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員要經常去輔導學員,甚至補課,很得學員歡迎,但也有逆反心理的。


    有個女教員,叫小楊,原是南詔省大學畢業,後參加了南詔省我邊區縱隊,搞宣傳工作,調來任語文教員。她上課很認真,講得深入淺出,生動形象,就是不太聯係學員,高高在上,即使平時與學員接觸也“保持”一小段距離,學員有疑問,她總是“你多動點腦子嘛。”冷冰冰的一句把學員給擋了迴去。


    有個學員就說她是“冷血動物”。就這麽一句話,不曉得怎麽讓校領導知道了,找到那學員嚴厲批評了一頓,還要他向楊老師作檢討。校領導也找小楊進行了談話,指出她存在著不關心、不熱愛學員和高高在上的缺點。這樣,壞事變成了好事,楊老師從此一改冷冰冰的態度,積極深入學員中,特別幫助後進學員費了心血,使學員很感動。


    另一件事,也發生在一位女教員身上,她叫王剛,軍大畢業,特別愛打扮,臉上搽脂抹粉,香氣熏人,一件軍服改裝得齊腰肢兒,非常得體,從後麵看,很有女性的曲線之美。她個兒矮,所以愛穿高跟皮鞋,臉兒微黑,所以不論晴天陰天,總愛撐一把遮陽小花傘,走起路來扭動著腰肢兒,小花傘還溜溜兒轉,頗有超凡脫俗的傲氣。


    她下班去輔導學員,總是用一塊普羅帕蒙著嘴兒說話。也許香氣太濃,也許是學員看不慣,學員總是離她一尺多遠,漸漸地學員“感冒”了,有人就編了順口溜:“聽到皮鞋響,以為是首長(那時隻有團以上幹部才穿皮鞋),迴頭望一望,隻見遮陽傘。”順口溜雖然編得蹩足,但諷刺性卻很強。


    小王聽到後氣得哭了,還耍點“性子兒”----不吃不喝,勉強才去上課。此事不知怎地被校領導知道了,在一個晚上點名的時候,當著眾多學員批評了這位“創作者”。杜副校長批評道:“接二連三出現學員不尊重教員的現象,還編順口溜諷刺人家。誰受得了哇!同誌之間應相互尊重,是學員的要多作自我批評嘛,是教員的更應以身作則,做大家的表率,以後嚴禁出現這種現象。”杜副校長態度極為嚴肅而帶點慍怒。


    這雖是對學員的嚴肅批評,老師也應反省自問。在那個一切強調改造世界觀的年代,那種孤芳自賞,超越時俗,那種看不起工農兵的思想或表情,是要會受到大家吐棄的,領導不批評你,學員也會評你的。那時什麽都強調一個模式做事,一個腦袋思考問題。


    事後杜副校長找過她談話,這是立場觀點問題,不是個人感情問題,因為這些學員都是打天下的最可的人!領導還要我多同小王談談,要她放下包袱,改了就好。杜副校長知道我與小黃都是洪都軍大來的同學,同學之間互相交談是最好溝通的。


    她的家世、個人經曆和思想嬗變,真可寫一本書。我不敢以教訓別人自居,隻談自己的思想改造,也不當麵指責她什麽不對,用“己物引他物”,拋磚引玉。事後,我向校長匯報了幾次與她談話情況,校長說,能暴露思想是個進步,但不能用溫情脈脈的情懷,錯誤之處要向她指出,所謂“猛擊一掌,促其自省”,就是這個道理。於是我采取了“迂迴戰術”,先尾尾道來,再直指症結,她慢慢地接受了批評。


    後來小王也真的知過則改,進步很快,不久就調到軍區幹校去教書了。1954年,她結婚時請我去吃喜糖,當著她的白馬王子說:“是這位學長給我極大的幫助,我永遠感激他。”我也祝福她倆永遠幸福。


    吳桂蘭是廣省花縣人,分在數學組,傅之模是天府人,分在語文組,我在理化組兼實驗室負責人。平常教學工作都忙,除了同在一個食堂吃飯時閑扯幾句外,隻有星期天才會一起去飛機場關上村玩玩。由於我們三人很聊得來,所以後來成為好朋友。


    關上村有幾家飲食店,口味不錯,每次來必去光顧。過節有時乘車去呈貢,哪兒貢梨出名,鬆脆香甜,飽嚐之後,各拎一袋子迴來,給大家分享。有時去軍區幹校訪友,王剛就在這兒任教,承蒙她夫婦美意,每次必打牙祭。那時還是供給製年代,吃大鍋飯,每人僅幾個零用錢,去多了,朋友就不堪負擔了。


    我、吳桂蘭、傅之模三人身上有錢時,就“共產主義”,沒有錢了就坐在機場草坪上胡調侃,談工作、談學習、商討問題,天文地理,無所不談,有時還爭論不休。吳桂蘭講廣省普通話,傅之模講天府家鄉話,我這老俵當然是地道的豫章省話了。


    大家聊現在,談未來,表達著自己的夢想。有時各自介紹家鄉風土習俗或互相取笑。三個單身漢,成了異姓三姐弟(吳桂蘭為姐,傅之模為大弟,我居其末),大家出入成“三”,形影不離。


    由於我們三男女“形影相隨”,這引起了同誌們的非議——“他(她)們搞三角戀愛”。在當時那種政治環境下,談戀愛都是禁區,更何況你們搞“三角”戀,真是“彌天大罪”,但我們心中無“鬼”,一笑置之。


    世上的事就是那麽怪,你越是沉默,不聲明、不爭辯,就越證明你心虛。日子一長,流言蜚語就流到領導耳朵裏,先是教研組長王毅找我談話,我極力向他解釋。我說:“因為我們原來同過事,相處的日子久,比較談得來,保證無越軌行為。”


    後來杜副校長找我談話,我實打實地攤牌了:“吳桂蘭已在炮四師有了對象,是個團參謀長(也是她的學生),傅之模的對象在天府古令縣供銷社,都在等待轉業地方,結百年之好。隻有我老張不是團級幹部,沒有人看得上,至今光杆一個。煢煢兀立,形影相吊……。”我還沒述說完,杜副校長就哈哈大笑:“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他轉而又說:“迴去吧,沒事了,注意影響就是了。”我大為驚奇,向他敬了個禮,向後轉,大步迴到辦公室。


    星期天,三條單身在機場草坪上相聚,我把杜副校長問我的事向她們一說,幾個人笑得屁股朝天。當然為減少麻煩,行動上不能來往過密,慢慢淡出也是應該的。


    由於我們三人工作上努力,教學上突出,幹什麽事都吃得苦,吳桂蘭(我們常叫她“木頭兒”)雖是女性,但沒女兒嬌氣,性格倒有點男人氣,她的教學成績裴然,別人也找不到什岔兒。後來“木頭兒”當了數學組組長,我當了理化組組長,傅之模派去天府省進修,申請轉業去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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