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牙的清晨，濕漉漉的廣場上擺滿了舊書攤，很多老年人把畢生收集的書籍、古董陳列在那裏，讓人選購。
在博物館前的那個角落，一位年邁的攝影師擺出了自己拍攝的數千張舊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邊上還擺放著三台老相機，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從自己的角度把荷蘭的曆史概括。
見我仔細翻閱，老人兩眼放光。但最後，我當然還是讓他失望。他用英語向我嘟噥：全拿走吧，實在不貴。
我暗自責備自己翻閱得太久了，使他產生誤會，因此躲避著他的目光。但我還是抬起頭來看著他，向他道謝。我想他應該認出，我是中國人。連他們這麽小的一個國家也無法把自己的曆史圖像收入博物館，任其在博物館門外長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們中國流浪在外麵的曆史符號就更多了。我們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門庭，反把人家的曆史圖像帶走？我們中國人太知道，這些曆史圖像一旦被帶走，就再也沒有迴來的時日。
中國人也許做過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從來沒有把別人的曆史藏在自己家裏。
老人見我要離開，又說了一句：“也可以拆開了買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這話使我心裏一動。因為曾經聽說，一些企圖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滿個人情誼而又無行賄嫌疑的小禮物給國際奧委會委員，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員出生那天的《泰晤士報》，讓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發生了一些什麽事。那麽，照老人的提議，我也可以在這裏找到自己生命出現時的某些遠地風景？
我連忙迴頭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疊，但我再看前前後後，每一年都齊整無缺，可見至今沒有人零拆買走。從老人的生活狀態看，他未必擁有保存底片並再度複印的技術設備。我笑著向他搖搖頭，心想，我算什麽呢？一個如此平凡的生命，一個在濕漉漉的早晨偶爾駐足的過客，豈能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這位老人的平生勞作？
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會出現一個更負責的收藏者，將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義。再等一年半載吧，老大爺。
2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出現了麻煩，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個法律機構來仲裁？這是人類的理性之夢，結果便是海牙國際法院的出現。
到海牙總要去看看國際法院，世界各國的旅行者都這樣想。於是市中心的和平宮柵欄外，停滿了各種旅行車輛，擠滿了一隊隊來自各國的遊人。
和平宮就是國際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國企業家卡納基捐款修建，竣工於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冥冥中加重了這棟樓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這棟樓造得莊嚴、大氣，但更漂亮的是環繞著它的巨大庭院。因此，從鐵柵欄到和平宮的主樓還有很長的距離，中間是蔥蘢的草地，遠處林木茂密。
國際法院不是一個紀念性遺址，而是一個天天都在忙碌的聯合國司法機構，當然不允許旅行者參觀。因此，鐵柵欄外的參觀，其實隻是遠眺。
我們幾個撥開眾人，找到了第一層門衛，說我們來自何方，兩天前曾來過電話，承蒙同意入內參觀。門衛立即向裏邊打電話，然後態度變得非常客氣，要我們等一等，說很快就會有人出來接引。
出來的是一位女士，講法語，讓我們每個人把護照交給門衛。門衛一一登記了，一並歸還。女士一笑，攤開手掌往裏邊一讓，我們就在各國旅行者驚訝和羨慕的眼光中魚貫而入。
被那麽多目光注視背後，總覺得不自在，不知哪位夥伴說：“幹脆，神態凝重一點，裝成被告或原告模樣吧，讓那些不能進來參觀的人心裏平衡一點。”
我說：“裝不了。誰都知道，中國人從不在國際法院找麻煩。”
又一位夥伴說：“該不會遇到米洛舍維奇吧，說不定這些天引渡過來了。”
我說：“那歸前南特別法庭管，不在這裏。這裏是法院，統領那個法庭。”
說著，已走到和平宮主樓的正門，那裏站著兩位警衛。領路的女士與他們說了一陣，警衛拿出一本登記簿讓她寫了一些東西，然後她轉身向我們揮手。原來她已完成任務，要離開了。主樓裏邊，已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等著我們。
我們跟著這位小姐輕步前行，繞來繞去，居然從主樓的後門繞到了一座新樓。那裏有幾排椅子，她叫我們坐下休息，說過一會兒會有一位官員來接我們。
大概等了十來分鍾，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唿，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裏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今天一早就親自給她打電話作安排。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後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空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正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複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迴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著，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後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才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個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
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法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裏極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並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麵一間堆著各種文件和電腦，裏麵一間有他的大寫字台。寬寬的落地窗前有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裏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盡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
問：你們有事幹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麽會想著打官司？
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後，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
答：幾十年來隻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麵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外交官囿於一國，卻旋轉著表裏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司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裏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隻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迴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迴上海，會不會像剛才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
這位國際大法官淡淡地說：“我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迴上海，隻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著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確聲言“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麽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著秋天的落葉，漫步著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由此聯想到，我在與香港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交談時聽到他的上海口音，在電視裏聽到國際奧委會副**何振梁先生的上海口音，總覺得如果沒有現代傳媒，他們也會這麽靜靜地抽空漫步在上海街頭，無人注意。這是因為，這種口音帶有一種最平常的街市特色，毫無身份特征。中國最早進入市民社會的地方，把現代市民的概念最早注入到了語言中。沒有等級，沒有火氣，沒有警句，沒有哲言，不擅譏諷，也不會激烈，卻能藏龍臥虎、深不可測。
史久鏞大法官比董建華先生、何振梁先生都長了一輩，眼光更加淡然，腳步更加緩慢。
過些日子，他又要迴上海了。當然上海不會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你們坐在街邊長椅上對於剛剛聽來的國際新聞高談闊論，也許，背後有一道蒼老而淡然的目光移過。
海牙的清晨，濕漉漉的廣場上擺滿了舊書攤，很多老年人把畢生收集的書籍、古董陳列在那裏，讓人選購。
在博物館前的那個角落，一位年邁的攝影師擺出了自己拍攝的數千張舊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邊上還擺放著三台老相機，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從自己的角度把荷蘭的曆史概括。
見我仔細翻閱，老人兩眼放光。但最後，我當然還是讓他失望。他用英語向我嘟噥：全拿走吧，實在不貴。
我暗自責備自己翻閱得太久了，使他產生誤會，因此躲避著他的目光。但我還是抬起頭來看著他，向他道謝。我想他應該認出，我是中國人。連他們這麽小的一個國家也無法把自己的曆史圖像收入博物館，任其在博物館門外長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們中國流浪在外麵的曆史符號就更多了。我們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門庭，反把人家的曆史圖像帶走？我們中國人太知道，這些曆史圖像一旦被帶走，就再也沒有迴來的時日。
中國人也許做過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從來沒有把別人的曆史藏在自己家裏。
老人見我要離開，又說了一句：“也可以拆開了買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這話使我心裏一動。因為曾經聽說，一些企圖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滿個人情誼而又無行賄嫌疑的小禮物給國際奧委會委員，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員出生那天的《泰晤士報》，讓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發生了一些什麽事。那麽，照老人的提議，我也可以在這裏找到自己生命出現時的某些遠地風景？
我連忙迴頭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疊，但我再看前前後後，每一年都齊整無缺，可見至今沒有人零拆買走。從老人的生活狀態看，他未必擁有保存底片並再度複印的技術設備。我笑著向他搖搖頭，心想，我算什麽呢？一個如此平凡的生命，一個在濕漉漉的早晨偶爾駐足的過客，豈能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這位老人的平生勞作？
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會出現一個更負責的收藏者，將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義。再等一年半載吧，老大爺。
2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出現了麻煩，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個法律機構來仲裁？這是人類的理性之夢，結果便是海牙國際法院的出現。
到海牙總要去看看國際法院，世界各國的旅行者都這樣想。於是市中心的和平宮柵欄外，停滿了各種旅行車輛，擠滿了一隊隊來自各國的遊人。
和平宮就是國際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國企業家卡納基捐款修建，竣工於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冥冥中加重了這棟樓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這棟樓造得莊嚴、大氣，但更漂亮的是環繞著它的巨大庭院。因此，從鐵柵欄到和平宮的主樓還有很長的距離，中間是蔥蘢的草地，遠處林木茂密。
國際法院不是一個紀念性遺址，而是一個天天都在忙碌的聯合國司法機構，當然不允許旅行者參觀。因此，鐵柵欄外的參觀，其實隻是遠眺。
我們幾個撥開眾人，找到了第一層門衛，說我們來自何方，兩天前曾來過電話，承蒙同意入內參觀。門衛立即向裏邊打電話，然後態度變得非常客氣，要我們等一等，說很快就會有人出來接引。
出來的是一位女士，講法語，讓我們每個人把護照交給門衛。門衛一一登記了，一並歸還。女士一笑，攤開手掌往裏邊一讓，我們就在各國旅行者驚訝和羨慕的眼光中魚貫而入。
被那麽多目光注視背後，總覺得不自在，不知哪位夥伴說：“幹脆，神態凝重一點，裝成被告或原告模樣吧，讓那些不能進來參觀的人心裏平衡一點。”
我說：“裝不了。誰都知道，中國人從不在國際法院找麻煩。”
又一位夥伴說：“該不會遇到米洛舍維奇吧，說不定這些天引渡過來了。”
我說：“那歸前南特別法庭管，不在這裏。這裏是法院，統領那個法庭。”
說著，已走到和平宮主樓的正門，那裏站著兩位警衛。領路的女士與他們說了一陣，警衛拿出一本登記簿讓她寫了一些東西，然後她轉身向我們揮手。原來她已完成任務，要離開了。主樓裏邊，已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等著我們。
我們跟著這位小姐輕步前行，繞來繞去，居然從主樓的後門繞到了一座新樓。那裏有幾排椅子，她叫我們坐下休息，說過一會兒會有一位官員來接我們。
大概等了十來分鍾，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唿，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裏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今天一早就親自給她打電話作安排。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後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空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正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複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迴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著，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後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才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個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
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法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裏極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並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麵一間堆著各種文件和電腦，裏麵一間有他的大寫字台。寬寬的落地窗前有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裏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盡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
問：你們有事幹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麽會想著打官司？
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後，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
答：幾十年來隻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麵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外交官囿於一國，卻旋轉著表裏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司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裏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隻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迴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迴上海，會不會像剛才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
這位國際大法官淡淡地說：“我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迴上海，隻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著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確聲言“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麽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著秋天的落葉，漫步著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由此聯想到，我在與香港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交談時聽到他的上海口音，在電視裏聽到國際奧委會副**何振梁先生的上海口音，總覺得如果沒有現代傳媒，他們也會這麽靜靜地抽空漫步在上海街頭，無人注意。這是因為，這種口音帶有一種最平常的街市特色，毫無身份特征。中國最早進入市民社會的地方，把現代市民的概念最早注入到了語言中。沒有等級，沒有火氣，沒有警句，沒有哲言，不擅譏諷，也不會激烈，卻能藏龍臥虎、深不可測。
史久鏞大法官比董建華先生、何振梁先生都長了一輩，眼光更加淡然，腳步更加緩慢。
過些日子，他又要迴上海了。當然上海不會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你們坐在街邊長椅上對於剛剛聽來的國際新聞高談闊論，也許，背後有一道蒼老而淡然的目光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