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0章 五常大米
農業巨頭從1983開始 作者：比拉夫大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和改革開放後許多突破一樣，這場盛宴也是從浙江開始的，李未去浙江談稻米收購業務的時候，從魯冠球那兒聽到了近期浙江悄然發生的一場集體企業的量化改革運動，這也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次大規模產權變革。
所謂“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鄉鎮集體企業的資產通過土法評估後，將集體資本全數或部分退出，經營者以贖買的方式獲得企業的主要股權；這項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環和溫嶺兩縣出現的，它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溫州地區，繼而在浙江全境的集體企業中被廣泛試驗。
這是一場沒有嚴格規範的產權改革運動，在具體的資產評估上，由於缺乏量化的標準和評估體係，各縣市的量化手法千奇百怪；大多數企業采取的是“毛估估”的做法，有些縣硬性規定，集體資產一律按賬麵數增值40％計算，而事實上，相當多的企業經過多年發展，其資產早已增值了幾倍、幾十倍。
溫州地區的一家二輕物資公司將其屬下二十多家企業全部量化改造，而資產評估值以1990年的不變價為準。
紹興一家紡織企業的量化方案是：將企業的資產量化出10％，折算成50萬元作為集體股，全廠200多名職工每人出資5000元，經營者出資100多萬元，組成一個資本額為50萬元的股份製企業；其後，新企業無償使用著原有企業的機器設備，一切開支則由老企業承擔，經過近一年的運行，新企業產生驚人的利潤，而原來的集體企業則毫無懸念地陷入了虧損境地，又一年，新企業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將老企業“並購”。
到1996年前後，zj省80％的中小集體企業都完成了產權量化的改造，成批量地出現了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這樣的量化改革很難保證公平、公開、公正，因此在過程中也發生了很多糾紛。
這場改革從來沒有得到政府的公開肯定，而且在理論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指責這是變相的私分集體財產，是走私有化道路；當時的zj省領導對此進行了有技巧的支持，說對於這樣的改革要迴頭看，不過，不能走迴頭路。
客觀上來講，浙江的量化改革運動肯定牽扯有大量私分集體財產的桉例，但從另一個角度出發那些通過產權改革把集體企業化為私有的老板比過去更加用心做企業，效率比以前不知道高了多少倍，帶動了浙江經濟的飛速增長。
不過這場變動一直處於地下運作階段，同時涉及的也大多都是集體企業，而不是正經的國營企業，全國性的集體企業改革和國有企業改製，要到98年之後才會進行，眼下浙江的這場戲隻是前菜，正兒八經的大菜還沒上席呢。
浙江政策環境寬鬆，李未和當地洽談收購稻米的事很快就辦下來了，然後李未便去了湖南，先去袁老哪兒看了緩釋肥的使用效果，袁老對這種肥料讚不絕口，“用了你們的緩釋肥，每畝有效穗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產量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千粒重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化肥施用量反倒減少了百分之十八到二十四！效果比我們以前用的化肥好多了！”
“就是價格還是太高了，我們做育種都覺得有點吃力，更別說給老百姓用了，要是價格能降下去就好嘍！”這是袁老唯一覺得遺憾的事情了，緩釋肥好是好，但普通老百姓還是用不起啊。
“任何新產品一開始都是這樣的，以後就好了，前兩天焦老師給我打來越洋電話，說新一代緩釋肥已經搞出來了，等過段時間他就迴國把樣品帶給您，這一批樣品的價格更低，效果更好！等多研發幾代，遲早能讓老百姓用上！”日後緩釋肥甚至能讓試驗田裏的水稻產量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化肥施用量降低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眼下的效果算啥啊！
“好，高亮啥時候來長沙？到時候我去接他！”袁老一聽高興壞了，隻要是能提高水稻產量的好消息，他都非常重視。
“用不著，我們長沙分公司的人去接就行了！”李未那好讓袁老親自去接？可推脫再三也沒推開。
說完了化肥的事兒，李未又說起了此行的正事兒，袁老一聽也很高興，“現在水稻產量是上去了，但農民賣糧卻是一年比一年難，你願意收糧那是好事，我肯定得支持！”
有了袁老的支持，hun省也非常歡迎李未的到來，在長沙待了幾天後，把在湖南收購稻米、小麥、玉米的事兒也定了下來；臨走前李未又拜托了袁老另一件事兒，然後拿著他的親筆書信在湖北、江蘇、江西等地走了一圈兒，將自家糧食收購點四處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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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到達廣東的時候，糧食價格果然如同他預料的那般漲了起來，近兩個月糧食平均價格由0.935元\/公斤上升到1.080元\/公斤，漲幅約16%，一些城市糧價出現一日一變甚至一日幾價情況，為改革以來所僅見。
這場糧食價格暴漲會一直持續到95年，最終達到達到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2.155元\/公斤，比放開糧食收購之前翻了一倍還多，然後由於供給過剩，糧食價格在97-98年又出現了大幅度下滑。
但是漲價最大的好處並不是讓農民拿去了，而是歸了流通環節，這也是農業領域慣有的事兒，生產者消息最遲鈍、議價能力最差，實在是耗不過那些商人，超市的食物一年比一年貴，農民卻依舊貧窮，這不僅僅是隻有中國才有的事兒，全世界都是一樣，利潤都讓中間環節拿去了。
就拿咖啡做例子吧，根據樂施會對咖啡流通環節的調查報告可以看出從生產者到消費者，中間經過了多少環節，價格又翻了多少倍。
非洲烏幹達的小咖啡種植園以14美分一公斤的價格將咖啡豆賣給當地的二道販子，二道販子再以19美分一公斤的價格賣給加工廠；然後，經過加工的咖啡豆每公斤加價五美分，低於這個價格他們就沒利潤，高於這個價格，他們的咖啡豆就賣不出去，市場已經將他們的利潤釘死了。
經過加工的咖啡豆被裝進塑料袋裏以每公斤兩美分的運費運往烏幹達首都坎帕拉，此時一公斤咖啡豆的價格是二十六美分，比種植園出售的價格近乎翻了一倍；然後烏幹達咖啡出口商可以拿到每噸十美元，也就是每公斤一美分的利潤。
在正式出口之前，這些咖啡豆還需要經過挑選、銷毀劣質咖啡豆、分級、確認等環節，等這些咖啡豆送到雀巢公司位於西倫敦的加工廠時，這些咖啡豆的價格已經升到每公斤1.64美元，超過了初次收購價的十倍。
而等這些咖啡豆被磨成粉末、包裝完畢擺上貨架時，呈現在最終消費者麵前的價格赫然高達26.4美元，幾乎是小咖啡種植園售價的二百倍！
通過這個流程可以看出，食品供應體係是一個漏鬥狀的模型，再從耕地到餐桌的供應鏈上，最初的生產者和最終的消費者人數最多，而位於中間的加工商、生產商、分銷商逐次減少，人數最少的是大買家和批發商。
長途運輸、加工等工序需要大量資本，準入門檻極高，一般企業玩不轉，同時企業規模越大，運輸倉儲業務越多，平均成本就越低，所以糧食流通領域的最終權力就掌握在他們手上，abcd四大糧商、聯合水果公司、雀巢等巨頭企業就扮演著這樣的角色，當掌控種植者到消費者之間通道的企業越來越少時，他們就擁有了掌控種植者和消費者的雙重權力，用壟斷將種植者和消費者拿捏地死死的，賺取了最豐厚的利潤。
所以才會出現農民越來越不賺錢，有些時候寧願水果爛在地裏都不願意去收，而超市裏的水果卻越來越貴，消費者隨便選幾樣水果就會遇到價格殺手背刺的現象，就算是網絡時代，消費者可以直接和種植者對接也避免不了這一現象。
這時候掌控種植者和消費者的又變成了網站、物流公司、推廣商......不然市場上有那麽多同品種的水果，為什麽你的可以讓消費者看見？這些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黑布林大李子甜不甜”這句話可不能白說，那些在網上帶貨的主播大多數也不會免費為種植戶服務。
好在國家對主糧種植戶還有保底價格收購的這項政策，要不然主糧種植戶的日子就更難過了，但保底收購隻針對特定的產品，商業化種植就沒有這麽好的事兒了，於是就有了砂糖橘變殺人橘的桉例。
李未也無力改變這一現狀，他頂多能讓自己的企業稍微有良心點，趕在其它企業之前實現規模化，然後再稍微照顧一點兒種植戶和消費者的利益。
到達廣東後，通過和自家企業的職工還有王石他們聊天發現，這邊也在進行著改革，在廣東第一次出現了“下崗”這個詞，有些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開始裁員，他們或是隻給員工發基本生活費，或是采取直接買斷的模式，比如無線電廠就和三百多名工人簽署了買斷協議，以一千三百元每年給工人發放工齡補償，拿到錢之後這些工人就和企業完全沒關係了，以後他們都得自謀生路。
這項政策在廣東倒是沒遇到太大阻力，一來工齡補償如數發放了，說是多少就是多少，很少有扣的；二來這些有技術、有經驗的工人其實早就在外麵兼職打工了，就算離開工廠，不管是去私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都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還可以賺取更高的工資，有些甚至拿著補償金自己創業，個別幸運兒便乘著風口而起，若幹年後成了大富翁。
但等日後這項政策轉移到北方，尤其是東北一帶的時候，卻引發了工人的強烈反對，因為這些地方，尤其是老工業基地的工人，早已習慣了以廠為家、世代傳承的生活，突然把他們從廠裏丟出去，他們根本就無所適從，更重要的是這些地方經濟不夠活躍，沒有那麽多工作崗位可以讓他們重新就業，再加曲婉婷她媽這種人，讓東北的下崗工人麵臨著嚴峻的生存危機，他們自然不會支持。
李未還去見了小馬他們，小馬今年已經畢業了，在家裏的安排下進入潤迅公司做編程工程師，眼下看來似乎還沒創業的打算；張誌東去了華南理工讀研深造，許晨曄也考上了南京大學計算機係的研究生，他們幾個想要重聚估計得三年以後了，騰訊五虎的傳說尚未開啟。
在廣東待了一段時間後，李未直接飛往hlj，在哈爾濱降落，然後上了當地分公司的車，簡單地了解了下hlj分公司的運營情況後，第二天便去了位於哈爾濱西南一百二十公裏的五常。
五常才剛剛撤縣設市，這裏土壤肥沃、氣候適宜，非常適合種植稻米，從唐初渤海國時期便有人在這裏種植水稻，清代道光年間這裏出產的大米成為貢米，五常大米的名字第一次為國人所熟知。
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投入巨大財力、物力、人力開拓東北，五常水稻種植麵積不斷擴大，五十年代就達到十萬畝並逐漸成為中國水稻生產第一縣，而現如今五常的水稻種植麵積已經占到整個hlj的十分之一。
日後，任何一家大米企業都想占下這塊黃金寶地，現在李未就是為了這件事來的。
但現如今，日後大家所熟悉的五常大米其實還沒有培育出來，所以李未來到五常後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找當地領導談，而且前往龍鳳山鄉農業技術推廣站，他後世吃過的那種香氣四溢的五常大米就誕生於這裏。
“請問田站長在麽？”李未拿著袁老寫的書信走了進去。
所謂“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鄉鎮集體企業的資產通過土法評估後，將集體資本全數或部分退出，經營者以贖買的方式獲得企業的主要股權；這項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環和溫嶺兩縣出現的，它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溫州地區，繼而在浙江全境的集體企業中被廣泛試驗。
這是一場沒有嚴格規範的產權改革運動，在具體的資產評估上，由於缺乏量化的標準和評估體係，各縣市的量化手法千奇百怪；大多數企業采取的是“毛估估”的做法，有些縣硬性規定，集體資產一律按賬麵數增值40％計算，而事實上，相當多的企業經過多年發展，其資產早已增值了幾倍、幾十倍。
溫州地區的一家二輕物資公司將其屬下二十多家企業全部量化改造，而資產評估值以1990年的不變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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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6年前後，zj省80％的中小集體企業都完成了產權量化的改造，成批量地出現了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這樣的量化改革很難保證公平、公開、公正，因此在過程中也發生了很多糾紛。
這場改革從來沒有得到政府的公開肯定，而且在理論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指責這是變相的私分集體財產，是走私有化道路；當時的zj省領導對此進行了有技巧的支持，說對於這樣的改革要迴頭看，不過，不能走迴頭路。
客觀上來講，浙江的量化改革運動肯定牽扯有大量私分集體財產的桉例，但從另一個角度出發那些通過產權改革把集體企業化為私有的老板比過去更加用心做企業，效率比以前不知道高了多少倍，帶動了浙江經濟的飛速增長。
不過這場變動一直處於地下運作階段，同時涉及的也大多都是集體企業，而不是正經的國營企業，全國性的集體企業改革和國有企業改製，要到98年之後才會進行，眼下浙江的這場戲隻是前菜，正兒八經的大菜還沒上席呢。
浙江政策環境寬鬆，李未和當地洽談收購稻米的事很快就辦下來了，然後李未便去了湖南，先去袁老哪兒看了緩釋肥的使用效果，袁老對這種肥料讚不絕口，“用了你們的緩釋肥，每畝有效穗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產量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千粒重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化肥施用量反倒減少了百分之十八到二十四！效果比我們以前用的化肥好多了！”
“就是價格還是太高了，我們做育種都覺得有點吃力，更別說給老百姓用了，要是價格能降下去就好嘍！”這是袁老唯一覺得遺憾的事情了，緩釋肥好是好，但普通老百姓還是用不起啊。
“任何新產品一開始都是這樣的，以後就好了，前兩天焦老師給我打來越洋電話，說新一代緩釋肥已經搞出來了，等過段時間他就迴國把樣品帶給您，這一批樣品的價格更低，效果更好！等多研發幾代，遲早能讓老百姓用上！”日後緩釋肥甚至能讓試驗田裏的水稻產量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化肥施用量降低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眼下的效果算啥啊！
“好，高亮啥時候來長沙？到時候我去接他！”袁老一聽高興壞了，隻要是能提高水稻產量的好消息，他都非常重視。
“用不著，我們長沙分公司的人去接就行了！”李未那好讓袁老親自去接？可推脫再三也沒推開。
說完了化肥的事兒，李未又說起了此行的正事兒，袁老一聽也很高興，“現在水稻產量是上去了，但農民賣糧卻是一年比一年難，你願意收糧那是好事，我肯定得支持！”
有了袁老的支持，hun省也非常歡迎李未的到來，在長沙待了幾天後，把在湖南收購稻米、小麥、玉米的事兒也定了下來；臨走前李未又拜托了袁老另一件事兒，然後拿著他的親筆書信在湖北、江蘇、江西等地走了一圈兒，將自家糧食收購點四處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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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糧食價格暴漲會一直持續到95年，最終達到達到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2.155元\/公斤，比放開糧食收購之前翻了一倍還多，然後由於供給過剩，糧食價格在97-98年又出現了大幅度下滑。
但是漲價最大的好處並不是讓農民拿去了，而是歸了流通環節，這也是農業領域慣有的事兒，生產者消息最遲鈍、議價能力最差，實在是耗不過那些商人，超市的食物一年比一年貴，農民卻依舊貧窮，這不僅僅是隻有中國才有的事兒，全世界都是一樣，利潤都讓中間環節拿去了。
就拿咖啡做例子吧，根據樂施會對咖啡流通環節的調查報告可以看出從生產者到消費者，中間經過了多少環節，價格又翻了多少倍。
非洲烏幹達的小咖啡種植園以14美分一公斤的價格將咖啡豆賣給當地的二道販子，二道販子再以19美分一公斤的價格賣給加工廠；然後，經過加工的咖啡豆每公斤加價五美分，低於這個價格他們就沒利潤，高於這個價格，他們的咖啡豆就賣不出去，市場已經將他們的利潤釘死了。
經過加工的咖啡豆被裝進塑料袋裏以每公斤兩美分的運費運往烏幹達首都坎帕拉，此時一公斤咖啡豆的價格是二十六美分，比種植園出售的價格近乎翻了一倍；然後烏幹達咖啡出口商可以拿到每噸十美元，也就是每公斤一美分的利潤。
在正式出口之前，這些咖啡豆還需要經過挑選、銷毀劣質咖啡豆、分級、確認等環節，等這些咖啡豆送到雀巢公司位於西倫敦的加工廠時，這些咖啡豆的價格已經升到每公斤1.64美元，超過了初次收購價的十倍。
而等這些咖啡豆被磨成粉末、包裝完畢擺上貨架時，呈現在最終消費者麵前的價格赫然高達26.4美元，幾乎是小咖啡種植園售價的二百倍！
通過這個流程可以看出，食品供應體係是一個漏鬥狀的模型，再從耕地到餐桌的供應鏈上，最初的生產者和最終的消費者人數最多，而位於中間的加工商、生產商、分銷商逐次減少，人數最少的是大買家和批發商。
長途運輸、加工等工序需要大量資本，準入門檻極高，一般企業玩不轉，同時企業規模越大，運輸倉儲業務越多，平均成本就越低，所以糧食流通領域的最終權力就掌握在他們手上，abcd四大糧商、聯合水果公司、雀巢等巨頭企業就扮演著這樣的角色，當掌控種植者到消費者之間通道的企業越來越少時，他們就擁有了掌控種植者和消費者的雙重權力，用壟斷將種植者和消費者拿捏地死死的，賺取了最豐厚的利潤。
所以才會出現農民越來越不賺錢，有些時候寧願水果爛在地裏都不願意去收，而超市裏的水果卻越來越貴，消費者隨便選幾樣水果就會遇到價格殺手背刺的現象，就算是網絡時代，消費者可以直接和種植者對接也避免不了這一現象。
這時候掌控種植者和消費者的又變成了網站、物流公司、推廣商......不然市場上有那麽多同品種的水果，為什麽你的可以讓消費者看見？這些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黑布林大李子甜不甜”這句話可不能白說，那些在網上帶貨的主播大多數也不會免費為種植戶服務。
好在國家對主糧種植戶還有保底價格收購的這項政策，要不然主糧種植戶的日子就更難過了，但保底收購隻針對特定的產品，商業化種植就沒有這麽好的事兒了，於是就有了砂糖橘變殺人橘的桉例。
李未也無力改變這一現狀，他頂多能讓自己的企業稍微有良心點，趕在其它企業之前實現規模化，然後再稍微照顧一點兒種植戶和消費者的利益。
到達廣東後，通過和自家企業的職工還有王石他們聊天發現，這邊也在進行著改革，在廣東第一次出現了“下崗”這個詞，有些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開始裁員，他們或是隻給員工發基本生活費，或是采取直接買斷的模式，比如無線電廠就和三百多名工人簽署了買斷協議，以一千三百元每年給工人發放工齡補償，拿到錢之後這些工人就和企業完全沒關係了，以後他們都得自謀生路。
這項政策在廣東倒是沒遇到太大阻力，一來工齡補償如數發放了，說是多少就是多少，很少有扣的；二來這些有技術、有經驗的工人其實早就在外麵兼職打工了，就算離開工廠，不管是去私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都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還可以賺取更高的工資，有些甚至拿著補償金自己創業，個別幸運兒便乘著風口而起，若幹年後成了大富翁。
但等日後這項政策轉移到北方，尤其是東北一帶的時候，卻引發了工人的強烈反對，因為這些地方，尤其是老工業基地的工人，早已習慣了以廠為家、世代傳承的生活，突然把他們從廠裏丟出去，他們根本就無所適從，更重要的是這些地方經濟不夠活躍，沒有那麽多工作崗位可以讓他們重新就業，再加曲婉婷她媽這種人，讓東北的下崗工人麵臨著嚴峻的生存危機，他們自然不會支持。
李未還去見了小馬他們，小馬今年已經畢業了，在家裏的安排下進入潤迅公司做編程工程師，眼下看來似乎還沒創業的打算；張誌東去了華南理工讀研深造，許晨曄也考上了南京大學計算機係的研究生，他們幾個想要重聚估計得三年以後了，騰訊五虎的傳說尚未開啟。
在廣東待了一段時間後，李未直接飛往hlj，在哈爾濱降落，然後上了當地分公司的車，簡單地了解了下hlj分公司的運營情況後，第二天便去了位於哈爾濱西南一百二十公裏的五常。
五常才剛剛撤縣設市，這裏土壤肥沃、氣候適宜，非常適合種植稻米，從唐初渤海國時期便有人在這裏種植水稻，清代道光年間這裏出產的大米成為貢米，五常大米的名字第一次為國人所熟知。
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投入巨大財力、物力、人力開拓東北，五常水稻種植麵積不斷擴大，五十年代就達到十萬畝並逐漸成為中國水稻生產第一縣，而現如今五常的水稻種植麵積已經占到整個hlj的十分之一。
日後，任何一家大米企業都想占下這塊黃金寶地，現在李未就是為了這件事來的。
但現如今，日後大家所熟悉的五常大米其實還沒有培育出來，所以李未來到五常後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找當地領導談，而且前往龍鳳山鄉農業技術推廣站，他後世吃過的那種香氣四溢的五常大米就誕生於這裏。
“請問田站長在麽？”李未拿著袁老寫的書信走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