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國曆史上最專製、最腐敗、統治者最殘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為中國數千年中最黑暗的時期之一。明朝當然應該亡,對於中國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煥抗拒滿清入侵,卻不能說是錯了。當時滿清對中國而言是異族,是外國,清兵將漢人數十萬、數十萬的俘虜去,都是作為奴隸或農奴。清兵占領了中國的土地城市,總是燒殺劫掠、極殘酷的虐待漢人。不能由於後代滿清統治勝過了明朝,現在滿族又成為中華民族中一個不可分離的部份,就抹煞了袁崇煥當時抗禦外族入侵的重大意義。正如將來世界大同之後,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國保持獨立和領土主權完整的主張。


    清朝比明朝好,隻不過中國人運氣好,碰到了幾個中國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煥當時是不會知道的。


    隻要專製獨裁的製度存在一天,大家就隻好碰運氣。袁崇煥和億萬中國人民運氣不好,遇上了崇禎。崇禎運氣不好,做上了皇帝。他倉皇出宮那一晚,提起劍來向女兒長平公主斬落時,淒然說道:“你為什麽生在我家?”正是說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齡,都不配做掌握全國軍政大權的皇帝。歸根結底,是專製獨裁製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萬萬中國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製度與社會製度下,萬曆可以成為一個精明的商人,最後被送入戒毒所。天啟是一個精巧的木匠。崇禎做什麽好呢?他殘忍嗜殺,暴躁多疑,智力不夠,自卑感極強,性格中有強烈的犯罪傾向,在現代社會中極可能成為一個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適當的教育與訓練,可以在屠宰場中做屠夫(我當然並不是說屠夫有犯罪傾向),那也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他不能做獵人,因為完全缺乏耐心。


    後世的評論者大都認為,袁崇煥如果不死,滿清不能征服中國。[5]我以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隻要崇禎是皇帝,袁崇煥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變不了基本局麵,除非他趕走崇禎而自己來做皇帝,這當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專製獨裁的製度之下,權力是在皇帝手裏。


    袁崇煥死後二百三十六年,那時清朝也已腐爛得不可收拾了,在離開袁崇煥家鄉不遠的地方,誕生了孫中山先生。他向中國人指明:必須由見識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來管理國家大事。一旦有才幹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權力的腐化,變成專橫獨斷、欺壓人民時,人民立刻就須撤換他。


    袁崇煥和崇禎的悲劇,明末中國億萬人民的悲劇,不會發生於一個具有真正民主製度的國家中。把決定千千萬萬人民生死禍福的大權交在一個人手裏,是中國數千年曆史中一切災難的基本根源。過去我們不知道如何避免這種災難,隻盼望上天生下一位聖主賢君,這願望經常落空。那是曆史條件的限製,是中國人的不幸。孫中山先生不但說明了這個道理,更畢生為了鏟除這個災禍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煥的時代,高貴勇敢的人去抗敵入侵,保衛人民;在孫中山先生的時代,高貴勇敢的人去反抗專製,為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在每一個時代中,我們總見到一些高貴的勇敢的人,為了人群而獻出自己的一生,他們的功業有大有小,孫中山先生的功業極大,袁崇煥當然小得多,然而他們都是奮不顧身,盡力而為。時代不斷在變遷,道德觀念、曆史觀點、功過的評價也不斷改變,然而從高貴的人性中閃耀出來的瑰麗光采,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之中,也照亮了人類曆史的道路。


    魯迅先生曾寫道:“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袁崇煥,正是魯迅先生所稱的“中國的脊梁”,使我們不會失掉自信力。


    曆史上有許多人為人群立了大功業,令我們感謝;有許多人建立了大帝國和長久的皇朝,令我們驚歎。然而袁崇煥“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極度悲慘的遭遇,這個生死以之的“癡心人”,這個無法無天的“潑膽漢”,卻更加強烈的激蕩了我們的心。


    崇禎和袁崇煥兩人的性格,使得這悲劇不可能有別的結局。兩人第一次平台相見,袁崇煥提出“五年平遼”的諾言,殺機就已經伏下了。以後他請內帑、主和議、殺毛文龍,悲劇一步步的展開,殺機一層層的加深,到清軍兵臨北京城下而到達高潮。在這悲劇的高潮中,崇禎不許袁部入城是第一個波浪;袁部苦戰得勝,崇禎催逼他去追擊十倍兵力的清軍,是第二個波浪;北京城裏毀謗袁崇煥的謠諑紛傳是第三個波浪;終於,皇太極使反間計而崇禎中計。至於後來的淩遲,已是戲劇結構上的蕩漾餘波[6]了。


    即使沒有皇太極的反間計,崇禎終於還是會因別的事件、用別的藉口來殺了他的。


    我們想像崇禎二年臘月中國北方的情形:


    在永平、灤州、遷安、遵化一帶的城內和郊外,清兵的長刀正在砍向每一個漢人身上,滿城都是鮮血,滿地都是屍首[7]……


    在通向長城關口的大道上,數十萬漢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騎在馬上的清兵揮舞鞭子在驅趕。清兵不斷的歡唿大叫,這些漢人是他們俘虜來的奴隸,男的押去遼東為他們做苦工,女的分給兵將淫樂[8]……


    在陝西,災荒正在大流行。樹皮草根都吃完了,饑餓的父母養不活兒女,隻好將他們拋在城角的空場上,這些孩子有的在哭號,唿叫:“爸爸,媽媽!”有的拾起了糞便在吃。到第二天,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來拋棄。做母親的看著滿地死兒,舍得把手裏的孩子拋下來嗎?但如帶迴家去,難道眼看他活活的餓死[9]……


    流離在道路上的饑民不知道怪誰才好,隻有怪天。他們向來對老天爺又敬又怕,這時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獄中上刀山、下油鍋也不管了,他們破口大罵老天爺,有氣無力的咒罵,終於倒在地下,再也不起來了[10]……


    在北京城的深宮裏,十八歲的少年皇帝在拍著桌子發脾氣。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斷的問太監:“袁蠻子寫了信沒有?怎麽還不寫好?這家夥跟我過不去,非將他千刀萬剮不可。你們再去催,叫他快寫信給祖大壽!”他憔悴蒼白的臉上泛起了潮紅,眼中布滿了紅絲,不斷的說:“殺了他!殺了他!”……


    在陰森寒冷的禦牢裏,袁崇煥提筆在寫信給祖大壽,硯台裏會結冰吧?他的手會凍得僵硬嗎?會因憤怒而顫抖嗎?他的信裏寫的是些什麽句子?淚水一定滴上了信箋罷?


    皇帝的信使快馬馳出山海關外,將這封信交在祖大壽的手裏。祖大壽讀信之後,伏地大哭。訊息傳了開去:“督師有信來!”


    遼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數萬名間關百戰、滿身累累槍傷箭疤的關東大漢,伏在地下向著北京號啕痛哭,因為他們的督師快要被皇帝殺死了。戰馬悲嘶,朔風唿嘯,綿延數裏的雪地裏盡是伏著憤怒傷心的豪士,白雪不斷的落在他們的鐵盔上、鐵甲上……


    [1]見餘大成《剖肝錄》。


    [2]《論語·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崇禎死後,因為沒有確定的接班人,也就沒有確定的諡法,有毅宗、莊烈帝、懷帝、湣帝、思宗等諡。思宗的“思”字,不是美諡,《逸周書》的諡法解中說:“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即“眚”,意為災害)兆民曰思(意思是“對億萬百姓造成重大災禍”),追悔前過曰思,外內思索曰思。”漢朝的王逸作過一篇楚辭,叫作〈九思〉,是哀悼屈原的,共有九章:逢尤、怨上、疾世、憫上、遭厄、悼亂、傷時、哀歲、守誌。所說的悼亂傷時,疾世哀歲,逢尤遭厄,和袁崇煥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但崇禎寫這“九思”二字時,所想到的當然不會是王逸的“九思”。


    [3]崇禎遺詔:“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也。任爾分裂朕屍,可將文武盡皆殺死,勿壞陵寢,勿傷我百姓一人。”這道遺詔,和相傳留在他身上的遺書文字稍有不同。


    [4]“君非甚闇,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5]梁啟超在《袁崇煥傳》的題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詞,傳中說:廣東崎嶇嶺表,數千年來與中原的關係很淺薄,曆史上影響到全中國的人物極少,隻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禪宗,明朝陳白沙在哲學上昌明唯心論,成為王陽明的先驅,而“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隻有袁崇煥一人。(其實,他即使不提到康有為與孫中山先生,也應當提洪秀全。)又說:“故袁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誌於中國。”康有為在《袁督師遺集·序》中說:“若吾粵袁督師之喪於讒間也,天下震動,鬼神號泣,明社遂屋,餘禍烈烈,波蕩至今。嗚唿,天下才臣名將多矣,讒死亦至夥,而惻惻於人心,震惕於敵國,非止以一身之生死係一姓之存亡,實以一身之生命關中國之全局,則豈惟杜郵、鍾室、涼風、金牌之淒感也。……假若間不行而能盡其才,明或不亡。”他認為白起、韓信、斛律光、嶽飛四人被讒而死,雖令人感歎,但不及袁崇煥事件影響深遠。李濟深〈重修明督師袁崇煥祠墓碑〉:“論明清間事者,僉以為督師不死,滿清不能入主中原。”葉恭綽謁袁崇煥墓詩:“史筆祇今重論定,好申正氣息群紛。”注雲:“近日史學家鉤稽事實,證明袁如不死,滿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關之重,有同嶽飛於宋。文天祥輩尚非其比也。”


    [6]戲劇結構上高潮過後的餘波(anti-climax),通常譯作“反高潮”,似不甚貼切。


    [7]《清史列傳》卷三:“嶽托(滿清大將,代善之子,皇太極的侄兒)曰:遼東以久不降,故誅之。殺永平人,乃貝勒阿敏所為……六年正月,(嶽托)奏言:前克遼東、廣寧,漢人拒命者誅之,複屠永平、灤州漢人。”


    [8]滿清每次出兵,都俘虜大量漢人去做生產工具。這次進攻北京之役俘虜的實數無記錄,但知阿巴泰攻掠山東之役(《碧血劍》中提到的那一次)“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相信崇禎二年一役中俘虜漢人也必達數十萬,《太宗實錄》卷六:“上因問達海(奉命監守明宮太監而使反間計的五將之一)等:‘是役俘獲視前二次如何?’對曰:‘此行俘獲人口,較前甚多!’上曰:‘金銀幣帛,雖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口為可喜耳!’”


    [9]《陝西通誌》,崇禎二年馬懋才〈備陳災變疏〉:“殆年終而樹皮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每晨必棄二三嬰兒於其中,有涕泣者,有叫號者,有唿其父母者,有食其糞者。”


    [10]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崇禎間有民謠曰:‘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為非作歹的享盡榮華,持齋行善的活活餓煞。老天爺,你年紀大。你不會作天,你塌了罷!’此種時日曷喪之心理,非人民痛若至極者,寧忍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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