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出門就後悔了，天那麽冷，還起得那麽早。
昨天與兩位在這裏留學的中國學生約好，今天起個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學最高的聖瑪麗教堂。起個大早，是貪圖整個牛津還在沉睡時的抽象性，便於我們把許多有關它的想像填補進去。如果到了處處都是人影晃動的時刻，它就太具體了。
他們說，教堂的大門當然不會那麽早就開，但背後有一個小側門，裏邊有個咖啡館，供應早餐，即便未到開門時間也應該有人在忙碌了。這隻是推測，誰也沒有這麽早來過，比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夠叫開這個小側門，就能找到登高的樓梯，他們從前就從那裏上去過。
找到那個小側門很容易，但要敲開它卻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輕，接連敲了幾十遍，都沒有人答應，隻好縮著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幾乎凍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終於等來了一個瘦個子中年男人，見我們已經凍成了臉青鼻子紅的模樣，連忙掏出鑰匙開門，問明我們不是來喝咖啡而是要來登高，便把我們引到了一個陳舊的內門口。
那裏有一個木梯，我帶頭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錯著向上，轉了兩個大彎換成了鐵梯。鐵梯很長，哐當哐當地攀踏了好久終於變成了僅能一人擠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樓中間懸下一根粗繩，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經氣喘籲籲，卻看見身邊牆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畢業生，有的則是前來參觀的各國學者，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名字前還刻了國籍和所屬校名。
終於攀到了教堂的塔頂，很狹，僅可容身。冷風當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進處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個牛津覆蓋成一片銀白，萬窗垂簾，教授和學生都還沒有蘇醒。
這個塔頂，我在很多年前就閉眼想像過。那時正在寫作歐洲戲劇理論史，由伊麗莎白女王到牛津大學看莎士比亞戲劇這樣的事件為起因，迴溯牛津曆史，知道這所大學曾與周圍居民一再發生衝突，而這座聖瑪麗教堂一度還是衝突的堡壘。
好像每次衝突都是從小酒館裏的口角開始的，快速發展到拳腳，然後兩方都一唿百應，釀成大規模鬥毆。當時的學生都是教會的修士，穿著具有宗教氣息的學袍，毆鬥起來隻見市民的雜色服裝與學生的黑色學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語裏一個對立組合的專門詞匯：“市袍”（tow
a
dgow
），兩個隻差一個字母的冤家。這兩個冤家因文化觀念截然不同而完全無法調解，衝突最激烈時數千市民湧入大學進行圍攻，互相使用弓箭，兩方都有傷亡。我猜這座聖瑪麗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隘之勢衛護學生，二是以鍾聲發出戰鬥號令，三是射箭。但在這麽高的尖頂之上射箭顯然不行，當時站在這裏的應該是戰鬥的指揮者，便於居高臨下地觀察雙方陣勢。
大學生與市民打架，大學校長管不了，市長也管不了，隻能一次次請國王仲裁。本來英國的學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學，到十二世紀中葉英國法國成了對頭，國王就召迴自己國家的學生，在牛津辦學。因此，牛津的大事確實關及國家痛癢，也隻有國王才能處理。不同的國王處理時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紀中葉那次大鬥毆後，愛德華三世才下令在這個教堂追悼毆鬥致死的學生，並把鬥毆開始的那一天當作紀念日，每年都要在這個教堂舉行儀式，規定牛津市的市長和士紳必須參加。
那場延綿久遠的衝突也有一個正麵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師生想離開這個一觸即發的環境，便東行八十公裏，在那裏繼續教學事業，這便是劍橋的雛形。
很多年後，一位劍橋校友又在美國辦了哈佛。
這麽一想，不禁對眼下的一片銀白愈加虔誠起來。牛津，這個樸素的意譯名詞，正巧表明這裏是真正意義上的渡口，一切有在，隻為了彼岸。
2
在鬥毆中成長起來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似乎是用漫長的時間在表明，自己與這塊土地有多大的差別。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離土地的方式出現的；一切叛離，都是以遭到圍攻的事實來證明的；一切圍攻，都是以對被圍攻對象的無知為共同特征的；一切無知，都是以昂貴的時間代價來獲得救贖的。
具體分析起來，當年一次次鬥毆的引起，學生也會有很大責任，例如因年輕氣盛而口出狂言，引起市民不快。但從總體而言，主要責任在市民，他們把自己保守、落後的生態看成是天下惟一合理的生態，因而產生了對他們不熟悉的生態的極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曆史總是以成果來迴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頓和達爾文，以後，幾乎整個近代的科學發展，每一個環節都很難離得開牛津和劍橋。地球被“稱量”了，電磁波被“預言”了，電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結構鏈被發現了，……這些大事背後，站著一個個傑出的智者。直到現代，還絡繹不絕地走出了凱恩斯、羅素和英國絕大多數首相，一批又一批。周圍的居民趕著瞻仰風采都來不及，哪裏還會來圍攻？
身在大學城，有時會產生一種誤會，以為人類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這種誤會下，站出來一位讓中國人感到溫暖的李約瑟先生，他花費幾十年時間細細考訂，用切實材料提醒人們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國和西方，忘記了遼闊的東方、神秘的中國。
但願中國讀者不要抽去他著作產生的環境，隻從他那裏尋找單向安慰，以為人類的進步全都籠罩在中國古代的那幾項發明之下。須知就在他寫下這部書的同時，英國仍在不斷地製造第一。第一瓶青黴素，第一個電子管，第一台雷達，第一台計算機，第一台電視機，……即便在最近他們還相繼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試管嬰兒的消息。英國人在這樣的創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整理得比中國人自己還要完整，實在是一種氣派。我們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氣。
3
我問兩位留學生：“在這裏讀書，心裏緊張嗎？”他們說：“還好，英國人怎麽著都不乏幽默，三下兩下把壓力調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們舉幾個例子，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終於又一次證實了我多年前的一個感覺：幽默的至高形態是自嘲。
例如，他們說起的十六世紀某個聖誕日發生在牛津的故事，就很有這樣的味道。說是那天一名學生拿著書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頭野豬，已經躲不開了，隻能搏鬥。野豬一次次張開大嘴撲向學生，學生靈機一動，覺得必須找一個嚼不碎、吞不下的東西塞到野豬嘴裏，把它噎住。什麽東西呢？學生立即醒悟，從書包中取出一本剛才還讀得頭昏腦脹的亞裏士多德著作，往野豬嘴裏塞去。
野豬果然消受不了亞裏士多德，吞噎幾下便憋死了。學生迴到學校一講，同學們上山割下那個野豬頭，把它烤熟了，當夜就端到了教師的聖誕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師，你們教的學問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頭野豬給憋死了。
教師們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噴香的美味。
從此，這道美味成了聖誕晚餐上的招牌菜。
我想，這是教師的自嘲，也是學生們對自己學業的自嘲，更是牛津的總體自嘲。
自嘲出於幽默，但當師生們把它付諸行動，年年延續，也就變成了遊戲和童話。
想到這裏我不能不感念吳小莉。前些天她托人遠道帶給我一部英國當代童話《哈利波特》（ha
ypotte
），還在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封信，說不僅供我在旅途中解悶，而且要證明在繁忙的勞務中讀點童話好玩極了。
小莉是對的。雖然我很早就明白人類文化的起點和終點都是遊戲和童話，但在實際深入的時候又常常會被紛亂的現實所掩蓋，心情變得沉重起來，因此總要有人提醒。這次是小莉，那麽及時，怕我們在半路上迷失。
正是小莉送的書，使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書店裏看到《愛麗斯漫遊奇境記》時會心而笑。這個童話小時候就熟悉，後來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學的數學教師查爾斯·道奇森。
這位數學教師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給一位小女孩講了這個自己隨口編出來的童話，講完，無論是小女孩還是他自己都覺得有意思，他便用劉易斯·卡羅爾的筆名寫了出來。他當然沒有預料到，這將成為一部世界名著。
維多利亞女王也讀了這本童話，愛不釋手，下令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麽書都必須立即呈送給她。於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計算數值的簡易方法》。
女王當然很吃驚，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領悟：越是嚴肅的人群越是蘊藏著頑皮和天真，否則無法解釋她自己為什麽政事繁忙、威權隆重還會著迷於年齡早不相稱的童話。
領悟於此，也就領悟了牛津大學一種隱秘的風範。
一出門就後悔了，天那麽冷，還起得那麽早。
昨天與兩位在這裏留學的中國學生約好，今天起個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學最高的聖瑪麗教堂。起個大早，是貪圖整個牛津還在沉睡時的抽象性，便於我們把許多有關它的想像填補進去。如果到了處處都是人影晃動的時刻，它就太具體了。
他們說，教堂的大門當然不會那麽早就開，但背後有一個小側門，裏邊有個咖啡館，供應早餐，即便未到開門時間也應該有人在忙碌了。這隻是推測，誰也沒有這麽早來過，比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夠叫開這個小側門，就能找到登高的樓梯，他們從前就從那裏上去過。
找到那個小側門很容易，但要敲開它卻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輕，接連敲了幾十遍，都沒有人答應，隻好縮著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幾乎凍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終於等來了一個瘦個子中年男人，見我們已經凍成了臉青鼻子紅的模樣，連忙掏出鑰匙開門，問明我們不是來喝咖啡而是要來登高，便把我們引到了一個陳舊的內門口。
那裏有一個木梯，我帶頭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錯著向上，轉了兩個大彎換成了鐵梯。鐵梯很長，哐當哐當地攀踏了好久終於變成了僅能一人擠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樓中間懸下一根粗繩，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經氣喘籲籲，卻看見身邊牆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畢業生，有的則是前來參觀的各國學者，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名字前還刻了國籍和所屬校名。
終於攀到了教堂的塔頂，很狹，僅可容身。冷風當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進處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個牛津覆蓋成一片銀白，萬窗垂簾，教授和學生都還沒有蘇醒。
這個塔頂，我在很多年前就閉眼想像過。那時正在寫作歐洲戲劇理論史，由伊麗莎白女王到牛津大學看莎士比亞戲劇這樣的事件為起因，迴溯牛津曆史，知道這所大學曾與周圍居民一再發生衝突，而這座聖瑪麗教堂一度還是衝突的堡壘。
好像每次衝突都是從小酒館裏的口角開始的，快速發展到拳腳，然後兩方都一唿百應，釀成大規模鬥毆。當時的學生都是教會的修士，穿著具有宗教氣息的學袍，毆鬥起來隻見市民的雜色服裝與學生的黑色學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語裏一個對立組合的專門詞匯：“市袍”（t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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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隻差一個字母的冤家。這兩個冤家因文化觀念截然不同而完全無法調解，衝突最激烈時數千市民湧入大學進行圍攻，互相使用弓箭，兩方都有傷亡。我猜這座聖瑪麗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隘之勢衛護學生，二是以鍾聲發出戰鬥號令，三是射箭。但在這麽高的尖頂之上射箭顯然不行，當時站在這裏的應該是戰鬥的指揮者，便於居高臨下地觀察雙方陣勢。
大學生與市民打架，大學校長管不了，市長也管不了，隻能一次次請國王仲裁。本來英國的學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學，到十二世紀中葉英國法國成了對頭，國王就召迴自己國家的學生，在牛津辦學。因此，牛津的大事確實關及國家痛癢，也隻有國王才能處理。不同的國王處理時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紀中葉那次大鬥毆後，愛德華三世才下令在這個教堂追悼毆鬥致死的學生，並把鬥毆開始的那一天當作紀念日，每年都要在這個教堂舉行儀式，規定牛津市的市長和士紳必須參加。
那場延綿久遠的衝突也有一個正麵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師生想離開這個一觸即發的環境，便東行八十公裏，在那裏繼續教學事業，這便是劍橋的雛形。
很多年後，一位劍橋校友又在美國辦了哈佛。
這麽一想，不禁對眼下的一片銀白愈加虔誠起來。牛津，這個樸素的意譯名詞，正巧表明這裏是真正意義上的渡口，一切有在，隻為了彼岸。
2
在鬥毆中成長起來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似乎是用漫長的時間在表明，自己與這塊土地有多大的差別。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離土地的方式出現的；一切叛離，都是以遭到圍攻的事實來證明的；一切圍攻，都是以對被圍攻對象的無知為共同特征的；一切無知，都是以昂貴的時間代價來獲得救贖的。
具體分析起來，當年一次次鬥毆的引起，學生也會有很大責任，例如因年輕氣盛而口出狂言，引起市民不快。但從總體而言，主要責任在市民，他們把自己保守、落後的生態看成是天下惟一合理的生態，因而產生了對他們不熟悉的生態的極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曆史總是以成果來迴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頓和達爾文，以後，幾乎整個近代的科學發展，每一個環節都很難離得開牛津和劍橋。地球被“稱量”了，電磁波被“預言”了，電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結構鏈被發現了，……這些大事背後，站著一個個傑出的智者。直到現代，還絡繹不絕地走出了凱恩斯、羅素和英國絕大多數首相，一批又一批。周圍的居民趕著瞻仰風采都來不及，哪裏還會來圍攻？
身在大學城，有時會產生一種誤會，以為人類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這種誤會下，站出來一位讓中國人感到溫暖的李約瑟先生，他花費幾十年時間細細考訂，用切實材料提醒人們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國和西方，忘記了遼闊的東方、神秘的中國。
但願中國讀者不要抽去他著作產生的環境，隻從他那裏尋找單向安慰，以為人類的進步全都籠罩在中國古代的那幾項發明之下。須知就在他寫下這部書的同時，英國仍在不斷地製造第一。第一瓶青黴素，第一個電子管，第一台雷達，第一台計算機，第一台電視機，……即便在最近他們還相繼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試管嬰兒的消息。英國人在這樣的創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整理得比中國人自己還要完整，實在是一種氣派。我們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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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兩位留學生：“在這裏讀書，心裏緊張嗎？”他們說：“還好，英國人怎麽著都不乏幽默，三下兩下把壓力調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們舉幾個例子，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終於又一次證實了我多年前的一個感覺：幽默的至高形態是自嘲。
例如，他們說起的十六世紀某個聖誕日發生在牛津的故事，就很有這樣的味道。說是那天一名學生拿著書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頭野豬，已經躲不開了，隻能搏鬥。野豬一次次張開大嘴撲向學生，學生靈機一動，覺得必須找一個嚼不碎、吞不下的東西塞到野豬嘴裏，把它噎住。什麽東西呢？學生立即醒悟，從書包中取出一本剛才還讀得頭昏腦脹的亞裏士多德著作，往野豬嘴裏塞去。
野豬果然消受不了亞裏士多德，吞噎幾下便憋死了。學生迴到學校一講，同學們上山割下那個野豬頭，把它烤熟了，當夜就端到了教師的聖誕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師，你們教的學問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頭野豬給憋死了。
教師們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噴香的美味。
從此，這道美味成了聖誕晚餐上的招牌菜。
我想，這是教師的自嘲，也是學生們對自己學業的自嘲，更是牛津的總體自嘲。
自嘲出於幽默，但當師生們把它付諸行動，年年延續，也就變成了遊戲和童話。
想到這裏我不能不感念吳小莉。前些天她托人遠道帶給我一部英國當代童話《哈利波特》（ha
ypotte
），還在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封信，說不僅供我在旅途中解悶，而且要證明在繁忙的勞務中讀點童話好玩極了。
小莉是對的。雖然我很早就明白人類文化的起點和終點都是遊戲和童話，但在實際深入的時候又常常會被紛亂的現實所掩蓋，心情變得沉重起來，因此總要有人提醒。這次是小莉，那麽及時，怕我們在半路上迷失。
正是小莉送的書，使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書店裏看到《愛麗斯漫遊奇境記》時會心而笑。這個童話小時候就熟悉，後來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學的數學教師查爾斯·道奇森。
這位數學教師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給一位小女孩講了這個自己隨口編出來的童話，講完，無論是小女孩還是他自己都覺得有意思，他便用劉易斯·卡羅爾的筆名寫了出來。他當然沒有預料到，這將成為一部世界名著。
維多利亞女王也讀了這本童話，愛不釋手，下令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麽書都必須立即呈送給她。於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計算數值的簡易方法》。
女王當然很吃驚，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領悟：越是嚴肅的人群越是蘊藏著頑皮和天真，否則無法解釋她自己為什麽政事繁忙、威權隆重還會著迷於年齡早不相稱的童話。
領悟於此，也就領悟了牛津大學一種隱秘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