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更壞的卻是下述的發展。希特勒把挪威定為最高統帥部的戰場，這是陸軍總部無權過問的，那隻不過是擾亂陸上作戰的第一個步驟而已。以後幾乎所有的其他戰場都逐漸變成了最高統帥部的私產，最後隻有東線還是屬於陸軍總部的，可是陸軍總司令卻又已由希特勒自兼。所以陸軍總參謀長對於其他戰場上的事情所具有的影響力量簡直是小得可憐。
同樣，其他兩個軍種的總司令對於大戰略的問題也是毫無影響作用。陸軍總參謀長對於陸軍兵力的全盤分配，根本沒有發言權，常常不知道哪些部隊和物資將會送往其他的戰場。在這種環境中，最高統帥部的作戰處與陸軍總參謀部之間的衝突就無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這種衝突，以便在任何時候都隻有他一個人可以有決定權。自然，這種惡劣的組織注定了要使整個的高級軍事領導歸於崩潰。希特勒對於其自己的意誌力和軍事能力估計過高，又產生了另外一種後果，那就是他用個別的手諭來直接指揮下級部隊，這種情形日益惡劣。
德國軍事領導體係中經常強調一個特點，即希望各級指揮官都能發揮主動精神，並敢於負起責任。一切的措施都以發揮這種特點為理想。所以，照原則上來說，較高級指揮部的“訓令”和中下級指揮部的命令，對於其下級單位都是隻以“指定”任務為限度。(就愛讀書最快更新)至於如何去執行指定的任務，那卻是下級指揮官本身的事情，上級不應加以幹涉。德軍往往能夠戰勝敵人，這種處理命令的製度要算是一個主要原因，因為對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詳細，把所有下級指揮官的行動都加以限製了。除非是萬不得已，德軍方麵總是以盡量不侵越下級單位的權限為原則。
可是希特勒，卻認為他自己坐在辦公室中，要比在前線上的指揮官對情況還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視了標記在他那幅太詳細的情況地圖上的情況，事實上趕不上情況的發展。而且從那樣遠的距離上，他也不可能判斷前線上的行動何者為適合和必要。
他逐漸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愛用手令去幹涉集團軍群、集團軍和更下級單位的行動，這是與他所應關心的範圍完全不相幹的。雖然過去在古德裏安自己的指揮範圍之內，一直不曾受過幹涉，但是當古德裏安從費特布斯克前往羅斯托夫時，中途在一個火車站上曾經與克魯格元帥會晤，他卻曾經給予古德裏安以一個預先的警告。他說在中央集團軍群方麵，任何一個兵力超過一營以上的行動，他都得事先與希特勒商量一下。雖然古德裏安以後總算未受到這種不可以忍受的幹涉，可是由於希特勒的多管閑事，已經使古德裏安們與最高統帥部之間有了夠多的衝突。[就愛讀書]
這種希特勒個人的命令，通常對於指揮和作戰都隻會具有妨礙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極不願意頒發長期性的作戰訓令。(.)當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價死守”的原則，當作其政策的要點時，於是也就愈不願意頒發長期性的訓令。因為他已經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這種長期的訓令會使他們獲得了行動自由，做他所不願意的事情。不過，這樣的結果卻是使一切領導作用都喪失了。長久時間之後，甚至於連一個集團軍群若無統帥部的命令，都無法行動了。古德裏安們時常迴憶到古德裏安們在克裏米亞時的情況，那時古德裏安們具有充份的行動自由。
有許多的記錄都說希特勒的態度是很粗暴的，有時口中噴著白沫，甚至有時還會咬地毯。誠然，他有時會喪失自製能力，不過當古德裏安在場的時候，卻隻看過他發過一次壞脾氣，那就是與哈爾德的爭吵。很明顯，希特勒是看人打發的。專就古德裏安個人的經驗而論，他一直都還能保持著應有的禮貌。即使古德裏安們的意見衝突，也都不曾紅過臉。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專家，對於凡是來見他的人，他都有一套辦法來說服他，並使其接受他的觀點。此外，他當然也知道任何來拜見他的人所具有的動機，並且早已經準備好了一套答辯的理論。他具有一種特殊的能力足以說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觀念，不管那是真的還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剛剛從前線上迴來的軍官，對於他毫無認識，更易於受到他的欺騙。在這種情況下，當這個人出發時，他心理隻想把前線上的事實真象告訴希特勒，可是迴來的時候卻完全被希特勒說服了，而且更充滿了信心。
當古德裏安充任集團軍群總司令的時候，為了作戰的問題，常常與希特勒發生辯論，使古德裏安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為他自己的觀點辯護時，實在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韌性。幾乎一爭論就是好幾個小時，有時他的來賓會達到他的目的，但多數卻是空手迴去，最好的安慰也隻不過是空洞的諾言而己。古德裏安所認識的人中間，再沒有哪一個在這樣的討論中具有與他同等的持久力。與一個前線指揮官之間的爭論，最大限度的時間充其量也還不過幾個小時，可是總參謀長柴茲勒爾上將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動，常常是一爭論就是好幾天。當這種爭論正在進行之際，古德裏安們總是慣於問柴茲勒爾他們已經達到多少“迴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來為其觀點辯護的理由(古德裏安在這裏所指的包括純軍事的在內)，通常也還是不易加以駁迴的。尤其是在有關作戰意圖的任何討論中，所爭論事件的後果幾乎無人能作絕對正確的預測。在戰爭中沒有一件事能夠確定，不管是說的還是做的。
當希特勒自己感覺到他在戰略方麵的意見，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時，他就馬上會從政治或經濟的領域中去尋找理由。因為他對於政治和經濟情況的知識，是任何前線指揮官所無法比擬的，所以他的辯論在此時通常就也更顯得理直氣壯。作為一種最後的手段，古德裏安們也就隻好堅持著說，假使他不同意古德裏安們的建議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則在軍事方麵一定會發生惡劣的後果。於是在政治和經濟方麵也就會隨之而受到惡劣的影響。
相反，盡管他不願意接受要求，可是卻常常表現出來他是一個善聽者，而且有時他也能作客觀的討論。
這樣一位宿命論的獨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與其軍事將領之間，自然很難發生任何親密的關係。很明顯，希特勒對於個人的因素最不感興趣。照他看來，一切人類都隻不過是一種工具，用來達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對於德國的軍人，毫無任何感情上的聯係。
【求兄弟們收藏，關於二戰中著名的人物，落葉不會去胡編亂造，一定會以曆史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在本書中不得不交代的曆史人物也會在免費章節裏麵交代完畢，另外《我的元首》已經完本，沒有看過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就是結局匆忙了一點，所以才重新構思寫這本元首的憤怒。】
同樣，其他兩個軍種的總司令對於大戰略的問題也是毫無影響作用。陸軍總參謀長對於陸軍兵力的全盤分配，根本沒有發言權，常常不知道哪些部隊和物資將會送往其他的戰場。在這種環境中，最高統帥部的作戰處與陸軍總參謀部之間的衝突就無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這種衝突，以便在任何時候都隻有他一個人可以有決定權。自然，這種惡劣的組織注定了要使整個的高級軍事領導歸於崩潰。希特勒對於其自己的意誌力和軍事能力估計過高，又產生了另外一種後果，那就是他用個別的手諭來直接指揮下級部隊，這種情形日益惡劣。
德國軍事領導體係中經常強調一個特點，即希望各級指揮官都能發揮主動精神，並敢於負起責任。一切的措施都以發揮這種特點為理想。所以，照原則上來說，較高級指揮部的“訓令”和中下級指揮部的命令，對於其下級單位都是隻以“指定”任務為限度。(就愛讀書最快更新)至於如何去執行指定的任務，那卻是下級指揮官本身的事情，上級不應加以幹涉。德軍往往能夠戰勝敵人，這種處理命令的製度要算是一個主要原因，因為對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詳細，把所有下級指揮官的行動都加以限製了。除非是萬不得已，德軍方麵總是以盡量不侵越下級單位的權限為原則。
可是希特勒，卻認為他自己坐在辦公室中，要比在前線上的指揮官對情況還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視了標記在他那幅太詳細的情況地圖上的情況，事實上趕不上情況的發展。而且從那樣遠的距離上，他也不可能判斷前線上的行動何者為適合和必要。
他逐漸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愛用手令去幹涉集團軍群、集團軍和更下級單位的行動，這是與他所應關心的範圍完全不相幹的。雖然過去在古德裏安自己的指揮範圍之內，一直不曾受過幹涉，但是當古德裏安從費特布斯克前往羅斯托夫時，中途在一個火車站上曾經與克魯格元帥會晤，他卻曾經給予古德裏安以一個預先的警告。他說在中央集團軍群方麵，任何一個兵力超過一營以上的行動，他都得事先與希特勒商量一下。雖然古德裏安以後總算未受到這種不可以忍受的幹涉，可是由於希特勒的多管閑事，已經使古德裏安們與最高統帥部之間有了夠多的衝突。[就愛讀書]
這種希特勒個人的命令，通常對於指揮和作戰都隻會具有妨礙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極不願意頒發長期性的作戰訓令。(.)當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價死守”的原則，當作其政策的要點時，於是也就愈不願意頒發長期性的訓令。因為他已經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這種長期的訓令會使他們獲得了行動自由，做他所不願意的事情。不過，這樣的結果卻是使一切領導作用都喪失了。長久時間之後，甚至於連一個集團軍群若無統帥部的命令，都無法行動了。古德裏安們時常迴憶到古德裏安們在克裏米亞時的情況，那時古德裏安們具有充份的行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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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專家，對於凡是來見他的人，他都有一套辦法來說服他，並使其接受他的觀點。此外，他當然也知道任何來拜見他的人所具有的動機，並且早已經準備好了一套答辯的理論。他具有一種特殊的能力足以說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觀念，不管那是真的還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剛剛從前線上迴來的軍官，對於他毫無認識，更易於受到他的欺騙。在這種情況下，當這個人出發時，他心理隻想把前線上的事實真象告訴希特勒，可是迴來的時候卻完全被希特勒說服了，而且更充滿了信心。
當古德裏安充任集團軍群總司令的時候，為了作戰的問題，常常與希特勒發生辯論，使古德裏安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為他自己的觀點辯護時，實在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韌性。幾乎一爭論就是好幾個小時，有時他的來賓會達到他的目的，但多數卻是空手迴去，最好的安慰也隻不過是空洞的諾言而己。古德裏安所認識的人中間，再沒有哪一個在這樣的討論中具有與他同等的持久力。與一個前線指揮官之間的爭論，最大限度的時間充其量也還不過幾個小時，可是總參謀長柴茲勒爾上將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動，常常是一爭論就是好幾天。當這種爭論正在進行之際，古德裏安們總是慣於問柴茲勒爾他們已經達到多少“迴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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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希特勒自己感覺到他在戰略方麵的意見，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時，他就馬上會從政治或經濟的領域中去尋找理由。因為他對於政治和經濟情況的知識，是任何前線指揮官所無法比擬的，所以他的辯論在此時通常就也更顯得理直氣壯。作為一種最後的手段，古德裏安們也就隻好堅持著說，假使他不同意古德裏安們的建議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則在軍事方麵一定會發生惡劣的後果。於是在政治和經濟方麵也就會隨之而受到惡劣的影響。
相反，盡管他不願意接受要求，可是卻常常表現出來他是一個善聽者，而且有時他也能作客觀的討論。
這樣一位宿命論的獨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與其軍事將領之間，自然很難發生任何親密的關係。很明顯，希特勒對於個人的因素最不感興趣。照他看來，一切人類都隻不過是一種工具，用來達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對於德國的軍人，毫無任何感情上的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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