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室內攝影不比在室外，因為室外的自然光照強於室內，在室內攝影除非是專業的“攝影棚”，它的光照能夠通過燈光調節來保證各檔色溫，而在我“老禪工作室”的簡易“攝影棚”裏，尤其是僅僅隻用兩支日光燈加相機閃光燈來攝影時，相機快門的速度肯定得放慢，這就涉及到攝影時相機的穩定性了。
一般來說，截癱人手持相機肯定是很不穩定的，按照行話來說就是要“防抖”，所以我就借助於三腳架來穩定相機（有時在室外攝影時，特別是在黃昏或者是拍攝夜景時最好也用腳架）。由於三腳架的三條“腿”得要“叉”開來才行，因此相機就不可能貼近攝影者，坐在輪椅上的我還得要佝著身子才能進行操作，既不方便又很累人，於是我就改用獨立腳架（或稱單腿腳架，就是常見新聞記者用的那種）。這種獨立的腳架對於坐在輪椅上的截癱人來是，是非常方便的，你隻要調整好腳架的高度，然後把腳架“拄”在腿間的輪椅坐墊上，截癱人就可以非常方便、非常靈活、穩穩當當地攝影了，甚至於還可以抱著相機用b門攝影。就是在室外攝影，獨立腳架同樣也是使用方便，且便於攜帶。
“老禪工作室”的另一類業務就是廣告設計，應該說我在這方麵是一個失敗者。說起來我涉足徽標設計應該追溯到中學時代，那大概還是高中二年級吧，為了參加校運動會，我們高58-2班組成了一個運動代表隊，經過同學們的熱議，大家一致認為我們的運動隊一定要有新意，一定要比別的班級代表隊更具特色，於是我便主動請膺擔當了包裝、設計任務。
我參照國際運動會的的出場式，按預想設計一款隊旗隊徽，我想方設法地弄到了一張正麵跨欄的照片，把它圖案化，設計出了我們的隊徽：一個肌肉緊繃、目光炯炯，大揮手、大開步地奮力前跨的運動員、正麵的欄上形象。我們把隊徽放大，貼在一麵綠色的大旗上，就成了我們的隊旗，再繪製成小牌配帶在每個運動員的左胸，就成了我們的胸牌。開幕式的那天，我還特地弄了套西服，權當領隊，我們的運動隊著實大大地出了風頭。
再一次就是大學畢業時，設計畢業紀念徽章。自己設計畢業紀念章，是當時大學生們約定俗成的一種習慣，由學生們自發組織的“籌備委員會”發出通知，全院近千名畢業生和非畢業生紛紛響應，於是就有了幾十個設計方案應征。我的設計方案是：以測繪常用的色彩鮮豔、對比度強烈的紅、白二色做底，一排金色的辦公大樓、郭沫若先生題寫的院名“武漢測繪學院”，一座簡潔的測繪覘標圖案、數字58-63表示我們的五年學業。最終在同學們的投票選舉中，我的設計方案勝出。我最喜愛我的這一設計作品，紀念章一直留在我的身邊，遺憾的是我受傷後，連同我的曆史照片一並丟失了。
接下來的曆程就是參加工作後，每年冬訓時借出板報的機會，搞點報頭、花邊、插圖之類的設計，總算還是經常接觸、常做常新。到後來進行科研試生產時，我還特地給我們的“室內外綜合判調室”設計了一個徽標，印在每個作業人員的工作箱上。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受傷，應該說我的思維就停頓在了那一瞬間，雖說是我以“認命不服”的精神努力地去學習，去理解社會、力求跟上時代的發展，可是廣告設計這個東西不同於別的，那是需要特別的“靈性”的。
就拿我給自己設計的“老禪”徽標來說，含義和形象都還可以，雖說是有點仿“lg”徽標之嫌，但是從“一個殘疾人坐在輪椅上”這一寓意出發，倒也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從更深更高的立意角度去看，圖案就顯得有些呆板，不符合現代廣告徽標的那種虛幻縹緲、活躍不拘和啟發人們去思索的靈活多變性；而我的創意多半還停頓在六七十年代的水平。
我也嚐試著參加社會上徽標設計的“競選”投標，參加社會活動的徽標設計，為廠家商家的鑣標設計、參加公益事業的廣告征集等等，可是事後把我的設計與勝出者相比，就看到了明顯的不足和差距，這充分反映了在廣告的創意和設計上，我的思維跟不上形勢和大腦在這方麵的“僵化”（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在這當中也有值得一提的設計，那就是我給“第四托兒所第二屆藝術節”設計的徽標，那個徽標我還是按照現時頗為流行的，用徽標“目的體”的拚音字母來組成圖案（s、t、2、y）：2和y組成陽光下茁壯成長的幼苗，抑或一個正在舞蹈的小朋友，粉色飄揚著的絲帶把整個徽標畫麵都舞動起來了，這個設計可以算作是繼“畢業紀念章”後，我最滿意的作品了。
所以說我的“老禪工作室”在廣告設計方麵，隻能做做“小打小鬧”的“遊擊隊”，而成不了上得正規大場麵的“正規軍”。於是自覺不自覺地我的“老禪工作室”便側重於影像處理和製作方麵了。做影像處理和製作雖然也涉及到創意性和藝術性，但我覺得那畢竟是一種“熟練工”而已，它更多的是需要在攝像、拍照、電腦和軟件上熟練運用的操作上，而做廣告設計就不光是隻要“手腳麻利”就可行的，其關鍵還在於思維的活躍和“標新立異”上，在這方麵我“老”了、我跟不上趟了、我自愧不如。
一般來說，截癱人手持相機肯定是很不穩定的，按照行話來說就是要“防抖”，所以我就借助於三腳架來穩定相機（有時在室外攝影時，特別是在黃昏或者是拍攝夜景時最好也用腳架）。由於三腳架的三條“腿”得要“叉”開來才行，因此相機就不可能貼近攝影者，坐在輪椅上的我還得要佝著身子才能進行操作，既不方便又很累人，於是我就改用獨立腳架（或稱單腿腳架，就是常見新聞記者用的那種）。這種獨立的腳架對於坐在輪椅上的截癱人來是，是非常方便的，你隻要調整好腳架的高度，然後把腳架“拄”在腿間的輪椅坐墊上，截癱人就可以非常方便、非常靈活、穩穩當當地攝影了，甚至於還可以抱著相機用b門攝影。就是在室外攝影，獨立腳架同樣也是使用方便，且便於攜帶。
“老禪工作室”的另一類業務就是廣告設計，應該說我在這方麵是一個失敗者。說起來我涉足徽標設計應該追溯到中學時代，那大概還是高中二年級吧，為了參加校運動會，我們高58-2班組成了一個運動代表隊，經過同學們的熱議，大家一致認為我們的運動隊一定要有新意，一定要比別的班級代表隊更具特色，於是我便主動請膺擔當了包裝、設計任務。
我參照國際運動會的的出場式，按預想設計一款隊旗隊徽，我想方設法地弄到了一張正麵跨欄的照片，把它圖案化，設計出了我們的隊徽：一個肌肉緊繃、目光炯炯，大揮手、大開步地奮力前跨的運動員、正麵的欄上形象。我們把隊徽放大，貼在一麵綠色的大旗上，就成了我們的隊旗，再繪製成小牌配帶在每個運動員的左胸，就成了我們的胸牌。開幕式的那天，我還特地弄了套西服，權當領隊，我們的運動隊著實大大地出了風頭。
再一次就是大學畢業時，設計畢業紀念徽章。自己設計畢業紀念章，是當時大學生們約定俗成的一種習慣，由學生們自發組織的“籌備委員會”發出通知，全院近千名畢業生和非畢業生紛紛響應，於是就有了幾十個設計方案應征。我的設計方案是：以測繪常用的色彩鮮豔、對比度強烈的紅、白二色做底，一排金色的辦公大樓、郭沫若先生題寫的院名“武漢測繪學院”，一座簡潔的測繪覘標圖案、數字58-63表示我們的五年學業。最終在同學們的投票選舉中，我的設計方案勝出。我最喜愛我的這一設計作品，紀念章一直留在我的身邊，遺憾的是我受傷後，連同我的曆史照片一並丟失了。
接下來的曆程就是參加工作後，每年冬訓時借出板報的機會，搞點報頭、花邊、插圖之類的設計，總算還是經常接觸、常做常新。到後來進行科研試生產時，我還特地給我們的“室內外綜合判調室”設計了一個徽標，印在每個作業人員的工作箱上。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受傷，應該說我的思維就停頓在了那一瞬間，雖說是我以“認命不服”的精神努力地去學習，去理解社會、力求跟上時代的發展，可是廣告設計這個東西不同於別的，那是需要特別的“靈性”的。
就拿我給自己設計的“老禪”徽標來說，含義和形象都還可以，雖說是有點仿“lg”徽標之嫌，但是從“一個殘疾人坐在輪椅上”這一寓意出發，倒也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從更深更高的立意角度去看，圖案就顯得有些呆板，不符合現代廣告徽標的那種虛幻縹緲、活躍不拘和啟發人們去思索的靈活多變性；而我的創意多半還停頓在六七十年代的水平。
我也嚐試著參加社會上徽標設計的“競選”投標，參加社會活動的徽標設計，為廠家商家的鑣標設計、參加公益事業的廣告征集等等，可是事後把我的設計與勝出者相比，就看到了明顯的不足和差距，這充分反映了在廣告的創意和設計上，我的思維跟不上形勢和大腦在這方麵的“僵化”（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在這當中也有值得一提的設計，那就是我給“第四托兒所第二屆藝術節”設計的徽標，那個徽標我還是按照現時頗為流行的，用徽標“目的體”的拚音字母來組成圖案（s、t、2、y）：2和y組成陽光下茁壯成長的幼苗，抑或一個正在舞蹈的小朋友，粉色飄揚著的絲帶把整個徽標畫麵都舞動起來了，這個設計可以算作是繼“畢業紀念章”後，我最滿意的作品了。
所以說我的“老禪工作室”在廣告設計方麵，隻能做做“小打小鬧”的“遊擊隊”，而成不了上得正規大場麵的“正規軍”。於是自覺不自覺地我的“老禪工作室”便側重於影像處理和製作方麵了。做影像處理和製作雖然也涉及到創意性和藝術性，但我覺得那畢竟是一種“熟練工”而已，它更多的是需要在攝像、拍照、電腦和軟件上熟練運用的操作上，而做廣告設計就不光是隻要“手腳麻利”就可行的，其關鍵還在於思維的活躍和“標新立異”上，在這方麵我“老”了、我跟不上趟了、我自愧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