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別想溜走
一個大學女教師的手記 作者：簡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於卞莉輕生一事，著實在礦院沸騰了好一陣兒。尤其在徐爽的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瀾。她再一次下決心，離開這個傷心之地。她在心裏又盤算著調動了，這是她曾經嚐試過的，但接連失敗了兩次的往事兒……
自徐爽1997年從省城告狀迴來，周圍的人就拿另外一種眼光看她了。盡管人們也對校領導不滿，也時不時地說三道四，論長論短，但敢和領導較真兒的卻寥寥無幾。如果一個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們將給予高度的關注與同情。但倘若這人不願受壓製，一定要“支棱”起來，像個人物似地討個說法，比如，同徐爽一樣，跑到省裏鬧騰鬧騰，人們就看不順眼了，覺得過了分，越了界，甚至有人還背地裏指責她不夠“厚道”——這不是壞咱礦院的名聲嗎？
礦院有史以來出了兩個“告狀英雄”：徐爽算一個，在她之前，有一個男性教師，是教哲學的。因為十多年前助教評講師時，有人倚仗權勢擠了他，他就開始四處奔走討說法了。先是往省裏跑，後又到北京申訴。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最終，正義會戰勝邪惡的。不知是他運氣不好，還是在他看來天大的事，別人拿著當芝麻粒大的小事一樁，官司始終打不起來，上麵也一直沒給說法。而他經常放下手頭的工作上訴，耽誤了教學與科研，學校更有理由卡他了，所以，直到現在還是個“老助教”。開始，人們還替他打抱不平，後來，見他十幾年如一日到處申訴，都成了“上房”專業戶了，有人就悄悄說“這人不正常，有病，離他遠點”。在礦院的家屬宿舍區裏，如果有人在路上碰到他提著包外出，就知道他要幹啥，便打趣道：“嗬嗬，又要去了？” 慢慢地，這個人就遊離於正常人的範疇之外了，成了礦院人潛意識裏“神經病”的代名詞。
現在又出了個“女神經病”，礦院人在背後嘀咕：“怪道人家都說老處女古怪，是這麽迴事耶！一個職稱，今年評不上，明年再評嘛，還折騰到省裏去告狀？真是一條筋！”“還是個預備黨員呢，這點委屈都受不了”。甚至在於卞莉了卻了自己的生命之後，人們還不忘拿她和徐爽比一比“是的，要是於卞莉，再也不會幹這等事兒。可惜，於卞莉……她……唉……”
1997年12月中旬，徐爽作為預備黨員就滿一年了。不出所料，黨委研究討論時，一致認為徐爽沒能處理好個人與集體和組織的關係，為了自己的“私事”，撂下本職工作，不遠千裏去上訴，本身就違背了作為黨員的標準，故做出預備期延長一年的決定。對此，徐爽也不是太在乎，本來就覺得自己不像黨員，離黨的要求還差得很遠，陰差陽錯被人拽著拉著混入了革命隊伍。為了這個隊伍的純潔，為了給黨挽迴影響，延長就延長吧。反正自己的職稱今年也沒戲了，隻好等明年了。
等1998年一評上職稱，就打請調報告，走人，這鬼地方也呆膩了。不過，到時再聯係接收單位恐怕來不及，應該早點作準備。徐爽當時腳踏兩隻船，一邊考慮如何申請加拿大移民，一邊想著怎樣調動工作。兩邊都不保險，兩邊都得鼓搗著。
1997年底，她將自己的材料整理好，先發到深圳特區的一所普通高校。不久，便收到那個學校人事處負責人打來的電話。聽起來像一位廣東人，大概是位中年男人。他說，對徐爽的材料很感興趣，他們恰好缺乏這方麵的人才，希望徐爽能盡快到他們學校麵試。徐爽告訴他，由於操作事故，自己的職稱問題還沒有解決，明年肯定沒問題。問，能否緩一緩，晚點調過去？對方很開明，不愧來自特區，說：要我看，你各方麵條件都不錯，你可以先調入，我們先聘你為副教授，雖說是校內副教授，屬於“地方糧票”，但很快就可以通過正常渠道轉成正式的。徐爽動心了，這也是個辦法。過了幾天，深圳男士又打來電話，還是催促她抓緊時間去深圳一趟。男士說，不要擔心房子問題，像你這種情況肯定是三室一廳。然後，像忽然想起什麽似地問：“你愛人的情況和你差不多吧？我們學院附小離這裏就五分鍾的路，小孩上學也是很方便的。”徐爽臉變紅了，趕緊說：“你不需要考慮愛人小孩，就我一人去。”對方愣了片刻，問：“怎麽？他們不來？”“不是，我……我……是獨身。”“離異？”“不，不，還沒結婚。”對方好像不太相信地問：“你不是82年畢業的嘛？怎……”緊接著，又說：“晤，我知道了。你看這樣如何，徐老師？我們再把你的情況研究研究，研究好了以後給你信兒。”說完就匆匆掛了電話。徐爽聽出了對方口氣的變化，她氣鼓鼓地想：研究什麽？研究我為何沒結婚？你不要我，我還不想去了呢！自此，再未收到深圳一方的任何信息，看來，這“老姑娘”的身份把站在開放前沿的人也給嚇住了。
1998夏天，徐爽好歹算評上了副教授。在拿到高級職稱聘書之前，她就聯係好了一所省內高校，人家告訴她，雖然她算個“人才”，但不屬於“稀有金屬”，還沒達到不要檔案，另外建檔的層次，所以，一定要正常調動。也就是說，不論辭職，還是離職，都要有檔案，否則，是無法接收的。
很快，徐爽就拿到了高級職稱聘任證書，遂將請調報告打到了人事處，第三天，人事處長就找徐爽談話，告知學校的新規定：行政人員和工人願調哪調哪，不受任何限製；戰鬥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是學校的中堅力量，尤其是你這樣有高級職稱的教師，更是骨幹，是精英，學校無論如何是不放的，好好在學校幹吧。言外之意是，死了這條心吧。徐爽氣鼓鼓地說，“平時也沒見多少人關心教師、在意教師。教師在這學校裏就像工廠裏的工人一樣，隻需要低著頭老老實實地幹活；咋一提調動，教師就變成“香餑餑”了？調也沒法調，走也沒法走？人事處長隻得說，別跟我發牢騷，我沒有權利放你走。
徐爽沒有辦法，隻得徑直找院長，請求調離。這次，朱院長一反常態，態度十分親切。他耐心地詢問徐爽生活和工作上有何困難，讓她大膽地提出來，說他一定會責成有關部門想法解決。徐爽說，沒有任何困難，就是想調走。朱院長和顏悅色地說，想調走，是有很大困難的，學校不能破這個例，開這個頭。但有何要求，都可以提，前提是繼續為學校工作。還說，我們一向倡導“感情留人，事業留人”。還沒等他說完，徐爽就反唇相譏：“既然是感情留人，那就不要強拉硬拽地讓人留下來嘛。對學校有感情的人自然不會走的。”“那你對學校沒感情？學校培養了你多年，給你買醫療保險，交房屋公積金，還給你評職稱，這一切都不能使你對學校產生好感？怎麽能這樣無情無義呢？”本來就不太喜歡徐爽的朱院長，一聽這話就沉不住氣了，他向來就不容別人冒犯。也是的，誰讓徐爽像個二愣子似的，不知道頭青蛋腫，給堂堂的院長話聽呢？徐爽的強勁兒又上來了，“不管怎樣說，我為學校服務了十幾年了，現在提出調動不過分。我就想走。”朱院長的蠻勁也冒了出來：“想走，可以自動離職嘛！這是唯一可行的途徑。”於是，徐爽想正常調入那所省內高校的願望就泡了湯。
這之後，徐爽又安分了一段時間，要不是1999年春天發生的於卞莉事件的衝擊，加上又在一個會議上受到了意外打擊，她也許就此下去，在礦院混了。
那天下午，開全校黨員大會，學生和教師中的正式黨員和預備黨員都得參加。會議主要是傳達黨中央的最新文件，還要研討省委組織部長的講話精神。哪知兼任著黨委副書記的朱院長卻理論聯係實際，結合校內的典型事例大講特講一個黨員應該怎樣將黨的利益，學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個人主義泛濫，為自己的一己私利就淩駕於組織之上，於學校的聲譽而不顧。如果說到這種程度也就罷了，好歹隻是原則上說說，沒有針對具體人。但朱院長似乎不盡興，又進行了一番
發揮：“有的同誌，在這個問題上就沒處理好，在職稱問題沒有及時解決的情況下，拋下教學，擅離職守，為自己的個人問題奔走；職稱剛剛解決，又打請調報告，要棄學校而去。試問：這樣的同誌的黨性是不是成問題呢？還好，經過組織上的一番教育，該同誌有所醒悟。是的，一個人犯錯誤不怕，改了就是好同誌嘛。”在朱院長大肆發揮的過程中，已經有人朝徐爽坐的位置望了，幾乎所有的教師黨員都知道院長沒點名批評的是誰；另外，學生也不是呆瓜，也有一部分認識徐爽的學生黨員意識到是徐老師犯了錯誤。徐爽的臉慢慢爬上了紅暈，她如坐針氈，滿心煩躁，不等會議結束，就衝出會場，一口氣跑迴宿舍，躺在床上，流出了眼淚。她心裏想：“這個地方無論如何不能呆下去了，我一定要聯係一個不要檔案的學校，這樣，就不必擔心學校不放人了。”
當了多年的教師，徐爽確實也幹不了別的了。工廠和公司，連想都不用想；中小學也不適合自己。正規的大學、學院都要正式的調動手續。怎麽辦呢？徐爽將業餘時間全用在上網搜集信息上了。一天，她發現了一個外省的專科學校，是新成立不久的，才由中專改成了大專的，俗稱為“中專戴帽”。由於層次提高了，師資力量就需要大大加強了，正在全國範圍內廣招人才。招聘啟事上還特別寫明：有高級職稱的，40歲以下的教師優先考慮（若需另外建檔，將不會影響工齡的延續）；不但解決至少兩室一廳的住房，還提供5萬元的科研啟動資金。真正吸引徐爽的就是這括號裏的一行字，她內心一陣驚喜：總算有希望了！雖說專科的層次比較低，但好歹還屬於大專院校，沒準兒，哪天還能“升本”。先調過去再說吧。於是，徐爽將電話打了過去，接電話的是一位輕聲細語，慢條斯理的女士，她自我介紹說是校人事處長。徐爽將自己的情況簡短介紹了一下，人事處長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她讓徐爽將自己的畢業證書，教學科研成果，教師資格證書，職稱聘任書都複印好，用快件寄給她。說研究好了就給她信兒。還說不用擔心“檔案不放”的問題，學校在這方麵已經有操作的先例和成功的經驗，他們曾經為一位東北的博士重新建立了檔案，還“內部消化”了他在東北某縣幼兒園裏當幼教的妻子，在學校給她安排了相應的工作。女處長似乎也不介意徐爽的“獨身”身份。她像個朋友似地跟徐爽在電話裏聊。徐爽感覺好了許多，一下子輕鬆了不少。或許是想著很快會脫離“苦海”了，她的腳步邁得輕快了，笑容呈現得燦爛了，話語也明顯增多了。她在教學上，也更加賣勁兒，白天上課，晚上輔導，周末批改作業，教學環節一環扣一環，每一環都盡量把握得讓人沒話說。
過了一段時間，女處長親自將電話打到徐爽的家裏，告知：研究決定，引進！徐爽聽了恨不能熱淚盈眶。處長又說，雖然她是人才，但還得照章辦事，“試講”這一步不能省掉。這對徐爽來說，簡直是張飛吃豆芽——小菜一碟。在本科院校裏講了十幾年的課，教學效果一直被認為“優良”，還怕到大專學校裏“搖舌呐喊”？她痛痛快快地跟女人事處長約好了“試講”的時間，後來利用學生期中進行認識實習（不上課）的機會，坐車去了不太遠的那所城市的專科學校。
她還記得，那天，一位和藹可親的教研室主任接待他的情景。他在與這位本科學校的女副教授寒暄時，帶著一種探尋的崇敬的表情，還夾雜著一些誠惶誠恐、手足無措的小動作。教研室裏幾個年輕人在聽他講課時，也是十分好奇，頭不亂動，目不轉睛，不但認真地聽，還細心地記，沒有交頭接耳的現象發生，讓徐爽過足了“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的癮。試講結果可想而知，隻有一人提了一條意見：徐老師講課的節奏有點快，怕專科生跟不上。其他的評語就都是讚美了，老主任將大家的議論作了歸納總結：聲音洪亮，板書工整，條理清楚，重點突出，畫圖規範，例子精湛，提問及時，總結適當……老頭兒大概小時八股文讀得多了些，竟將這“四字經”一樣的評語交給了女人事處長。當然，老主任的“迂腐”不會影響人事處長的評判，在徐爽試講完返迴礦院的第二個星期，她又打來電話，告訴徐爽她的試講通過了。不過，她讓徐爽不要忙著辭職或離職，再等等看，因為他們在發出調令前還有一些準備工作要做。
徐爽覺得反正這事兒差不多了，那就再等等。有了希望，徐爽倒不太著急了；況且，徐爽對這個給了她榮辱的地方也不是一點感情也沒有的。當她沿著礦院的林蔭大道，往教學樓走時，看到在道路兩旁的樹叢中飛來飛去的小鳥，都感到新鮮親切，都想走過去跟它們對話。她的腳底下像裝了彈簧一樣，走起路來極富節奏與生氣。
時間過了半個月，又過了一個月，徐爽有點沉不住氣了。但她想，人家說有一些準備工作要做，也許需要更長的時間，再等半個月看看。兩個星期之後，仍然沒有消息，她實在按耐不住了，撥了一個電話過去，這次接電話的是個年輕的女性，她熱情地說，李處長不在，開會去了。隔了幾天，她又給對方打電話，電話那頭變成一個男性了，聽起來聲音也很年輕，估計是個辦事員。對方問：你是哪裏？徐爽直接告知：東海理工學院。之後，徐爽聽到那邊一陣騷動，好像還有另外人的聲音，男的吱嗡了幾聲，像是得到了某種指示，清清嗓子接著說：“你是徐老師吧？是不是關於調動的事呢？是這樣的，我可以將有關的情況給你轉達一下：校長辦公會議研究決定，暫時凍結外聘高職教師，先考慮從應屆大學畢業生中選拔合適的人才。我們是專科學校，你是知道的，對教師要求也不能太高。”末了，他還補上一句：“在本科院校當教師，比在這兒，前途遠大。您說呢？”在對方放下電話的瞬間，還傳過來一句話：“這個半老徐娘，幹嘛硬要往我們專科學校擠呢？”大概以為徐爽放下了話筒，跟辦公室其他人說的。徐爽好長時間緩不過勁來，直到電話裏傳出“嘟嘟嘟”的短音好久，她還半張著嘴，拿著聽筒呆立在那兒。
徐爽雖不相信“凍結”的說法，但卻知道這次又黃了。她再未給那個學校打過電話，也永遠不知道真正的內幕。
她怎麽也沒想到，社會經驗豐富的李處長，遠不是徐爽這個“掐了尖的蔥葉——直不隆冬”的“傻妞”兒所能比得了的。她想到：一個本科院校的具有高級職稱的教師，怎麽肯放下身段到一個專科學校任職呢？這其中必有點緣由吧？為了對學校負責，她決定了解了解情況，於是，打了一個電話給礦院的人事處長。那天，正好機械係上任不久的副主任韋君在人事處與處長商討事宜，處長一邊與韋君談話，一邊心不在焉地拿起聽筒，當得知對方的意思時，就說：正好機械係的韋副主任在這裏，他知道的情況比我多，讓他給你說幾句吧。隨後，將聽筒交了出去。已經在官場上混出點人樣的韋君不慌不忙地接過話筒說：“徐老師這幾年一直在折騰調動，不大安心工作。我們在這方麵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但收效不大。他願去你們學校，這也是她的自由了，我們也不好硬加幹涉……唔，你是說教學方麵？啊，不是，是為人方麵？怎麽說呢？人不錯，很直爽，隻是欠缺一點與人交往的能力和團隊協作的精神，群眾關係也不是太理想。對了，她的黨員沒能按期轉正，具體原因我就不說了吧。”顯然，韋君的話讓對方吃驚不小，女人事處長到底老道，很快調整過來，慢悠悠地說：“我隻是打電話隨便問問了，徐老師也沒看好我們學校。看起來，她還是敬業愛校的。可能，接人待物的方式與別人不同了，這個還是可以理解的，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嘛。我說，這事兒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就不要為難她啦。”
幾次調動失敗，徐爽感到，她就像孫悟空，被如來佛攥在手心裏，翻多大的筋鬥，都翻不出如來佛的
掌心。
她終於死了心，不再聯係調動了。
她的腦海裏，又浮現出那個遙遠而又冰冷的，在世界上麵積第二大的國度——加拿大。
自徐爽1997年從省城告狀迴來，周圍的人就拿另外一種眼光看她了。盡管人們也對校領導不滿，也時不時地說三道四，論長論短，但敢和領導較真兒的卻寥寥無幾。如果一個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們將給予高度的關注與同情。但倘若這人不願受壓製，一定要“支棱”起來，像個人物似地討個說法，比如，同徐爽一樣，跑到省裏鬧騰鬧騰，人們就看不順眼了，覺得過了分，越了界，甚至有人還背地裏指責她不夠“厚道”——這不是壞咱礦院的名聲嗎？
礦院有史以來出了兩個“告狀英雄”：徐爽算一個，在她之前，有一個男性教師，是教哲學的。因為十多年前助教評講師時，有人倚仗權勢擠了他，他就開始四處奔走討說法了。先是往省裏跑，後又到北京申訴。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最終，正義會戰勝邪惡的。不知是他運氣不好，還是在他看來天大的事，別人拿著當芝麻粒大的小事一樁，官司始終打不起來，上麵也一直沒給說法。而他經常放下手頭的工作上訴，耽誤了教學與科研，學校更有理由卡他了，所以，直到現在還是個“老助教”。開始，人們還替他打抱不平，後來，見他十幾年如一日到處申訴，都成了“上房”專業戶了，有人就悄悄說“這人不正常，有病，離他遠點”。在礦院的家屬宿舍區裏，如果有人在路上碰到他提著包外出，就知道他要幹啥，便打趣道：“嗬嗬，又要去了？” 慢慢地，這個人就遊離於正常人的範疇之外了，成了礦院人潛意識裏“神經病”的代名詞。
現在又出了個“女神經病”，礦院人在背後嘀咕：“怪道人家都說老處女古怪，是這麽迴事耶！一個職稱，今年評不上，明年再評嘛，還折騰到省裏去告狀？真是一條筋！”“還是個預備黨員呢，這點委屈都受不了”。甚至在於卞莉了卻了自己的生命之後，人們還不忘拿她和徐爽比一比“是的，要是於卞莉，再也不會幹這等事兒。可惜，於卞莉……她……唉……”
1997年12月中旬，徐爽作為預備黨員就滿一年了。不出所料，黨委研究討論時，一致認為徐爽沒能處理好個人與集體和組織的關係，為了自己的“私事”，撂下本職工作，不遠千裏去上訴，本身就違背了作為黨員的標準，故做出預備期延長一年的決定。對此，徐爽也不是太在乎，本來就覺得自己不像黨員，離黨的要求還差得很遠，陰差陽錯被人拽著拉著混入了革命隊伍。為了這個隊伍的純潔，為了給黨挽迴影響，延長就延長吧。反正自己的職稱今年也沒戲了，隻好等明年了。
等1998年一評上職稱，就打請調報告，走人，這鬼地方也呆膩了。不過，到時再聯係接收單位恐怕來不及，應該早點作準備。徐爽當時腳踏兩隻船，一邊考慮如何申請加拿大移民，一邊想著怎樣調動工作。兩邊都不保險，兩邊都得鼓搗著。
1997年底，她將自己的材料整理好，先發到深圳特區的一所普通高校。不久，便收到那個學校人事處負責人打來的電話。聽起來像一位廣東人，大概是位中年男人。他說，對徐爽的材料很感興趣，他們恰好缺乏這方麵的人才，希望徐爽能盡快到他們學校麵試。徐爽告訴他，由於操作事故，自己的職稱問題還沒有解決，明年肯定沒問題。問，能否緩一緩，晚點調過去？對方很開明，不愧來自特區，說：要我看，你各方麵條件都不錯，你可以先調入，我們先聘你為副教授，雖說是校內副教授，屬於“地方糧票”，但很快就可以通過正常渠道轉成正式的。徐爽動心了，這也是個辦法。過了幾天，深圳男士又打來電話，還是催促她抓緊時間去深圳一趟。男士說，不要擔心房子問題，像你這種情況肯定是三室一廳。然後，像忽然想起什麽似地問：“你愛人的情況和你差不多吧？我們學院附小離這裏就五分鍾的路，小孩上學也是很方便的。”徐爽臉變紅了，趕緊說：“你不需要考慮愛人小孩，就我一人去。”對方愣了片刻，問：“怎麽？他們不來？”“不是，我……我……是獨身。”“離異？”“不，不，還沒結婚。”對方好像不太相信地問：“你不是82年畢業的嘛？怎……”緊接著，又說：“晤，我知道了。你看這樣如何，徐老師？我們再把你的情況研究研究，研究好了以後給你信兒。”說完就匆匆掛了電話。徐爽聽出了對方口氣的變化，她氣鼓鼓地想：研究什麽？研究我為何沒結婚？你不要我，我還不想去了呢！自此，再未收到深圳一方的任何信息，看來，這“老姑娘”的身份把站在開放前沿的人也給嚇住了。
1998夏天，徐爽好歹算評上了副教授。在拿到高級職稱聘書之前，她就聯係好了一所省內高校，人家告訴她，雖然她算個“人才”，但不屬於“稀有金屬”，還沒達到不要檔案，另外建檔的層次，所以，一定要正常調動。也就是說，不論辭職，還是離職，都要有檔案，否則，是無法接收的。
很快，徐爽就拿到了高級職稱聘任證書，遂將請調報告打到了人事處，第三天，人事處長就找徐爽談話，告知學校的新規定：行政人員和工人願調哪調哪，不受任何限製；戰鬥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是學校的中堅力量，尤其是你這樣有高級職稱的教師，更是骨幹，是精英，學校無論如何是不放的，好好在學校幹吧。言外之意是，死了這條心吧。徐爽氣鼓鼓地說，“平時也沒見多少人關心教師、在意教師。教師在這學校裏就像工廠裏的工人一樣，隻需要低著頭老老實實地幹活；咋一提調動，教師就變成“香餑餑”了？調也沒法調，走也沒法走？人事處長隻得說，別跟我發牢騷，我沒有權利放你走。
徐爽沒有辦法，隻得徑直找院長，請求調離。這次，朱院長一反常態，態度十分親切。他耐心地詢問徐爽生活和工作上有何困難，讓她大膽地提出來，說他一定會責成有關部門想法解決。徐爽說，沒有任何困難，就是想調走。朱院長和顏悅色地說，想調走，是有很大困難的，學校不能破這個例，開這個頭。但有何要求，都可以提，前提是繼續為學校工作。還說，我們一向倡導“感情留人，事業留人”。還沒等他說完，徐爽就反唇相譏：“既然是感情留人，那就不要強拉硬拽地讓人留下來嘛。對學校有感情的人自然不會走的。”“那你對學校沒感情？學校培養了你多年，給你買醫療保險，交房屋公積金，還給你評職稱，這一切都不能使你對學校產生好感？怎麽能這樣無情無義呢？”本來就不太喜歡徐爽的朱院長，一聽這話就沉不住氣了，他向來就不容別人冒犯。也是的，誰讓徐爽像個二愣子似的，不知道頭青蛋腫，給堂堂的院長話聽呢？徐爽的強勁兒又上來了，“不管怎樣說，我為學校服務了十幾年了，現在提出調動不過分。我就想走。”朱院長的蠻勁也冒了出來：“想走，可以自動離職嘛！這是唯一可行的途徑。”於是，徐爽想正常調入那所省內高校的願望就泡了湯。
這之後，徐爽又安分了一段時間，要不是1999年春天發生的於卞莉事件的衝擊，加上又在一個會議上受到了意外打擊，她也許就此下去，在礦院混了。
那天下午，開全校黨員大會，學生和教師中的正式黨員和預備黨員都得參加。會議主要是傳達黨中央的最新文件，還要研討省委組織部長的講話精神。哪知兼任著黨委副書記的朱院長卻理論聯係實際，結合校內的典型事例大講特講一個黨員應該怎樣將黨的利益，學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個人主義泛濫，為自己的一己私利就淩駕於組織之上，於學校的聲譽而不顧。如果說到這種程度也就罷了，好歹隻是原則上說說，沒有針對具體人。但朱院長似乎不盡興，又進行了一番
發揮：“有的同誌，在這個問題上就沒處理好，在職稱問題沒有及時解決的情況下，拋下教學，擅離職守，為自己的個人問題奔走；職稱剛剛解決，又打請調報告，要棄學校而去。試問：這樣的同誌的黨性是不是成問題呢？還好，經過組織上的一番教育，該同誌有所醒悟。是的，一個人犯錯誤不怕，改了就是好同誌嘛。”在朱院長大肆發揮的過程中，已經有人朝徐爽坐的位置望了，幾乎所有的教師黨員都知道院長沒點名批評的是誰；另外，學生也不是呆瓜，也有一部分認識徐爽的學生黨員意識到是徐老師犯了錯誤。徐爽的臉慢慢爬上了紅暈，她如坐針氈，滿心煩躁，不等會議結束，就衝出會場，一口氣跑迴宿舍，躺在床上，流出了眼淚。她心裏想：“這個地方無論如何不能呆下去了，我一定要聯係一個不要檔案的學校，這樣，就不必擔心學校不放人了。”
當了多年的教師，徐爽確實也幹不了別的了。工廠和公司，連想都不用想；中小學也不適合自己。正規的大學、學院都要正式的調動手續。怎麽辦呢？徐爽將業餘時間全用在上網搜集信息上了。一天，她發現了一個外省的專科學校，是新成立不久的，才由中專改成了大專的，俗稱為“中專戴帽”。由於層次提高了，師資力量就需要大大加強了，正在全國範圍內廣招人才。招聘啟事上還特別寫明：有高級職稱的，40歲以下的教師優先考慮（若需另外建檔，將不會影響工齡的延續）；不但解決至少兩室一廳的住房，還提供5萬元的科研啟動資金。真正吸引徐爽的就是這括號裏的一行字，她內心一陣驚喜：總算有希望了！雖說專科的層次比較低，但好歹還屬於大專院校，沒準兒，哪天還能“升本”。先調過去再說吧。於是，徐爽將電話打了過去，接電話的是一位輕聲細語，慢條斯理的女士，她自我介紹說是校人事處長。徐爽將自己的情況簡短介紹了一下，人事處長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她讓徐爽將自己的畢業證書，教學科研成果，教師資格證書，職稱聘任書都複印好，用快件寄給她。說研究好了就給她信兒。還說不用擔心“檔案不放”的問題，學校在這方麵已經有操作的先例和成功的經驗，他們曾經為一位東北的博士重新建立了檔案，還“內部消化”了他在東北某縣幼兒園裏當幼教的妻子，在學校給她安排了相應的工作。女處長似乎也不介意徐爽的“獨身”身份。她像個朋友似地跟徐爽在電話裏聊。徐爽感覺好了許多，一下子輕鬆了不少。或許是想著很快會脫離“苦海”了，她的腳步邁得輕快了，笑容呈現得燦爛了，話語也明顯增多了。她在教學上，也更加賣勁兒，白天上課，晚上輔導，周末批改作業，教學環節一環扣一環，每一環都盡量把握得讓人沒話說。
過了一段時間，女處長親自將電話打到徐爽的家裏，告知：研究決定，引進！徐爽聽了恨不能熱淚盈眶。處長又說，雖然她是人才，但還得照章辦事，“試講”這一步不能省掉。這對徐爽來說，簡直是張飛吃豆芽——小菜一碟。在本科院校裏講了十幾年的課，教學效果一直被認為“優良”，還怕到大專學校裏“搖舌呐喊”？她痛痛快快地跟女人事處長約好了“試講”的時間，後來利用學生期中進行認識實習（不上課）的機會，坐車去了不太遠的那所城市的專科學校。
她還記得，那天，一位和藹可親的教研室主任接待他的情景。他在與這位本科學校的女副教授寒暄時，帶著一種探尋的崇敬的表情，還夾雜著一些誠惶誠恐、手足無措的小動作。教研室裏幾個年輕人在聽他講課時，也是十分好奇，頭不亂動，目不轉睛，不但認真地聽，還細心地記，沒有交頭接耳的現象發生，讓徐爽過足了“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的癮。試講結果可想而知，隻有一人提了一條意見：徐老師講課的節奏有點快，怕專科生跟不上。其他的評語就都是讚美了，老主任將大家的議論作了歸納總結：聲音洪亮，板書工整，條理清楚，重點突出，畫圖規範，例子精湛，提問及時，總結適當……老頭兒大概小時八股文讀得多了些，竟將這“四字經”一樣的評語交給了女人事處長。當然，老主任的“迂腐”不會影響人事處長的評判，在徐爽試講完返迴礦院的第二個星期，她又打來電話，告訴徐爽她的試講通過了。不過，她讓徐爽不要忙著辭職或離職，再等等看，因為他們在發出調令前還有一些準備工作要做。
徐爽覺得反正這事兒差不多了，那就再等等。有了希望，徐爽倒不太著急了；況且，徐爽對這個給了她榮辱的地方也不是一點感情也沒有的。當她沿著礦院的林蔭大道，往教學樓走時，看到在道路兩旁的樹叢中飛來飛去的小鳥，都感到新鮮親切，都想走過去跟它們對話。她的腳底下像裝了彈簧一樣，走起路來極富節奏與生氣。
時間過了半個月，又過了一個月，徐爽有點沉不住氣了。但她想，人家說有一些準備工作要做，也許需要更長的時間，再等半個月看看。兩個星期之後，仍然沒有消息，她實在按耐不住了，撥了一個電話過去，這次接電話的是個年輕的女性，她熱情地說，李處長不在，開會去了。隔了幾天，她又給對方打電話，電話那頭變成一個男性了，聽起來聲音也很年輕，估計是個辦事員。對方問：你是哪裏？徐爽直接告知：東海理工學院。之後，徐爽聽到那邊一陣騷動，好像還有另外人的聲音，男的吱嗡了幾聲，像是得到了某種指示，清清嗓子接著說：“你是徐老師吧？是不是關於調動的事呢？是這樣的，我可以將有關的情況給你轉達一下：校長辦公會議研究決定，暫時凍結外聘高職教師，先考慮從應屆大學畢業生中選拔合適的人才。我們是專科學校，你是知道的，對教師要求也不能太高。”末了，他還補上一句：“在本科院校當教師，比在這兒，前途遠大。您說呢？”在對方放下電話的瞬間，還傳過來一句話：“這個半老徐娘，幹嘛硬要往我們專科學校擠呢？”大概以為徐爽放下了話筒，跟辦公室其他人說的。徐爽好長時間緩不過勁來，直到電話裏傳出“嘟嘟嘟”的短音好久，她還半張著嘴，拿著聽筒呆立在那兒。
徐爽雖不相信“凍結”的說法，但卻知道這次又黃了。她再未給那個學校打過電話，也永遠不知道真正的內幕。
她怎麽也沒想到，社會經驗豐富的李處長，遠不是徐爽這個“掐了尖的蔥葉——直不隆冬”的“傻妞”兒所能比得了的。她想到：一個本科院校的具有高級職稱的教師，怎麽肯放下身段到一個專科學校任職呢？這其中必有點緣由吧？為了對學校負責，她決定了解了解情況，於是，打了一個電話給礦院的人事處長。那天，正好機械係上任不久的副主任韋君在人事處與處長商討事宜，處長一邊與韋君談話，一邊心不在焉地拿起聽筒，當得知對方的意思時，就說：正好機械係的韋副主任在這裏，他知道的情況比我多，讓他給你說幾句吧。隨後，將聽筒交了出去。已經在官場上混出點人樣的韋君不慌不忙地接過話筒說：“徐老師這幾年一直在折騰調動，不大安心工作。我們在這方麵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但收效不大。他願去你們學校，這也是她的自由了，我們也不好硬加幹涉……唔，你是說教學方麵？啊，不是，是為人方麵？怎麽說呢？人不錯，很直爽，隻是欠缺一點與人交往的能力和團隊協作的精神，群眾關係也不是太理想。對了，她的黨員沒能按期轉正，具體原因我就不說了吧。”顯然，韋君的話讓對方吃驚不小，女人事處長到底老道，很快調整過來，慢悠悠地說：“我隻是打電話隨便問問了，徐老師也沒看好我們學校。看起來，她還是敬業愛校的。可能，接人待物的方式與別人不同了，這個還是可以理解的，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嘛。我說，這事兒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就不要為難她啦。”
幾次調動失敗，徐爽感到，她就像孫悟空，被如來佛攥在手心裏，翻多大的筋鬥，都翻不出如來佛的
掌心。
她終於死了心，不再聯係調動了。
她的腦海裏，又浮現出那個遙遠而又冰冷的，在世界上麵積第二大的國度——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