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八三年秋天,我離開了外科醫院;算是暫時脫離了死神。在這之前,大隊也曾派人到其他省市聯係過,可我始終沒下決心“走出去”。一來是我這個人特別不願意麻煩別人。你想,一個高位截癱人,行動極為不變,動輒就要別人抬上抬下。穿衣吃飯,拉屎拉尿都得靠人“伺候”。再加上大小便失禁,既要防止褥瘡,又要預防感冒避免唿吸道感染,還要不斷地活動下肢進行康複鍛練;凡此種種,就是住在醫院都夠麻煩的了,更何況要去外地。二來是我聽信了這麽一條:即脊髓損傷如果是脊髓昏迷,那麽等到它“醒”來時,也就康複了。如果是脊髓嚴重損傷甚至脊髓橫斷,那是無法康複的。至於因為損傷的程度輕重不一,也隻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得力的護理保證的前提下,有可能康複的,自然就康複了。一句話,就是脊髓損傷除了在事故發生的當時,為了搶救生命而做手術外,是沒有辦法治療的(它能好就好,不能好怎麽治也不能好)。而保證保高位截癱人生存和康複的首要條件是護理:要避免三大感染,要保持肢體的主動活力和被動活力,還要盡力維護身體各部位,各器官的正常運轉狀態,盡力延緩不可避免的衰竭。更重要的是高位截癱人一定要始終保持良好的心態:冷靜地正視,坦然地麵對,積極地生存;不悲不戚,不急不躁,不怨天尤人,認命而不服!——這一切其實是我經過23年的崎嶇坎坷才悟出來的。


    高位截癱人雖然脫離了死亡的威脅出了醫院,但死神卻隨時與他相伴,所以醫生們私下說我活不過五年。對這種說法我不願苟同,我始終覺得這一切像一場夢:怎麽是這樣?怎麽又會是這樣……。雖然理智上很清楚,今生大概是站不起來了,但感情上卻始終盼望著有一天會出現奇跡。直到現在凡是見過我的人,都沒法把我和高位截癱人聯係起來。我坐著輪椅“行走”在大街上,人們都會投以疑惑的目光:這人好端端地,為什麽要坐在輪椅上?記得有一年,一位熱心的朋友介紹我去醫學院見一位所謂“怪才”的教授,這位“怪才”教授仔細觀察和詢問了我半天,最後說了這麽一句“我始終模模糊糊地覺得,你不像是高位截癱……”。我去過軍隊醫大的野戰外科研究所,做了“體表誘發電位檢測”,結論還是“脊髓頸7胸1段不完全損傷”。也就是這個要命的“不完全損傷”,“不要命”地纏著我這麽多年。


    出了醫院住哪裏?這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我的家是暫時迴不去了,因為它位於一幢老式磚柱夾壁牆樓房的頂層,為了節省空間,陡峭狹窄的木樓梯建在黑暗的牆角。由於有些年月了,走起來搖搖晃晃,吱嘎直響,健全人上下都很困難,更何況我。於是大隊把我安排在單位大禮堂舞台一側;一間既作化妝室又兼作候演室的小屋裏,舞台的另一側則是廣播室兼電工房。早年常開的職工大會當時已經不太時興了,安靜寬敞的大禮堂倒也是我養病和活動的好地方。


    出了醫院怎麽樣生活?為此我想了很多辦法。截癱人隻能睡硬板床,我就在大隊為我購置的標準病房用鐵床上,鋪上兩塊木板(其中一塊可隨床搖起,讓我很舒服地斜躺著)。病床隻有90厘米,為了方便我翻身,不至於摔下床來,我把床板加寛到1米1.直接睡硬板又怕壓出褥瘡,鋪棉褥子又怕大小便汙染後不便清理,我就鋪以塑料海綿,既透氣又方便清洗。最主要的還是我設計的床架,那是我生活的重要伴侶。床架上吊了很多橫杠:有的是供我翻身用的,有的是供我上下床用的,有的是供我上下大便凳用的,早期還有供我靠雙手拉力作仰臥起坐用的。說句玩笑話,這床架可是我的專利。即便是生病住院,我也必須把它捆綁在醫院的病床上。為了康複鍛煉,我設計了一個像雙杠似的站立架。我由一端進入,坐在坐板上,膝蓋被木板抵住,小腿捆死,我雙手扶住左右雙杠,用力一拉便可以“站立”起來,再把兩臂架在雙杠上,可維持30-40分鍾的“站立”。而這一切隻需要一個人的幫助我就能完成。這些設備一直陪伴著我,直到現在。


    萬事具備,高位截癱人的生活就要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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