼。剛喝完上一杯，就開始喝下一杯了。戒酒協會很早就知道，像卡佛這樣的酒鬼是地理療法最佳的身體力行者，他們拒絕承認如果你把一個神誌不清的醉鬼放到加州的飛機上，他可能會在芝加哥下飛機。或者iowa。或者墨西哥。
一直到1977年中之前，雷蒙德·卡佛一直神誌不清。在iowa作家講習班上課的時候，他和john cheever成了酒友。“我和他就是喝酒。”卡佛在1973年秋季學期裏這樣說道，“我想我倆的打字機，誰的罩子都沒取下來過。” cheever沒有車，他們每周兩次去喝酒都由卡佛開車。他們喜歡在酒保就要打烊前趕到酒館。cheever在日誌裏寫道，卡佛是個“特別好的人”。可他還是特別不負責任的酒鬼，經常賒賬，盡管他也知道遇到他這樣吃了就走人的顧客隻能讓服務員自己墊錢。別忘了，他自己就是靠妻子端盤子來養活的。
在早年，是瑪麗安·伯克·卡佛掙錢養家，而雷則是喝酒、釣魚、去學校，寫短篇小說，惹得一個代評論家和老師都將他的小說錯誤地歸類為“極簡抽象主義”或者 “肮髒現實主義”。有才華的作家通常都有自己的一定之道（正如美國圖書館裏“raymond carver: collected stories”所證明的），但那些能寫出既有深度又有神秘感作品的人通常本人是非常無趣的。
瑪麗安·伯克遇到了她一生的愛——或者說是她的報應；卡佛看似兩者都是——1955年，在union gap, wash的spudnut shop裏當售貨員的瑪麗安隻有14歲。1957年她和卡佛結婚時隻有17歲零兩個月，還懷了孕。不到18歲，她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在後來的25年裏，她一直掙錢供養著雷。她做過雞尾酒女招待、餐館侍女，賣過百科全書，也當過老師。結婚最初的幾年，她還幹了兩個星期包裝水果的活兒，用掙來的錢為卡佛買了第一台打字機。
她很漂亮；而他卻很粗大、有占有欲，有時還很暴力。對卡佛來說，他不能因為自己的不忠而原諒她的出軌。1975年，瑪麗安在一次晚宴上“在酒精作用下挑逗”了誰——這次，卡佛的醉酒達到了頂峰——他用酒瓶底打了她的額頭，傷了她耳邊的動脈，差點要了她的命。“他需要‘自由的錯覺’，” sklenicka寫道，“但卻不能容忍她與另一個男人有染。”這是sklenicka在傳記裏向這位養活著卡佛並一直愛著她的女人表現出的僅有的幾處同情。
盡管sklenicka表現出對作家卡佛的敬意，也顯然理解酒精對他生活的影響，但在談到卡佛的酗酒以及不知感恩的（且不說有時是危險的）丈夫這一麵，她卻幾乎不置可否。她引用了作家diane smith (“letters from yellowstone”)的話；“那就是一代壞男人”，就此了之。她引用瑪麗安稱自己是“文學作品中的灰姑娘，為了卡佛的事業而過著流亡的生活”。寫到此處的第一任卡佛夫人不過是個怨婦，而不是卡佛忠誠的保衛者，而她無疑是。雷和瑪麗安結婚25年，就是在這段時間內卡佛寫下了大量作品。而他和詩人苔絲·卡拉格（他生命中另一個重要女人）在一起時，創作量還不到一半。
但是，卡拉格卻享受到了卡佛清醒的時光（他在兩人相愛一年後便停止了酗酒），而且還有卡佛的財政收入。在離婚時，瑪麗安的律師說——這既讓我不快，也減少了我在讀卡佛小說時的愉悅——沒有一個正式的法院裁決，瑪麗安·伯克·卡佛離婚後的生活就會像“一袋子打不開任何門的把手”。
瑪麗安的迴答是，“雷說他每個月都會給我錢，我相信他。”卡佛一直履行著諾言，雖然沒少了抱怨。當他1988年去世時，這個提供給他經濟支持的女人發現，她未能分享到卡佛暢銷小說帶來的滾滾財源。卡佛去世時，光存款就有215,000美元；瑪麗安拿到了10,000美元。卡佛的母親得到的就更少，78歲時，她住在sacramento的公共住房中，靠在一所小學校裏當“奶奶級助手”勉強維生。sklenicka並未說卡佛對母親和前妻不好，但我卻要這樣說。
sklenicka傳記裏最有價值的是對卡佛寫作曆史的記述，特別是在他遇到自詡為“小說船長”的編輯戈登·lish以後。哪位讀者不相信lish對“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裏的小說有著不良影響的讀者，看完sklenicka對於兩人問題頗多而又惡劣的關係的記述後，就會有不同的想法。那些還不相信的人，可以去讀讀“beginners”裏的類似小說，現在這些都收入了容易攜帶，而又早該出版的“raymond carver: collected stories”。
1972年，lish修改了卡佛第二篇刊登在esquire上的小說的標題——他做了大改——從“are these actual miles?”（有趣且有神秘感）改為“what is it?”（乏味）。當時卡佛很想順利出版，便接受了這樣的改動。瑪麗安說他“就像妓女一樣向權威賣身”。john gardner曾經對卡佛說文字編輯是不容商量的。卡佛也許接受了這個觀點——很多作家都樂於屈從於編輯——但lish的改動太大也太過了。卡佛辯解說：“為在主要雜誌上出版而作出妥協是值得的。”lish要下類似重手改動leonard gardner（他要寫fat city）未能成功，但卻在卡佛這裏成功了。這不是個好兆頭。
戈登·lish是一個好編輯嗎？毫無疑問是。curtis johnson是一位教材編輯，他將lish介紹給卡佛，並稱lish“對小說的品味絕對可靠”。但正如瑪麗安所擔心的，至少在雷·卡佛這裏——lish是發現多餘培養。在卡佛身上，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也許他感覺到了卡佛的主要弱點（“取悅於人”，成功戒酒的人所用的詞。）也許他對卡佛的小說有著高人一等的優越感，認為卡佛的人物“極其缺乏技巧”，還說“明顯的行文拙劣，而卡佛並沒有意識到”。但他仍然沾了卡佛成功的光。據說lish曾宣稱卡佛是“他的奴才”，而在“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1976，卡佛的第一本小說集)的封底腰帶上，印著的不是卡佛的照片，而是戈登·lish的名字。
對於卡佛第三本書“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1981)的改動，sklenicka的描寫細致且令人心碎。她寫道有三個版本：a,b和c。a版是卡佛交來的稿子。題目是“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b版是lish最初退給卡佛的稿子。他將小說“beginners”的題目改為“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並成為該書的新書名。盡管卡佛並不願意，但還是在1980年簽了約（沒請代理）。很快，c版——很多讀者知道的版本——到了卡佛的桌子上。b和c的差別“讓他吃了一驚”。“他要求lish改迴來，” sklenicka寫道，“他沒想到lish會如此亂施刀斧。”卡佛對自己並不自信，他終止了20年的酗酒史後，隻有三年是清醒的。對於lish改動自己的書，他給lish去了信，既卑躬屈膝（“你是個奇跡，是個天才”）也直接要求改迴b版，但都未能成功。據tess gagher說，lish在電話裏拒絕改迴以前的版本，而且卡佛就算什麽也不懂，他也知道lish掌握著“出版大權”。
這種不得已的選擇是 “raymond carver: a writer’s life”令人心動之處。每個作家也許都會猜想自己在這種情況下會如何做。我當然會想；在1973年，當我的第一本小說被接受出版時，也是類似的情形：年輕，酗酒，要養活妻子和兩個孩子。我在晚上寫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熬出頭。出頭之日來了，但在讀到sklenicka傳記之前，我想到的都是雙日出版公司給“carrie”的$2,500預付金。現在，我意識到要是碰到戈登·lish做我的編輯，可能什麽都拿不到。
隻要稍微看看“beginners”裏的小說，再看看“what we talk about”，就會發現明顯的改變：“beginners”裏有著大段大段翔實的敘述，中間穿插著對話；而 “what we talk about”裏則有著大段的空白，有些小說（比如“after the denim”）就好像james patterson小說裏的章節。在很多時候，不應讓編輯改動自己作品的問題困擾著卡佛的小說。在這個問題上，sklenicka不願或者無法代表瑪麗安表達自己的憤怒，稱lish對卡佛作品的編輯是“篡奪”。他將自己的文風強加於卡佛，而卡佛的作品被稱為“極簡抽象主義”其實是lish的事。“戈登……以為自己全知全能。” curtis johnson說道，“這是非常有害的。”
sklenicka對很多改動進行了分析，但聰明的讀者可以去讀“collected stories”，自己做出判斷。兩個最令人沮喪的例子是“if it please you” (“after the denim” in “what we talk about”) 和“a small, good thing” (“the bath” in “what we talk about”)。
在“if it please you”中，james 和edith packer是一對結婚多年的夫妻。他們去當地的賓戈遊戲場，卻發現以前常去的地方被一對年輕的嬉皮情侶占據了。更糟糕的是，james發現那個年輕人在作弊（他本人沒贏錢，是他女朋友贏了錢）。當天晚上，edith悄悄告訴丈夫她“身上有汙跡”。後來迴家時，edith告訴丈夫血流得更多了，必須第二天去看大夫。躺在床上，james祈禱起來（這是他和作者卡佛在每天的戒酒者見麵會上學到的生存技能），一開始他很猶豫，然後便“開始大聲且真誠地祈禱起來……他為edith祈禱，希望她能平安無事。”但是祈禱並沒有使他輕鬆，直到他把那對嬉皮情侶也加入到自己的冥想中，之前的痛苦才被丟在了一邊。小說在一線希望中結束：“‘如果這能夠讓你愉快，’他在為所有人（包括生者和死者）重新祈禱時說道。”在被lish修改過的版本裏，沒有了祈禱一節也就沒有了頓悟——有的隻是焦急而憤怒的丈夫在遊戲後告訴被惹惱的嬉皮們在“牛仔褲之後”還可以追求什麽。這是完全的改寫，是一種欺騙。
而“the bath” (lish編輯版)和 “a small, good thing”（卡佛原創版）之間的區別更加不可接受。兒子生日時，scotty的母親訂了一個最後誰也沒有吃到的蛋糕。scotty在放學迴家的路上撞了車，陷入昏迷之中。在兩個版本中，麵包師都在孩子躺在醫院裏快要死去時，給孩子父母打了催債電話。lish的麵包師是個邪惡的角色，象征著死亡的不可避免。我們聽到他最後還在電話裏催討蛋糕錢。而在卡佛的版本裏，這對夫妻——他們是真實的人物而不隻是影子——去了麵包師那裏，而麵包師在了解情況後，為自己無意的冷漠道了歉。他給喪子的父母端上了咖啡和熱麵包圈。三人在一起吃東西談話，直到第二天早上。“在這種時候，吃東西是一件很小但是很美好的事。”麵包師說道。這一版本裏有了一種令人欣慰的平衡感，是被lish刪節後的小說所缺乏的，而這正是更加重要的：卡佛版本裏有情。
“lish能夠……把雪堆弄成雪人”，sklenicka這樣評價lish版卡佛小說，而這並不是比喻。她在談到lish改動“they’re not your husband” (in “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中的一段時，指出lish的改動“使得兩個人物都更加卑鄙、粗俗，並且被削弱了。”卡佛自己則說得最好。“the fling”的主人公最後不得不麵對這樣的現實：他沒有愛也沒有安慰可以送給自己的父親。他對自己說：“我隻有一張平整的臉，內心一無所有，唯有空虛。”這就是lish將卡佛小說改動後呈現給世界的問題所在，也同時使得sklenicka的傳記以及“collected stories”受到歡迎並成為還原真實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