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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仲淹，字希，蘇州吳縣人，幼年喪父，家境貧寒，但他刻苦讀書，宋真宗大祥符8年進士及第，開始了宦遊生涯。他當地方官時，很注意興修水利，興辦學校，關心時政得失，尤其是陝西前線率領軍隊遏製了西夏攻勢，聲望越來越高。宋仁宗天聖6年，上書言朝廷得失，民間利病，為晏殊薦為秘閣校理。景?2年權知開封府，當時輿論認為“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景?3年，範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任用親信，又上書譏切時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呂夷簡。為此範仲淹被呂夷簡指責為離間君臣、引用朋黨，被罷去權知開封府事。範仲淹遭受排斥時，挺身而出對他表示支持的，有餘靖、尹洙、歐陽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館閣清要職並以學知名的人士。慶曆3年初，宋廷對夏戰爭慘敗後，農民起義猶如山雨欲來，而宰相呂夷簡對此束手無策。宋仁宗改革唿聲的推動下“遂欲天下弊事”，遂於這年3月罷去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命歐陽修、餘靖、蔡襄等人為諫官，7月，任命範仲淹為參知政事與宰相章得象同時執政，任命富弼、韓琦等為樞密副使。這1班朝臣，當時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稱讚，以為可以有所作為了。宋仁宗召對，對範仲淹、富弼等特別禮遇，並曾多次催促，要求他們立即拿出1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來。於是1片改革唿聲，範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改革意見，並加以補充發揮，於慶曆3年9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折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宋仁宗采納了這些意見，連續頒布幾道詔令，當年和次年上半年陸續頒行全國，號稱“慶曆政”。
所有的變法者，範仲淹是我喜歡的1位。對於範仲淹及歐陽修、富弼、韓琦等“慶曆政”改革者的人格、品德及才華我都十分敬佩。呂說：“先儒論宋朝人物，以範仲淹為第一。”我深以為然。範仲淹的才華自不用說，寫有著名的《嶽陽樓記》，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千古名句。範仲淹答梅堯臣的《靈烏賦》強調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彰顯了古代士大夫為民請命的凜然大節。人如其，範仲淹一生確是勤奮，正直，為國為民的一生。與唐朝主持永貞革的王叔投機取巧，急於升官截然不同，範仲淹從來不以個人升遷為第一目的。這1點被譽為“三光”的3件事足以證明。第1件是勸退風波。仁宗天聖7年，即西元1029年，剛任秘閣校理的範仲淹上書請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後還政給仁宗，結果貶範仲淹為河府通判。第2件是廢後風波。仁宗明道2年，即西元1033年，仁宗皇帝要把郭皇後廢掉。宰相呂夷簡雙手讚成仁宗廢黜郭後，而時任右司諫的範仲淹則直言極諫，不讓仁宗離婚，終仁宗被煩的受不了，把範仲淹貶知睦州。範仲淹和呂夷簡也由此反目成仇。第3件是朋黨風波。仁宗景?3年，即西元1037年，呂夷簡對仁宗說：“仲淹迂闊，務名無實。”範仲淹聽了，很不開心，連上4論，分別是《帝王好尚》，《選賢任能》，《近名》，《推委》，4論內容“大抵譏指時政”。並上“百官圖”，指責呂夷簡“任人不當，以私枉法”，被呂夷簡斥為“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貶知饒州。對君主，是明知被貶也敢直言犯上，還是曲意奉承，這是居高位者品德高尚與卑劣的重要區別。對待百姓範仲淹也是真誠的關愛，他曾出資購買良田千畝，讓其弟找賢人經營，收入分不取，成立公積金，對範氏遠祖的後代子孫義贈口糧，對婚喪嫁娶也均有資助。也許細節能說明問題。範仲淹擔任?州地方官時，有1天閑暇無事，帶同僚屬下登上高樓，設置酒宴，還沒有舉杯飲酒，看到有幾個披麻戴孝的人營造下葬的器具，不但沒生氣，而且急忙派人去詢問他們。原來是1個客居?州的讀書人死了，準備埋葬近郊，但是棺材、墓穴和其他送葬器物都還沒有著落。範仲淹聽後露出哀悼的神情，立即撤去酒席，並給喪家1筆可觀的錢，讓他們辦完喪事。參加宴會的客人間有的為此感動得流下了眼淚。而範仲淹自己一生勤儉節維，到死時積蓄已，1家人貧病交困，僅借官屋暫棲，略避風雨。範仲淹的種種德行善舉感動天下，全國百姓視範仲淹為聖賢而敬之。範仲淹升官時，老百姓都高興，為了表示慶祝，家家買酒喝，沒錢借錢也要買。範仲淹死時，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涼等地的各少數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眾舉哀，連日齋戒。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老百姓紛紛為他建祠畫像，數百族人來到祠堂，像死去父親一樣痛哭哀悼。
說了範仲淹這麽多好話，隻想證明1點，範仲淹與其他改革者一心或為自己升官發財或為實現自己權利抱負不一樣，他主導改革是真心想為國家為人民做事。看1下他的改革措施。
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製度。那時，升降官員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隻以資曆為準。故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苟且，無所作為。範仲淹提出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
2抑僥幸，即限製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徑。當時，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1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20年，1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這樣1個接1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開支，而且這些紈絝子弟又不幹正事，隻知相互包庇，結黨營私。為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財政開支考慮，應該限製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3精貢舉，即嚴密貢舉製度。為了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該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隻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隻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4擇長官。針對當時分布州縣兩級官不稱職者十居八的狀況，範仲淹建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5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範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職辦事呢？他建議朝廷均衡1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然後，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6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範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窮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並製定1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製度長期實行。
修武備，即整治軍備。範仲淹建議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3個季度的時光務農，1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鬥，寓兵於農，實施這1製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京師的這種製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執行。
8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9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範仲淹認為，法度是要示信於民，如今卻頒行不久便隨即改，為此朝廷必須討論哪些可以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皇帝製命和國家法令，頒布下去。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於經常變了。
10減徭役。範仲淹認為如今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加繁重。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將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並為1院；職官廳差人幹的雜役，可派級1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迴農村。這樣，民間便不再為繁重的困擾而憂愁了。
這些政策整體上、長期看確實是有利於國也有利於民。而且，有別於王安石為了變法不擇手段，令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慶曆政所用大都是君子，如富弼、蘇舜欽、歐陽修、胡瑗、孫複、張方平、狄青、種世衡、李覯、許元，《丞相範忠宣公》記：“正公門下多延賢士”，絕對合乎史實。
一群為國為民的賢士，製定了1係列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得到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普遍支持與期待，“天下翹首以望太平”的情況下，推行的革卻僅僅1年左右就曇花一現地夭折了。失敗的直接原因看似是權貴階層的反撲。他們誣蔑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他們並串通宦官不斷到宋仁宗麵前散布範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曾作過西北統帥的夏辣，是個詭計多端的家夥，宰相呂夷簡告病退休時，他滿心以為憑自己的資曆可以接替宰相職位，沒料想石介、歐陽修的評擊下，非但沒有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官職也丟了。他惱羞成怒，蓄意報複。於是他讓家裏的1個使女天天臨摹石介的手跡，等到寫得到石介親筆字一模一樣了，便偽造出1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信裏說要廢掉仁宗。夏辣到處張揚，誣陷改革派陰謀另立皇帝。於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的勢力這麽強大，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慶曆5年初，1年前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範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富弼、歐陽修等革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慶曆政失敗。
將慶曆政失敗的原因歸於保守派的破壞過於簡單了。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分歧來解釋改革的失敗，有違曆史真實。慶曆政失敗的真正原因是極大地觸犯了相當部分百姓的利益而又沒對其他大部分百姓帶來實際的好處。具體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是對相當大1部分百姓利益造成極大損害。慶曆政主要是進行吏治整頓，三冗三費是改革所要打擊的主要目標。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這一改革製度上所要作的主要變動，就是要改變趙匡胤恩養士大夫的祖製，向參與政治的廣大知識分子開刀，打破他們的鐵飯碗，所以，改革將要觸動是士人、官僚和讀書人利益。整個士人、官僚和全天下讀書人這絕對不能算是極少數人，否則也不會有朝廷內外反對改革之聲連成1片的情況。吏治是必須整頓，但那麽急、那麽快、那麽隨意，令90%以上公務員沒有任何緩衝和準備的情況下立即丟官，讓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頓時減少90%，使全天下讀書人1下看不到希望，社會怎麽穩定。我很不同意，一說到百姓就專指窮人、農民、草根，窮人、農民、草根固然是國百姓的大部分，但士人、富人、精英就不是百姓的1部分嗎？百姓既包括全體封建主義勞動者、封建主義事業建設者也包括擁護封建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大宋王朝統一的愛國者。但是改革者們為了快速地推進改革，往往借口改革總要有人牲犧，有意無意地忽視其1部分百姓的利益。比如說，取消奧數。奧數應不應該取消不作討論，暫且認為應取消吧。1些省，原本奧數獲獎者，高考加分，突然說取消就取消。那些從高一甚至小學就開始主攻奧數而減少其他課目學習的高三學生怎麽辦？總要給個一兩年緩衝。朱?基總理以前主導工人下崗分流，就做好了他們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低生活保障製度的銜接。否則，隨隨便便犧牲上億工人利益，那安定團結就不要想要了。穩定永遠是大局。
二是其他老百姓沒有得到實實的好處。可能給百姓帶來利益的“厚農桑”等措施並未實施。明黜陟、抑僥幸、擇長官雖然很有必要。但如何對官員進行考核，範仲淹做得簡單粗暴，把當時地方高級官員名單拿過來一看，認為不合適的一律紅筆一勾，就算撤職了。富弼對範仲淹道：“你這樣隨便一勾容易，可知道人家1大家人都要哭啦。”範仲淹迴答的氣貫長虹。他說：“1家哭總比1路哭強吧。”問題於，範仲淹和派往各地考查幹部的欽差，考核幹部都沒有一個標準，把哪些人勾掉，哪些人不勾掉，全憑個人感覺好惡，那就未必真正能做到庸者下，能者上。連包青天就都上奏《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很能說明問題。均公田實際上是高薪養廉，如果不建立起1套有效的普遍的民主監督機製和透明的懲辦機製，隻會高薪養貪。當然，這種有效的監督和懲辦機製的建立，對於範仲淹來說，是1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減徭役，減了幾個縣邑能省多少徭役？而且對當時害民不輕的募役法沒有從根本上觸動。精貢舉改得也不深入不徹底。加上改革時間又實太短，改革成果還沒顯現就結束了，總之廣大老百姓沒有從慶曆革受到多少利益。當然這些範仲淹是不能控製或超出能力範圍了。
三是急功近利。慶曆3年西元1043年9月底，本來範仲淹還沒準備好，也許仁宗求治心切，沒有充分考慮改革的艱難吧，特地打開天章閣再次召見範仲淹等人。天章閣是保存皇帝手稿的禁地，以前從未此接見大臣，可謂禮遇空前。天章閣，焦急的仁宗賜他們坐自己對麵，迫不及待地站起來，親手將紙筆遞交給這幾位，催促他們寫出方案。過了幾天，仁宗又親筆寫下手詔，催他們快辦。這場改革的方案就這樣仁宗皇帝急切催促下寫就。方案剛剛擬定之後，沒有經過認真研究，沒有充分做好事前準務，急於求成的仁宗皇帝就下詔頒布實行。對施行過程出現的不少問題，如州縣官吏人心惶惶，無所適從，各衙門的正常秩序被破壞，官吏竟相爭官等，因沒有思想準備而不能采取措施加以應變。這種主張速變的改革，缺少一個按部就班、切實推行的條理。改革的成功，依賴於上軌道之社會基礎的支持，而這種社會基礎的培養絕不是1朝1夕就能完成的。範仲淹把改革變成1個手段，希圖借此促進理想社會基礎的建設，不能不說是犯了因果倒置的錯誤。這種缺乏統籌全局的改革，一時政令頻出，大大超出社會所能承受限度；政令的倉促出台也難免彼此間不相一致。重要的是，這樣的改革，破壞舊製的同時，不能立刻提出可行的建設方案，開始一廂情願所設計的體係往往同現實不相吻合。於是，破壞和建設間容易出現社會秩序的失控狀態。
四是黨同伐異，有害於國。內侍藍元震上書：“範仲淹、歐陽修、尹洙、餘靖”，“四人得時”，“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挈，不過二三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收到指控結黨的小報告之後，仁宗想聽聽範仲淹他們的說法。胸懷坦誠的範仲淹竟迴答說：“我邊防的時候，見到能打仗、會打仗的人聚一起，自稱1黨，怯懦的人也自為1黨。朝廷上，正、邪兩黨也是一樣。陛下隻要用心體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結黨做好事，那對國家有什麽害處呢？”歐陽修是寫了1篇《朋黨論》的政論呈交仁宗歐陽修的章，對派別問題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認大夥的確都結黨。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偽朋”，有君子以“同道”結成的“真朋”。其實沒有哪1黨1派不說自己是君子的，而且既然結黨，必有私利，黨派的大特點就是自私性和排他性。王夫之《宋論》評論慶曆政時，直接指責範仲淹引發的黨爭風潮，開宋代黨爭之漸，導致了北宋滅亡。
慶曆革再1次證明，能夠照顧到絕大多數人民利益，搏得社會各階層的理解和賞識，是變法取得成功的不可否缺的關鍵因素。做不到這1點，哪怕賢德如範仲淹也很難取得成功。
範仲淹，字希，蘇州吳縣人，幼年喪父，家境貧寒，但他刻苦讀書，宋真宗大祥符8年進士及第，開始了宦遊生涯。他當地方官時，很注意興修水利，興辦學校，關心時政得失，尤其是陝西前線率領軍隊遏製了西夏攻勢，聲望越來越高。宋仁宗天聖6年，上書言朝廷得失，民間利病，為晏殊薦為秘閣校理。景?2年權知開封府，當時輿論認為“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景?3年，範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任用親信，又上書譏切時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呂夷簡。為此範仲淹被呂夷簡指責為離間君臣、引用朋黨，被罷去權知開封府事。範仲淹遭受排斥時，挺身而出對他表示支持的，有餘靖、尹洙、歐陽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館閣清要職並以學知名的人士。慶曆3年初，宋廷對夏戰爭慘敗後，農民起義猶如山雨欲來，而宰相呂夷簡對此束手無策。宋仁宗改革唿聲的推動下“遂欲天下弊事”，遂於這年3月罷去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命歐陽修、餘靖、蔡襄等人為諫官，7月，任命範仲淹為參知政事與宰相章得象同時執政，任命富弼、韓琦等為樞密副使。這1班朝臣，當時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稱讚，以為可以有所作為了。宋仁宗召對，對範仲淹、富弼等特別禮遇，並曾多次催促，要求他們立即拿出1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來。於是1片改革唿聲，範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改革意見，並加以補充發揮，於慶曆3年9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折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宋仁宗采納了這些意見，連續頒布幾道詔令，當年和次年上半年陸續頒行全國，號稱“慶曆政”。
所有的變法者，範仲淹是我喜歡的1位。對於範仲淹及歐陽修、富弼、韓琦等“慶曆政”改革者的人格、品德及才華我都十分敬佩。呂說：“先儒論宋朝人物，以範仲淹為第一。”我深以為然。範仲淹的才華自不用說，寫有著名的《嶽陽樓記》，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千古名句。範仲淹答梅堯臣的《靈烏賦》強調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彰顯了古代士大夫為民請命的凜然大節。人如其，範仲淹一生確是勤奮，正直，為國為民的一生。與唐朝主持永貞革的王叔投機取巧，急於升官截然不同，範仲淹從來不以個人升遷為第一目的。這1點被譽為“三光”的3件事足以證明。第1件是勸退風波。仁宗天聖7年，即西元1029年，剛任秘閣校理的範仲淹上書請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後還政給仁宗，結果貶範仲淹為河府通判。第2件是廢後風波。仁宗明道2年，即西元1033年，仁宗皇帝要把郭皇後廢掉。宰相呂夷簡雙手讚成仁宗廢黜郭後，而時任右司諫的範仲淹則直言極諫，不讓仁宗離婚，終仁宗被煩的受不了，把範仲淹貶知睦州。範仲淹和呂夷簡也由此反目成仇。第3件是朋黨風波。仁宗景?3年，即西元1037年，呂夷簡對仁宗說：“仲淹迂闊，務名無實。”範仲淹聽了，很不開心，連上4論，分別是《帝王好尚》，《選賢任能》，《近名》，《推委》，4論內容“大抵譏指時政”。並上“百官圖”，指責呂夷簡“任人不當，以私枉法”，被呂夷簡斥為“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貶知饒州。對君主，是明知被貶也敢直言犯上，還是曲意奉承，這是居高位者品德高尚與卑劣的重要區別。對待百姓範仲淹也是真誠的關愛，他曾出資購買良田千畝，讓其弟找賢人經營，收入分不取，成立公積金，對範氏遠祖的後代子孫義贈口糧，對婚喪嫁娶也均有資助。也許細節能說明問題。範仲淹擔任?州地方官時，有1天閑暇無事，帶同僚屬下登上高樓，設置酒宴，還沒有舉杯飲酒，看到有幾個披麻戴孝的人營造下葬的器具，不但沒生氣，而且急忙派人去詢問他們。原來是1個客居?州的讀書人死了，準備埋葬近郊，但是棺材、墓穴和其他送葬器物都還沒有著落。範仲淹聽後露出哀悼的神情，立即撤去酒席，並給喪家1筆可觀的錢，讓他們辦完喪事。參加宴會的客人間有的為此感動得流下了眼淚。而範仲淹自己一生勤儉節維，到死時積蓄已，1家人貧病交困，僅借官屋暫棲，略避風雨。範仲淹的種種德行善舉感動天下，全國百姓視範仲淹為聖賢而敬之。範仲淹升官時，老百姓都高興，為了表示慶祝，家家買酒喝，沒錢借錢也要買。範仲淹死時，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涼等地的各少數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眾舉哀，連日齋戒。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老百姓紛紛為他建祠畫像，數百族人來到祠堂，像死去父親一樣痛哭哀悼。
說了範仲淹這麽多好話，隻想證明1點，範仲淹與其他改革者一心或為自己升官發財或為實現自己權利抱負不一樣，他主導改革是真心想為國家為人民做事。看1下他的改革措施。
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製度。那時，升降官員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隻以資曆為準。故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苟且，無所作為。範仲淹提出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
2抑僥幸，即限製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徑。當時，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1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20年，1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這樣1個接1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開支，而且這些紈絝子弟又不幹正事，隻知相互包庇，結黨營私。為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財政開支考慮，應該限製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3精貢舉，即嚴密貢舉製度。為了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該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隻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隻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4擇長官。針對當時分布州縣兩級官不稱職者十居八的狀況，範仲淹建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5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範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職辦事呢？他建議朝廷均衡1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然後，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6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範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窮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並製定1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製度長期實行。
修武備，即整治軍備。範仲淹建議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3個季度的時光務農，1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鬥，寓兵於農，實施這1製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京師的這種製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執行。
8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9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範仲淹認為，法度是要示信於民，如今卻頒行不久便隨即改，為此朝廷必須討論哪些可以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皇帝製命和國家法令，頒布下去。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於經常變了。
10減徭役。範仲淹認為如今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加繁重。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將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並為1院；職官廳差人幹的雜役，可派級1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迴農村。這樣，民間便不再為繁重的困擾而憂愁了。
這些政策整體上、長期看確實是有利於國也有利於民。而且，有別於王安石為了變法不擇手段，令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慶曆政所用大都是君子，如富弼、蘇舜欽、歐陽修、胡瑗、孫複、張方平、狄青、種世衡、李覯、許元，《丞相範忠宣公》記：“正公門下多延賢士”，絕對合乎史實。
一群為國為民的賢士，製定了1係列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得到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普遍支持與期待，“天下翹首以望太平”的情況下，推行的革卻僅僅1年左右就曇花一現地夭折了。失敗的直接原因看似是權貴階層的反撲。他們誣蔑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他們並串通宦官不斷到宋仁宗麵前散布範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曾作過西北統帥的夏辣，是個詭計多端的家夥，宰相呂夷簡告病退休時，他滿心以為憑自己的資曆可以接替宰相職位，沒料想石介、歐陽修的評擊下，非但沒有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官職也丟了。他惱羞成怒，蓄意報複。於是他讓家裏的1個使女天天臨摹石介的手跡，等到寫得到石介親筆字一模一樣了，便偽造出1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信裏說要廢掉仁宗。夏辣到處張揚，誣陷改革派陰謀另立皇帝。於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的勢力這麽強大，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慶曆5年初，1年前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範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富弼、歐陽修等革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慶曆政失敗。
將慶曆政失敗的原因歸於保守派的破壞過於簡單了。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分歧來解釋改革的失敗，有違曆史真實。慶曆政失敗的真正原因是極大地觸犯了相當部分百姓的利益而又沒對其他大部分百姓帶來實際的好處。具體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是對相當大1部分百姓利益造成極大損害。慶曆政主要是進行吏治整頓，三冗三費是改革所要打擊的主要目標。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這一改革製度上所要作的主要變動，就是要改變趙匡胤恩養士大夫的祖製，向參與政治的廣大知識分子開刀，打破他們的鐵飯碗，所以，改革將要觸動是士人、官僚和讀書人利益。整個士人、官僚和全天下讀書人這絕對不能算是極少數人，否則也不會有朝廷內外反對改革之聲連成1片的情況。吏治是必須整頓，但那麽急、那麽快、那麽隨意，令90%以上公務員沒有任何緩衝和準備的情況下立即丟官，讓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頓時減少90%，使全天下讀書人1下看不到希望，社會怎麽穩定。我很不同意，一說到百姓就專指窮人、農民、草根，窮人、農民、草根固然是國百姓的大部分，但士人、富人、精英就不是百姓的1部分嗎？百姓既包括全體封建主義勞動者、封建主義事業建設者也包括擁護封建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大宋王朝統一的愛國者。但是改革者們為了快速地推進改革，往往借口改革總要有人牲犧，有意無意地忽視其1部分百姓的利益。比如說，取消奧數。奧數應不應該取消不作討論，暫且認為應取消吧。1些省，原本奧數獲獎者，高考加分，突然說取消就取消。那些從高一甚至小學就開始主攻奧數而減少其他課目學習的高三學生怎麽辦？總要給個一兩年緩衝。朱?基總理以前主導工人下崗分流，就做好了他們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低生活保障製度的銜接。否則，隨隨便便犧牲上億工人利益，那安定團結就不要想要了。穩定永遠是大局。
二是其他老百姓沒有得到實實的好處。可能給百姓帶來利益的“厚農桑”等措施並未實施。明黜陟、抑僥幸、擇長官雖然很有必要。但如何對官員進行考核，範仲淹做得簡單粗暴，把當時地方高級官員名單拿過來一看，認為不合適的一律紅筆一勾，就算撤職了。富弼對範仲淹道：“你這樣隨便一勾容易，可知道人家1大家人都要哭啦。”範仲淹迴答的氣貫長虹。他說：“1家哭總比1路哭強吧。”問題於，範仲淹和派往各地考查幹部的欽差，考核幹部都沒有一個標準，把哪些人勾掉，哪些人不勾掉，全憑個人感覺好惡，那就未必真正能做到庸者下，能者上。連包青天就都上奏《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很能說明問題。均公田實際上是高薪養廉，如果不建立起1套有效的普遍的民主監督機製和透明的懲辦機製，隻會高薪養貪。當然，這種有效的監督和懲辦機製的建立，對於範仲淹來說，是1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減徭役，減了幾個縣邑能省多少徭役？而且對當時害民不輕的募役法沒有從根本上觸動。精貢舉改得也不深入不徹底。加上改革時間又實太短，改革成果還沒顯現就結束了，總之廣大老百姓沒有從慶曆革受到多少利益。當然這些範仲淹是不能控製或超出能力範圍了。
三是急功近利。慶曆3年西元1043年9月底，本來範仲淹還沒準備好，也許仁宗求治心切，沒有充分考慮改革的艱難吧，特地打開天章閣再次召見範仲淹等人。天章閣是保存皇帝手稿的禁地，以前從未此接見大臣，可謂禮遇空前。天章閣，焦急的仁宗賜他們坐自己對麵，迫不及待地站起來，親手將紙筆遞交給這幾位，催促他們寫出方案。過了幾天，仁宗又親筆寫下手詔，催他們快辦。這場改革的方案就這樣仁宗皇帝急切催促下寫就。方案剛剛擬定之後，沒有經過認真研究，沒有充分做好事前準務，急於求成的仁宗皇帝就下詔頒布實行。對施行過程出現的不少問題，如州縣官吏人心惶惶，無所適從，各衙門的正常秩序被破壞，官吏竟相爭官等，因沒有思想準備而不能采取措施加以應變。這種主張速變的改革，缺少一個按部就班、切實推行的條理。改革的成功，依賴於上軌道之社會基礎的支持，而這種社會基礎的培養絕不是1朝1夕就能完成的。範仲淹把改革變成1個手段，希圖借此促進理想社會基礎的建設，不能不說是犯了因果倒置的錯誤。這種缺乏統籌全局的改革，一時政令頻出，大大超出社會所能承受限度；政令的倉促出台也難免彼此間不相一致。重要的是，這樣的改革，破壞舊製的同時，不能立刻提出可行的建設方案，開始一廂情願所設計的體係往往同現實不相吻合。於是，破壞和建設間容易出現社會秩序的失控狀態。
四是黨同伐異，有害於國。內侍藍元震上書：“範仲淹、歐陽修、尹洙、餘靖”，“四人得時”，“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挈，不過二三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收到指控結黨的小報告之後，仁宗想聽聽範仲淹他們的說法。胸懷坦誠的範仲淹竟迴答說：“我邊防的時候，見到能打仗、會打仗的人聚一起，自稱1黨，怯懦的人也自為1黨。朝廷上，正、邪兩黨也是一樣。陛下隻要用心體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結黨做好事，那對國家有什麽害處呢？”歐陽修是寫了1篇《朋黨論》的政論呈交仁宗歐陽修的章，對派別問題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認大夥的確都結黨。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偽朋”，有君子以“同道”結成的“真朋”。其實沒有哪1黨1派不說自己是君子的，而且既然結黨，必有私利，黨派的大特點就是自私性和排他性。王夫之《宋論》評論慶曆政時，直接指責範仲淹引發的黨爭風潮，開宋代黨爭之漸，導致了北宋滅亡。
慶曆革再1次證明，能夠照顧到絕大多數人民利益，搏得社會各階層的理解和賞識，是變法取得成功的不可否缺的關鍵因素。做不到這1點，哪怕賢德如範仲淹也很難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