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並不繁榮，也不蕭條。它的建築偏向於陳舊，卻又拿不出羅馬、巴黎那種把世界各國旅行者都能鎮住的著名古跡。街道沒有英雄氣概，充滿了安適情調，卻又安適得相當嚴肅，這在歐洲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其他城市一安適就不會長久嚴肅，而嚴肅又總蘊藏著某種英雄氣概。
斯德哥爾摩的這種氣氛，呈現了瑞典人的政治選擇和經濟選擇，而現在，主要是經濟選擇。
瑞典的社會經濟體製不能代表歐洲，但它用有效的實踐體現了一條思路，不妨多看幾眼。
瑞典在曆史上也是戰火不斷、忽強忽弱，但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它獲得了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大塊時間。那年代世界上戎馬倥傯、喊殺陣陣，各種陳舊的文明和新興的文明都為榮譽、國土和橫財而耗盡元氣，隻有瑞典記住過去的教訓，一門心思發展工業，並進行了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社會改革。等到一百年過去，二十世紀初出現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經是一個十分富裕的工業化強國。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瑞典由於嚴守中立而幸免於難，這就使它進一步避開了世界上其他許多強國避不開的嚴重損耗，富裕發達的程度已是世界領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發達，而是在這個基礎上推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開始是為了在世界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救濟失業工人，扶持農村經濟，解決勞資糾紛，便以政府的力量擴展公共工程，管製對外貿易，廣泛發行公債，提高稅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僅躲開了普遍蕭條的陰影，而且奇跡般地促進了經濟的全麵發展，社會的空前安定，於是全國上下、各派政黨都首肯了這個社會經濟模式。
順著這條道路，瑞典漸漸建立起了一個被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係統。既實現了古往今來很多社會改革家夢寐以求的目標，又沒有付出社會動蕩和極權專製的慘重代價。這不僅把鄰近的東歐、蘇聯比得十分狼狽，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資本主義，於是引起世界矚目。北歐的鄰國如丹麥、挪威則競相仿效，一時蔚成氣候。
但是，問題終究冒出來了。
就像一個家庭，家長認真治家，家產平均分配，人人無須擔憂，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羨慕，卻滋長了內在的惰性，減損了對外的活力，可謂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義常常掩蓋著某種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國營企業裏的高薪階層曾為抗議政府的平均主義政策而舉行了長達六星期的罷工。高福利、高稅收所帶來的生產成本提高、競爭能力降低、大批資金外流則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在天天發生。更嚴重的是，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製的無底洞，直接導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最後連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獎委員會**阿·林德貝克先生都歎息了：福利國家的體製帶來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與現代高新科技脫節的傳統工業，本是瑞典的世紀性驕傲，卻轉眼成了它的世紀性包袱。傳統工業的生產費用越來越高，國營企業的無效開支越來越大，結果效益倒退、失業增加。失業有福利保證，但福利卻無法阻止頹勢。應該有一批富有冒險精神的闖將來重整局麵，但平均主義的體製又壓抑了這種可能。
於是，一場靜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會經濟體製骨子裏的毛病。
幾十年前西方新聞界和經濟學界喜歡把瑞典的社會經濟體製說成是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現在世界局勢發生變化，人們不再認為有設定這種中間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個坐標，大家企圖在它和美國之間找一條新的中間道路。
我想其間原因，就在於瑞典的社會經濟結構體現了一種對理性秩序、社會公平和公共道義的追求，而這一切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過頭了，嚐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這種追求，麵臨的危機更大，而且這種危機將屬於整個西方世界，對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擔憂。
偶爾讀到美國《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學者寫的文章，很能代表這種思路。他說，不管人們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願意在司法、國防、教育和通信業上全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也沒有一個正常的西方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可以用金錢買賣法院判決、私人護照、無線電波、生化技術、飲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國家。自由市場經濟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與西方文明的另一個支柱民主政治體製就有很尖銳的矛盾。例如市場經濟重在人與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與人的平等；市場經濟重在人的使用價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權利；市場經濟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場經濟重在個體自由行為，民主政治重在少數服從多數；……阿塔利悲觀地預言，在這兩者的矛盾中，勝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場經濟，市場專製終究會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會公平、公共道義將難於留存。但這樣一來，等於一個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廈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潰。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這種悲觀情緒。
我覺得這位阿塔利顯然是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矛盾磨削得過於尖銳、對應得過於整齊了。但是他對自由市場經濟曆包含的內在悖論，表現出了一種清醒。其實，自由市場經濟的危機並不在於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於它在今天必然導致全球經濟一體化，從而造成對各種弱勢群落的不公，引發嚴重的衝突。
並非危言聳聽，現在，人類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麵臨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危險處境，一係列全球性法規的製訂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最終驅動的發展活力，以民主政治體製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製，能否在全球範圍內取得協調並一起麵對危機？時至今日，各國熱衷的仍然是自身的發展速度，掩蓋了一係列潛在的全球性災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們關注。
更值得我們留心的，是經濟背後的文化理念。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的標準來評價經濟關係原則，令人感動。他們很有說服力地展現出這樣一係列邏輯關係：社會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來實現，人民的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正常秩序靠社會保障來實現，社會保障靠公民義務來實現。因此，財產必須體現於義務，自由必須體現於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其實，這已觸及到人類的終極關懷。
斯德哥爾摩的這種氣氛，呈現了瑞典人的政治選擇和經濟選擇，而現在，主要是經濟選擇。
瑞典的社會經濟體製不能代表歐洲，但它用有效的實踐體現了一條思路，不妨多看幾眼。
瑞典在曆史上也是戰火不斷、忽強忽弱，但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它獲得了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大塊時間。那年代世界上戎馬倥傯、喊殺陣陣，各種陳舊的文明和新興的文明都為榮譽、國土和橫財而耗盡元氣，隻有瑞典記住過去的教訓，一門心思發展工業，並進行了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社會改革。等到一百年過去，二十世紀初出現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經是一個十分富裕的工業化強國。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瑞典由於嚴守中立而幸免於難，這就使它進一步避開了世界上其他許多強國避不開的嚴重損耗，富裕發達的程度已是世界領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發達，而是在這個基礎上推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開始是為了在世界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救濟失業工人，扶持農村經濟，解決勞資糾紛，便以政府的力量擴展公共工程，管製對外貿易，廣泛發行公債，提高稅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僅躲開了普遍蕭條的陰影，而且奇跡般地促進了經濟的全麵發展，社會的空前安定，於是全國上下、各派政黨都首肯了這個社會經濟模式。
順著這條道路，瑞典漸漸建立起了一個被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係統。既實現了古往今來很多社會改革家夢寐以求的目標，又沒有付出社會動蕩和極權專製的慘重代價。這不僅把鄰近的東歐、蘇聯比得十分狼狽，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資本主義，於是引起世界矚目。北歐的鄰國如丹麥、挪威則競相仿效，一時蔚成氣候。
但是，問題終究冒出來了。
就像一個家庭，家長認真治家，家產平均分配，人人無須擔憂，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羨慕，卻滋長了內在的惰性，減損了對外的活力，可謂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義常常掩蓋著某種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國營企業裏的高薪階層曾為抗議政府的平均主義政策而舉行了長達六星期的罷工。高福利、高稅收所帶來的生產成本提高、競爭能力降低、大批資金外流則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在天天發生。更嚴重的是，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製的無底洞，直接導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最後連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獎委員會**阿·林德貝克先生都歎息了：福利國家的體製帶來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與現代高新科技脫節的傳統工業，本是瑞典的世紀性驕傲，卻轉眼成了它的世紀性包袱。傳統工業的生產費用越來越高，國營企業的無效開支越來越大，結果效益倒退、失業增加。失業有福利保證，但福利卻無法阻止頹勢。應該有一批富有冒險精神的闖將來重整局麵，但平均主義的體製又壓抑了這種可能。
於是，一場靜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會經濟體製骨子裏的毛病。
幾十年前西方新聞界和經濟學界喜歡把瑞典的社會經濟體製說成是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現在世界局勢發生變化，人們不再認為有設定這種中間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個坐標，大家企圖在它和美國之間找一條新的中間道路。
我想其間原因，就在於瑞典的社會經濟結構體現了一種對理性秩序、社會公平和公共道義的追求，而這一切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過頭了，嚐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這種追求，麵臨的危機更大，而且這種危機將屬於整個西方世界，對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擔憂。
偶爾讀到美國《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學者寫的文章，很能代表這種思路。他說，不管人們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願意在司法、國防、教育和通信業上全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也沒有一個正常的西方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可以用金錢買賣法院判決、私人護照、無線電波、生化技術、飲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國家。自由市場經濟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與西方文明的另一個支柱民主政治體製就有很尖銳的矛盾。例如市場經濟重在人與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與人的平等；市場經濟重在人的使用價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權利；市場經濟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場經濟重在個體自由行為，民主政治重在少數服從多數；……阿塔利悲觀地預言，在這兩者的矛盾中，勝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場經濟，市場專製終究會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會公平、公共道義將難於留存。但這樣一來，等於一個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廈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潰。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這種悲觀情緒。
我覺得這位阿塔利顯然是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矛盾磨削得過於尖銳、對應得過於整齊了。但是他對自由市場經濟曆包含的內在悖論，表現出了一種清醒。其實，自由市場經濟的危機並不在於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於它在今天必然導致全球經濟一體化，從而造成對各種弱勢群落的不公，引發嚴重的衝突。
並非危言聳聽，現在，人類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麵臨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危險處境，一係列全球性法規的製訂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最終驅動的發展活力，以民主政治體製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製，能否在全球範圍內取得協調並一起麵對危機？時至今日，各國熱衷的仍然是自身的發展速度，掩蓋了一係列潛在的全球性災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們關注。
更值得我們留心的，是經濟背後的文化理念。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的標準來評價經濟關係原則，令人感動。他們很有說服力地展現出這樣一係列邏輯關係：社會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來實現，人民的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正常秩序靠社會保障來實現，社會保障靠公民義務來實現。因此，財產必須體現於義務，自由必須體現於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其實，這已觸及到人類的終極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