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讀者，在尉繚幸存的同伴們還沒有返迴秦國都城鹹陽、揭開遇襲真相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探究、思辯一下中國古代的“民主”“自由”“人權”思想和製度。
一、民主製度。
盡管我國的先哲們早就提出了“民為貴、君為輕”的主張，如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思想。但這些隻是為了警告封建統治者要“愛惜民力、使民以時”，不可過度盤剝、壓榨百姓，窮兵黷武、橫征暴斂激起民怨、民變，並沒有包含民主分享、取代君權的觀念。
而古羅馬帝國卻已經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掀起了平民為爭取自身政治權利而與貴族階層的鬥爭浪潮，其結果是：古羅馬政權在貴族元老院裏設置了平民保民官，代表平民階層與貴族相抗衡，也緩解了一些社會矛盾。
公元前450左右，古羅馬出現了成文法典－－－《十二銅表法》，盡管它還是一部維護奴隸製的法律，但已經把保護奴隸主、平民（自由人）的利益寫入了法典。
到了公元前130至前120左右，古羅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勇敢地站出來，推進土地改革，帶領農民與貴族階層鬥爭，使得大量古羅馬農民獲得了自己的土地，“爭取公民權”的鬥爭開展得如火如荼。
再到公元前73年的斯巴達克奴隸大起義，高舉起“解放奴隸”的旗幟。奴隸們的鬥爭最終失敗了，但是也沉重打擊了古羅馬野蠻殘酷的奴隸製度，使得大量奴隸成為自由人。
與雅典、斯巴達、古羅馬等航海和商業文明以及備受侵略的古埃及、古印度等等古文明不同，中華古文明始終雄踞東亞，延續著刀耕火種的農業文明形態。在與北方蒙古等遊牧部落長達5000年的殺伐中，在遭遇外敵入侵、甚至被異族征服的最悲慘歲月裏，這種古老的文明依舊生生不息，依靠獨特的文化符號－－漢字和曆史文化積澱，幾乎同化了所有鄰近的民族、包括外來入侵的敵人。
中華文明內在的精神力量太強大了！這是為什麽？
其實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為了生存！
古代的農民們拖家帶口、扶老攜幼，在貧瘠或肥沃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耕種、收獲、繁衍、生息。這種分散的勞作，使得他們最多聚族而居，形成中華版圖上星羅棋布的村舍。又因為嚴格的戶籍製度、不能隨便遷徙，過著“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抵禦大型自然災害和防範戰爭屠戮的能力幾乎為零，他們隻能盼望得到來自君王的保護，心甘情願地去繳納田賦、貢獻子女加入王國的軍隊，以保全自己的土地和種族平安。而統治者就趁機建立起強大的武裝力量，作為維護專製王權的有力武器－－－－－－－這就是幾千年來，中國封建專製的真相！
當統治者或統治階層不仁不義、腐敗透頂、阻礙民眾生產生息、民生苦痛、再也無法忍受的時候，就發動起義來推翻它！然後，再次樹立起一個萬眾朝拜的君王及官僚集團，繼續開始下一個曆史周期。由此循環往複下去、沒有個盡頭。
在長期的封建農業文明狀態下，中國缺少西方的商業契約型社會基礎，也就民主難行。
對於中國古代法製的論述，我們在前文《法家》章節已經探索過。
中國古代（先秦）的法製，竟然是在韓國等一些君權難以樹立的國家以及早期破落、遭受諸國蔑視的秦國的弱國才受到推崇。所謂古代的“法製”，隻是無奈之下，君權不彰的替代品，也是作為“富國強兵”的工具而已。
即便是法製，也還有個執行力問題。今天，我們依舊可以看到，國家的“法製”連嚴重破壞家庭、社會和諧穩定、殘酷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潛藏大量肮髒犯罪、嚴重毒化社會氛圍的非法傳銷，也是無可奈何的。
在一個失去了民主的根基，國家專製的威權又不能成功樹立起來的社會，就是鼠首兩端、災禍連連。
中國包括類似欠發達或不發達國家，從曆史上遺留至今的最大問題是什麽？不是民眾不渴求民主，而是人們根本無法徹底拋棄專製而去守護民主。即使憲法裏確定了他們的主人翁地位、宣稱財產屬於全民之所有，可是公權力、全民所有資產的支配權、收益權，依舊被權貴階層掌控、攫取，而與民眾無關，隻能是希冀和被動地等待高層不知何時“惠民政策”的出台。
所以，類似的民主製度隻能由頂層設計和推進，民主的進程也就大打折扣。既得利益階層的強大，決定了民主推進的無比艱難。
二、人權
什麽是人的權利？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1943年在《人類激勵理論》論文中提出：人的需求分為五種，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逐級遞升，分別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歸屬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
按照我們的解釋就是生存權、發展權，已經有了議政權，還沒有進一步提出參政權。
人權就是人類為滿足自身需求而努力去爭取的權益，它是與生俱來的東西，也注定是有著深刻曆史烙印和不得不屈從於叢林殘酷法則的東西。
在遠古時代，按照孔夫子的“性善論”，民眾必須要加以好好調教，勿使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變壞。
按照荀子、李斯、韓非等人的“性惡論”，民眾都是天生貪欲、淫邪的，必須嚴加管製和修理，遏製其有悖天道的行為，使得民眾遵從君主指引的“正道”方向前進。
按照老子的思想，民眾就更加不堪，隻剩下一個吃飯的權利。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什麽叫做“民以食為天”？這裏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對君王說的：老百姓必須吃飯才能活著，不要太殘忍啊。其二、是對民眾說的：吃飽飯就行了啊，就足夠了啊，不要想著去鬧事！
對於人權要素中最重要的平等權，在那種封建、奴隸製曆史條件下也就受到很大局限。
但是，先秦依舊為民眾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平等”，如文官選拔中的半公開招錄賢能，嚴格的軍功獎勵製度和農耕、紡織獎勵製度。沒有戰功，世襲的貴族也不能騎馬、乘車，隻能騎牛、騎驢。農民努力生產，會獲得官府豐厚的獎勵甚至晉升、享受為民爵。它並沒有地域歧視、不同的國民待遇和人為的城鄉懸殊差別。
秦國的企業全是“國企”，利潤全部上繳，不存在董事長、總經理肆意貪瀆、轉移侵吞國資或利益小集團挾製、掌控國企、榨取民眾巨額資財以自肥，吃爹喝爹不敬爹的情況，也不存在大量拚命撈錢、不顧民生的官員。
秦國在法製建設方麵提出“法繩萬民、不避公卿”，民眾要狀告各級官員，可以向郡縣一級的縣丞（監察官員）報告、投訴，也可以向樞密府舉報。若要狀告更高級官員，可以推舉代表去都城鹹陽告狀、擊鼓鳴冤。如果確有冤屈，甚至可以直接去鹹陽宮找秦王嬴政申訴。
史載：秦王宮殿前的大鼓和銅鑼始終是開放的，任何秦國民眾理論上都可以麵見秦王，隻是由於基層官員的勤勉、勤政，所以這種機會並不多。
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民眾能隨意麵見君王的隻有兩個朝代，兩位君王。其一：大秦王國的秦王嬴政。其二：大明王朝的洪武皇帝朱元璋。
可是，人都是父母所生，原本是生來平等的，隻是由於家庭及生活際遇、個體智慧甚至純粹偶然的差異，而生出種種的不同。況且，每個人的追求也不同，對快樂的認知也很大不同。
秦王嬴政也曾將人生，比作為“天宮和地獄之間的匆匆過客”。那統治者依靠什麽才能做到出類拔萃、被賦予無限權力呢？
應當說，曆代統治者是十分聰明的。民眾不是敬畏天地嗎？那好，我就是天子，上天的兒子，君權神授，自然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來治理萬民！
不但在位的君王自詡為天子，謀叛的竟然也是！
陳勝要假裝狐狸叫“陳勝王”、劉邦假稱自己是赤帝之子，斬殺白帝之子、白蛇起義，黃巾軍張角號位“大賢良師（大法師）”，黃巢當了“衝天大將軍”、洪秀全索性成了“上帝”，甚至滅唐的朱溫也是自吹在其誕生時出現奇光異彩的異常天象。
翻閱曆史，描繪其他開國君主“的的確確是真龍天子”的文字，汗牛充棟、數不勝數。需要花費這麽大力氣去“辯白自己”，為何呢？愚民而已！
人權從來都想相對的，從來沒有可以脫離集體社會，而單純存在、不可侵犯的人權！
戰場上，將軍令旗一揮，一大批將士就要去衝鋒陷陣、慷慨赴死。稍有退縮，督戰隊的刀槍就伺候上去。此時，人命都不如螻蟻，所謂人權豈不是胡言亂語？
人是社會的動物，脫離國情，妄談、奢談人權的就是白癡。人權事業的進步，是一個國家獨立自主、經濟、社會等事業全麵進步的反映。
別有用心，鼓動他國民眾起來爭取人權的，十有八九是為了顛覆他國政權。
當西方的炸彈在很多弱小國家民眾頭頂肆虐、分裂別國家使之陷入血腥內戰，造成民不聊生的時候，它們標榜的人權又在哪裏？
無非是惡意犧牲別國人民的生命、攫取別國的財富，去滿足自身的貪欲和享受。自己想好好活著，卻讓別人無辜去死。它們口口聲聲、懸掛在嘴邊的“人權”，僅僅是一塊又騷又臭的裹腳布而已。
可是，至今仍有很多中國白癡一般的國民（號稱精英）去迷信西方所謂“人權”，這些人不都是受到了蠱惑，而是本身就是禍國殃民的傻子！
沒有主權，何來人權？沒有帝國主義再不敢染指我國領土半步的今日之中國，我們何來人權？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民眾的遭遇還不夠慘痛嗎？
沒有強力的政權，中國必將四分五裂、陷入殘酷的內戰，連長江、黃河水患等自然災害都無力去抵禦。
認識不到人權事業發展、演進的內在規律，脫離國情盲目去效法西方霸權國家，也去壓榨、盤剝、欺負弱小國家，內部爭鬥不休，這是一條不折不扣的死路，也是對我們古老文明的褻瀆和對人類未來光明前景的扼殺。
我們堅信：走和諧發展之路、經曆陣痛、恢複和嬗變的中華傳統文明，就是引領世界人類社會去擺脫野蠻、殘酷“叢林法則”的希望。
但是，要和平不是放棄鬥爭！必須通過堅決地鬥爭，才能掃除阻擋在中華前進道路上、瘋狂與我國為敵的一些異國醜類。隻有斷然把它們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古老的文明才能重振雄風、傲立於世界。
三、束縛下的自由
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留下了千古名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帕特裏克?亨利也說give－－me－－liberty，or－－give－－me－－death.，即不自由，毋寧死(或無自由，毋寧死)。
可為什麽我們卻說是“束縛下的自由”呢？
因為世間從來就沒有個體的絕對自由，所謂自由都是相對的，因為人是社會的人，不是世界上隻有一個人！
無論是專製製度還是民主製度，都絕對不允許有絕對的個體自由。所有的國家機器（軍隊、法庭、監獄、法律），正是為打擊所謂自由而設立的！
自由的唿吸、歌唱、飲食、交友、交流甚至放縱情欲，這是人類的本性使然。但人類依舊有欺騙、訛詐、掠奪等野蠻犯罪的動物本性。絕對的自由，天堂才有！
從這種意義上說，煽動自由就是煽動無法無天、性濫交、犯罪、顛覆政權。
人類追求自由，是一種天性。謹慎意義上，包括可以自由勞動、自由戀愛、不受難以忍受的壓迫。
在古代社會的貴族階層之下，平民是相對自由的，他們有自己的少量土地或可以手工藝為生，沒有或僅有少量人身自由的限製。奴隸是最不自由的，他們一無所有，生殺予奪隸屬於奴隸主。奴隸也就成為爭取自由權利的中堅力量。
傳統的平民階層受到中國古代重農抑商政策的限製，沒有取得多大發展，對政治權利的追求也就沒有多少發言權。
先秦時代的古中國，處於一個奴隸製與封建製度並存的社會狀態。
隨著勞動工具的改良、耕作技術的發展（作物種子改良、灌溉技術、農耕曆法）、北方遊牧部落向北方退縮，新耕地的開墾、遠古氣象條件變遷下對於山林、沼澤的改造，農業文明有了巨大的發展。為了讓農民安心勞作，許多國家開始鬆動奴隸製政策，解放了一些奴隸。再加上連年的戰爭殺伐，土地的兼並、國家版圖的變化，奴隸主和奴隸製也受到衝擊，情況有了一些變化。但是，總體奴隸製、局部封建製的傳統社會製度猶存。
秦國的狀態更加特殊一些，這是一個依靠武力建立的國家。貴族及武士或依靠世襲爵位或軍事武功獲得土地，也獲得了土地上的人口（大部分身份是奴隸）。
不但如此，在秦昭王之前，秦國很多國土主要是對西部遊牧部落用兵獲取的，也同時俘虜了大批來自遊牧部落的人口，出現了遊牧文明與中原農業文明融合交匯的格局。這樣，原本就來自西域遊牧部落、最後淪為奴隸的大量人口，就更加有要求“自由解放”的訴求。
其實，當時的所謂平民，盡管享有一些有限製的平民之間通婚、自由耕作勞動等等的自由，其真實的地位也還是“奴隸”，因為他們被戶籍製度，牢牢地禁錮在土地上！但這也已經屬於是不小的進步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秦王嬴政采取解放奴隸、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毫無疑問會獲得貴族、農奴主除外，社會上的一致擁護。這種政策所產生得強大衝擊波，必將激蕩到關內諸國，就可以取得“製度優越”的領先優勢。
我們必須看到，自由與專製或民主沒有關係。西方有言論自由嗎？美國更加嚴密地監控著整個互聯網！西方對於中國問題，有肆意抹黑的自由，卻沒有說出真相的自由！許許多多背叛祖國的華人，就是依靠撕咬自己的祖國象豬狗一樣低三下四地活著。
中國在人權、自由進步方麵的邁出的步伐，盡管還不如人意，但這是特殊發展階段的現象，進步和改善是主流，客觀來說取得成就也是顯著的。我們追求中華民族實現民主、自由和國家富強、民生幸福的腳步，也永遠不會停歇的。
對國家的集體領導不是專製，民主政治也不能避免權力製衡的失敗。
就是所謂專製製度下的國家，照樣可能取得驚人的進步和發展。所謂民主製度下的國家，照樣無法阻止自己陷入屢次發動不仁不義法西斯戰爭、給別國和自身帶來驚人禍患的泥潭。
所謂專製和民主都是手段，都是治理工具罷了。我國實行的村級自治，成績有一些，但觸發的問題也很多。印度的所謂民主搞了快100年，結果成了笑料和累贅。一些東亞地區國家，把民主弄成了“議會肉搏”，經濟蕭條、社會墮落，一落千丈成了笑柄。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所謂成功秘決不在於此，是在於其有意識、有步驟地去吸納別國財富、智力、勞力，甚至不惜戰爭掠奪的長期國策和掠奪性的不公正貨幣政策！其內部有一個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政黨更迭影響的國家公務員隊伍。正是這個穩定的國家機器，確保了其所謂“民主、自由”幌子下麵，國家政策的始終如一貫徹實施和推進。而其政客，其實也大多是沐猴而冠的婊子。
西方國家的另一個秘訣就是：堅決維護其國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人身、財產安全，對威脅到美國、英、法國、德國、俄國、以色列等國國家安全、利益及國民生命的對手，堅決徹底地予以打擊和鏟除，以此提高國民自豪感和榮譽感、國家認同感，這也是為了捍衛自由！
而以上正是我們長期所欠缺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威脅我國國家安全利益的人物、組織在海外招搖過市，我國公民在海外不斷受到暴力傷害，我們的特種部隊在哪裏？我們的無人飛機和精確製導炸彈在哪裏？若是換了現代西方一些國家以及2000多年前的秦國，這其中很多人早就已經被送去“閻王殿”報到了！
中華民族隻有學會了牢記仇恨和敢於毅然實施鐵血的報複，“該出手時就出手”，才能贏得國內外的讚譽與支持，也才能結下真正交心的朋友。
普天之下，奸猾政客們慣常的作法都是：衣冠楚楚，肮髒滿腹。滿口仁義（民主、自由、人權），作惡多端。
最後我們以這樣一句話來結尾：“民主、自由,多少人惡人假汝之名以行”。
一、民主製度。
盡管我國的先哲們早就提出了“民為貴、君為輕”的主張，如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思想。但這些隻是為了警告封建統治者要“愛惜民力、使民以時”，不可過度盤剝、壓榨百姓，窮兵黷武、橫征暴斂激起民怨、民變，並沒有包含民主分享、取代君權的觀念。
而古羅馬帝國卻已經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掀起了平民為爭取自身政治權利而與貴族階層的鬥爭浪潮，其結果是：古羅馬政權在貴族元老院裏設置了平民保民官，代表平民階層與貴族相抗衡，也緩解了一些社會矛盾。
公元前450左右，古羅馬出現了成文法典－－－《十二銅表法》，盡管它還是一部維護奴隸製的法律，但已經把保護奴隸主、平民（自由人）的利益寫入了法典。
到了公元前130至前120左右，古羅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勇敢地站出來，推進土地改革，帶領農民與貴族階層鬥爭，使得大量古羅馬農民獲得了自己的土地，“爭取公民權”的鬥爭開展得如火如荼。
再到公元前73年的斯巴達克奴隸大起義，高舉起“解放奴隸”的旗幟。奴隸們的鬥爭最終失敗了，但是也沉重打擊了古羅馬野蠻殘酷的奴隸製度，使得大量奴隸成為自由人。
與雅典、斯巴達、古羅馬等航海和商業文明以及備受侵略的古埃及、古印度等等古文明不同，中華古文明始終雄踞東亞，延續著刀耕火種的農業文明形態。在與北方蒙古等遊牧部落長達5000年的殺伐中，在遭遇外敵入侵、甚至被異族征服的最悲慘歲月裏，這種古老的文明依舊生生不息，依靠獨特的文化符號－－漢字和曆史文化積澱，幾乎同化了所有鄰近的民族、包括外來入侵的敵人。
中華文明內在的精神力量太強大了！這是為什麽？
其實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為了生存！
古代的農民們拖家帶口、扶老攜幼，在貧瘠或肥沃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耕種、收獲、繁衍、生息。這種分散的勞作，使得他們最多聚族而居，形成中華版圖上星羅棋布的村舍。又因為嚴格的戶籍製度、不能隨便遷徙，過著“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抵禦大型自然災害和防範戰爭屠戮的能力幾乎為零，他們隻能盼望得到來自君王的保護，心甘情願地去繳納田賦、貢獻子女加入王國的軍隊，以保全自己的土地和種族平安。而統治者就趁機建立起強大的武裝力量，作為維護專製王權的有力武器－－－－－－－這就是幾千年來，中國封建專製的真相！
當統治者或統治階層不仁不義、腐敗透頂、阻礙民眾生產生息、民生苦痛、再也無法忍受的時候，就發動起義來推翻它！然後，再次樹立起一個萬眾朝拜的君王及官僚集團，繼續開始下一個曆史周期。由此循環往複下去、沒有個盡頭。
在長期的封建農業文明狀態下，中國缺少西方的商業契約型社會基礎，也就民主難行。
對於中國古代法製的論述，我們在前文《法家》章節已經探索過。
中國古代（先秦）的法製，竟然是在韓國等一些君權難以樹立的國家以及早期破落、遭受諸國蔑視的秦國的弱國才受到推崇。所謂古代的“法製”，隻是無奈之下，君權不彰的替代品，也是作為“富國強兵”的工具而已。
即便是法製，也還有個執行力問題。今天，我們依舊可以看到，國家的“法製”連嚴重破壞家庭、社會和諧穩定、殘酷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潛藏大量肮髒犯罪、嚴重毒化社會氛圍的非法傳銷，也是無可奈何的。
在一個失去了民主的根基，國家專製的威權又不能成功樹立起來的社會，就是鼠首兩端、災禍連連。
中國包括類似欠發達或不發達國家，從曆史上遺留至今的最大問題是什麽？不是民眾不渴求民主，而是人們根本無法徹底拋棄專製而去守護民主。即使憲法裏確定了他們的主人翁地位、宣稱財產屬於全民之所有，可是公權力、全民所有資產的支配權、收益權，依舊被權貴階層掌控、攫取，而與民眾無關，隻能是希冀和被動地等待高層不知何時“惠民政策”的出台。
所以，類似的民主製度隻能由頂層設計和推進，民主的進程也就大打折扣。既得利益階層的強大，決定了民主推進的無比艱難。
二、人權
什麽是人的權利？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1943年在《人類激勵理論》論文中提出：人的需求分為五種，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逐級遞升，分別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歸屬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
按照我們的解釋就是生存權、發展權，已經有了議政權，還沒有進一步提出參政權。
人權就是人類為滿足自身需求而努力去爭取的權益，它是與生俱來的東西，也注定是有著深刻曆史烙印和不得不屈從於叢林殘酷法則的東西。
在遠古時代，按照孔夫子的“性善論”，民眾必須要加以好好調教，勿使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變壞。
按照荀子、李斯、韓非等人的“性惡論”，民眾都是天生貪欲、淫邪的，必須嚴加管製和修理，遏製其有悖天道的行為，使得民眾遵從君主指引的“正道”方向前進。
按照老子的思想，民眾就更加不堪，隻剩下一個吃飯的權利。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什麽叫做“民以食為天”？這裏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對君王說的：老百姓必須吃飯才能活著，不要太殘忍啊。其二、是對民眾說的：吃飽飯就行了啊，就足夠了啊，不要想著去鬧事！
對於人權要素中最重要的平等權，在那種封建、奴隸製曆史條件下也就受到很大局限。
但是，先秦依舊為民眾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平等”，如文官選拔中的半公開招錄賢能，嚴格的軍功獎勵製度和農耕、紡織獎勵製度。沒有戰功，世襲的貴族也不能騎馬、乘車，隻能騎牛、騎驢。農民努力生產，會獲得官府豐厚的獎勵甚至晉升、享受為民爵。它並沒有地域歧視、不同的國民待遇和人為的城鄉懸殊差別。
秦國的企業全是“國企”，利潤全部上繳，不存在董事長、總經理肆意貪瀆、轉移侵吞國資或利益小集團挾製、掌控國企、榨取民眾巨額資財以自肥，吃爹喝爹不敬爹的情況，也不存在大量拚命撈錢、不顧民生的官員。
秦國在法製建設方麵提出“法繩萬民、不避公卿”，民眾要狀告各級官員，可以向郡縣一級的縣丞（監察官員）報告、投訴，也可以向樞密府舉報。若要狀告更高級官員，可以推舉代表去都城鹹陽告狀、擊鼓鳴冤。如果確有冤屈，甚至可以直接去鹹陽宮找秦王嬴政申訴。
史載：秦王宮殿前的大鼓和銅鑼始終是開放的，任何秦國民眾理論上都可以麵見秦王，隻是由於基層官員的勤勉、勤政，所以這種機會並不多。
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民眾能隨意麵見君王的隻有兩個朝代，兩位君王。其一：大秦王國的秦王嬴政。其二：大明王朝的洪武皇帝朱元璋。
可是，人都是父母所生，原本是生來平等的，隻是由於家庭及生活際遇、個體智慧甚至純粹偶然的差異，而生出種種的不同。況且，每個人的追求也不同，對快樂的認知也很大不同。
秦王嬴政也曾將人生，比作為“天宮和地獄之間的匆匆過客”。那統治者依靠什麽才能做到出類拔萃、被賦予無限權力呢？
應當說，曆代統治者是十分聰明的。民眾不是敬畏天地嗎？那好，我就是天子，上天的兒子，君權神授，自然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來治理萬民！
不但在位的君王自詡為天子，謀叛的竟然也是！
陳勝要假裝狐狸叫“陳勝王”、劉邦假稱自己是赤帝之子，斬殺白帝之子、白蛇起義，黃巾軍張角號位“大賢良師（大法師）”，黃巢當了“衝天大將軍”、洪秀全索性成了“上帝”，甚至滅唐的朱溫也是自吹在其誕生時出現奇光異彩的異常天象。
翻閱曆史，描繪其他開國君主“的的確確是真龍天子”的文字，汗牛充棟、數不勝數。需要花費這麽大力氣去“辯白自己”，為何呢？愚民而已！
人權從來都想相對的，從來沒有可以脫離集體社會，而單純存在、不可侵犯的人權！
戰場上，將軍令旗一揮，一大批將士就要去衝鋒陷陣、慷慨赴死。稍有退縮，督戰隊的刀槍就伺候上去。此時，人命都不如螻蟻，所謂人權豈不是胡言亂語？
人是社會的動物，脫離國情，妄談、奢談人權的就是白癡。人權事業的進步，是一個國家獨立自主、經濟、社會等事業全麵進步的反映。
別有用心，鼓動他國民眾起來爭取人權的，十有八九是為了顛覆他國政權。
當西方的炸彈在很多弱小國家民眾頭頂肆虐、分裂別國家使之陷入血腥內戰，造成民不聊生的時候，它們標榜的人權又在哪裏？
無非是惡意犧牲別國人民的生命、攫取別國的財富，去滿足自身的貪欲和享受。自己想好好活著，卻讓別人無辜去死。它們口口聲聲、懸掛在嘴邊的“人權”，僅僅是一塊又騷又臭的裹腳布而已。
可是，至今仍有很多中國白癡一般的國民（號稱精英）去迷信西方所謂“人權”，這些人不都是受到了蠱惑，而是本身就是禍國殃民的傻子！
沒有主權，何來人權？沒有帝國主義再不敢染指我國領土半步的今日之中國，我們何來人權？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民眾的遭遇還不夠慘痛嗎？
沒有強力的政權，中國必將四分五裂、陷入殘酷的內戰，連長江、黃河水患等自然災害都無力去抵禦。
認識不到人權事業發展、演進的內在規律，脫離國情盲目去效法西方霸權國家，也去壓榨、盤剝、欺負弱小國家，內部爭鬥不休，這是一條不折不扣的死路，也是對我們古老文明的褻瀆和對人類未來光明前景的扼殺。
我們堅信：走和諧發展之路、經曆陣痛、恢複和嬗變的中華傳統文明，就是引領世界人類社會去擺脫野蠻、殘酷“叢林法則”的希望。
但是，要和平不是放棄鬥爭！必須通過堅決地鬥爭，才能掃除阻擋在中華前進道路上、瘋狂與我國為敵的一些異國醜類。隻有斷然把它們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古老的文明才能重振雄風、傲立於世界。
三、束縛下的自由
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留下了千古名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帕特裏克?亨利也說give－－me－－liberty，or－－give－－me－－death.，即不自由，毋寧死(或無自由，毋寧死)。
可為什麽我們卻說是“束縛下的自由”呢？
因為世間從來就沒有個體的絕對自由，所謂自由都是相對的，因為人是社會的人，不是世界上隻有一個人！
無論是專製製度還是民主製度，都絕對不允許有絕對的個體自由。所有的國家機器（軍隊、法庭、監獄、法律），正是為打擊所謂自由而設立的！
自由的唿吸、歌唱、飲食、交友、交流甚至放縱情欲，這是人類的本性使然。但人類依舊有欺騙、訛詐、掠奪等野蠻犯罪的動物本性。絕對的自由，天堂才有！
從這種意義上說，煽動自由就是煽動無法無天、性濫交、犯罪、顛覆政權。
人類追求自由，是一種天性。謹慎意義上，包括可以自由勞動、自由戀愛、不受難以忍受的壓迫。
在古代社會的貴族階層之下，平民是相對自由的，他們有自己的少量土地或可以手工藝為生，沒有或僅有少量人身自由的限製。奴隸是最不自由的，他們一無所有，生殺予奪隸屬於奴隸主。奴隸也就成為爭取自由權利的中堅力量。
傳統的平民階層受到中國古代重農抑商政策的限製，沒有取得多大發展，對政治權利的追求也就沒有多少發言權。
先秦時代的古中國，處於一個奴隸製與封建製度並存的社會狀態。
隨著勞動工具的改良、耕作技術的發展（作物種子改良、灌溉技術、農耕曆法）、北方遊牧部落向北方退縮，新耕地的開墾、遠古氣象條件變遷下對於山林、沼澤的改造，農業文明有了巨大的發展。為了讓農民安心勞作，許多國家開始鬆動奴隸製政策，解放了一些奴隸。再加上連年的戰爭殺伐，土地的兼並、國家版圖的變化，奴隸主和奴隸製也受到衝擊，情況有了一些變化。但是，總體奴隸製、局部封建製的傳統社會製度猶存。
秦國的狀態更加特殊一些，這是一個依靠武力建立的國家。貴族及武士或依靠世襲爵位或軍事武功獲得土地，也獲得了土地上的人口（大部分身份是奴隸）。
不但如此，在秦昭王之前，秦國很多國土主要是對西部遊牧部落用兵獲取的，也同時俘虜了大批來自遊牧部落的人口，出現了遊牧文明與中原農業文明融合交匯的格局。這樣，原本就來自西域遊牧部落、最後淪為奴隸的大量人口，就更加有要求“自由解放”的訴求。
其實，當時的所謂平民，盡管享有一些有限製的平民之間通婚、自由耕作勞動等等的自由，其真實的地位也還是“奴隸”，因為他們被戶籍製度，牢牢地禁錮在土地上！但這也已經屬於是不小的進步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秦王嬴政采取解放奴隸、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毫無疑問會獲得貴族、農奴主除外，社會上的一致擁護。這種政策所產生得強大衝擊波，必將激蕩到關內諸國，就可以取得“製度優越”的領先優勢。
我們必須看到，自由與專製或民主沒有關係。西方有言論自由嗎？美國更加嚴密地監控著整個互聯網！西方對於中國問題，有肆意抹黑的自由，卻沒有說出真相的自由！許許多多背叛祖國的華人，就是依靠撕咬自己的祖國象豬狗一樣低三下四地活著。
中國在人權、自由進步方麵的邁出的步伐，盡管還不如人意，但這是特殊發展階段的現象，進步和改善是主流，客觀來說取得成就也是顯著的。我們追求中華民族實現民主、自由和國家富強、民生幸福的腳步，也永遠不會停歇的。
對國家的集體領導不是專製，民主政治也不能避免權力製衡的失敗。
就是所謂專製製度下的國家，照樣可能取得驚人的進步和發展。所謂民主製度下的國家，照樣無法阻止自己陷入屢次發動不仁不義法西斯戰爭、給別國和自身帶來驚人禍患的泥潭。
所謂專製和民主都是手段，都是治理工具罷了。我國實行的村級自治，成績有一些，但觸發的問題也很多。印度的所謂民主搞了快100年，結果成了笑料和累贅。一些東亞地區國家，把民主弄成了“議會肉搏”，經濟蕭條、社會墮落，一落千丈成了笑柄。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所謂成功秘決不在於此，是在於其有意識、有步驟地去吸納別國財富、智力、勞力，甚至不惜戰爭掠奪的長期國策和掠奪性的不公正貨幣政策！其內部有一個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政黨更迭影響的國家公務員隊伍。正是這個穩定的國家機器，確保了其所謂“民主、自由”幌子下麵，國家政策的始終如一貫徹實施和推進。而其政客，其實也大多是沐猴而冠的婊子。
西方國家的另一個秘訣就是：堅決維護其國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人身、財產安全，對威脅到美國、英、法國、德國、俄國、以色列等國國家安全、利益及國民生命的對手，堅決徹底地予以打擊和鏟除，以此提高國民自豪感和榮譽感、國家認同感，這也是為了捍衛自由！
而以上正是我們長期所欠缺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威脅我國國家安全利益的人物、組織在海外招搖過市，我國公民在海外不斷受到暴力傷害，我們的特種部隊在哪裏？我們的無人飛機和精確製導炸彈在哪裏？若是換了現代西方一些國家以及2000多年前的秦國，這其中很多人早就已經被送去“閻王殿”報到了！
中華民族隻有學會了牢記仇恨和敢於毅然實施鐵血的報複，“該出手時就出手”，才能贏得國內外的讚譽與支持，也才能結下真正交心的朋友。
普天之下，奸猾政客們慣常的作法都是：衣冠楚楚，肮髒滿腹。滿口仁義（民主、自由、人權），作惡多端。
最後我們以這樣一句話來結尾：“民主、自由,多少人惡人假汝之名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