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有專業律師的存在，法官們必須要很謹慎，因為你想給一個犯下了過錯之人來定罪，那麽就必須要做到任何一個環節都無懈可擊，否則便有可能被律師利用某個環節拖時間，或是申請仲裁、提出上訴等等。
正常來說，景唐和北魏的製度是不會支持這麽做的，尤其是麵對平民百姓，下了決定之後便不會再輕易收迴，可在五州就不行了，很多律師是會為罪犯‘保駕護航’的。
當然這不是說他們要庇護罪犯，事實上很多律師是不接官員犯罪案的，便是平民百姓，一旦證據確鑿，律師們往往也是不會接的，就算是接了，也隻是保障犯人應有的權益，比如盡量保證罪犯獲得一個應有的懲處，而不是過輕或過重。
隻要能保證法官能做出合理的判決而不是往重了判，便足夠讓罪犯們趨之若鶩了，畢竟沒有律師的話，罪犯們往往也不會有相應的專業知識，並不知道法官對自己的判決是不是過重。
對法官來說，最終判決也會盡量保持在合理範圍，一旦過重，甚至都不需要有人為此翻案，隻需要監察官們先來無事，翻翻檔案，看到了資料，覺得法官判決過重，便有可能深入調查，有可能會推翻案件的。
對一位法官來說這也是相當致命的，就算你已經退休了，不幹了，告老還鄉，被翻出來的話也一樣會被追責，並且給予罪犯一定的補償。
所以最好的辦法便是公平公正，在合理範圍內進行判決，而一位鐵麵無私，嫉惡如仇的法官，是會深刻影響到判決的，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便是五州的法律也是有波動的。
比如說大家都很熟悉的原心定罪，其波動幅度還是非常大的，同樣是偷一隻雞，法官有可能認為你是初犯，年紀較小，能夠悔改，隻要認錯態度良好，願意服從監管，說不定還給你來個無罪釋放啊，後續隻需要去按察使那裏按時報到，服從監管令，持續交錢也就可以了。
如果法官認為你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嚴重影響到社會價值觀，指不定就是死刑了，所以說這個波動是非常大的，也很看法官本人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
如果是殿下來做這個法官呢，那殿下說你這個人有什麽罪，其他人多半也沒有異議，隻要在法律的允許範圍內，恐怕連個反對的人都沒有，這就是法官這個職位的有趣之處了，當然對犯人來說或許沒有那麽有趣。
我這個人，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在花城之中生活過的人應該都是知道的，我對待平民百姓是比較好的，隻要認錯態度良好，我往往也會給一個新生的機會，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嘛，得給人一個機會，不過我個人會在監管令中給出的期限，給的時間要長一些。
比如說一個人犯下了過錯，底線是服從監管令三個月，那我多半就會延長到半年之久，但是在法律定罪之上我會顯得比較寬容，量刑較輕。
主要是我認為一個人如果知錯能改，我們就應該給他一個機會，但犯錯了不能沒有代價，所以要延長監管令的時間，來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悔過了，是不是真的改過來了，這麽長的時間也能夠給他更大的警醒，讓他清楚地認知到自己這件事的確是做錯了。
可麵對官員，我往往會比較嚴苛，在定罪上會較為嚴格，往往都是按照最高級別來處理的，如果是那些做錯的事影響較大的，則會特別表明此人知法犯法，應當從重從嚴，故認定為以下判決......就這種格式。
在五州，有很多法官都是這麽幹的，沒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種說法，反而是反過來了，麵對官員，職位越高懲處便越是嚴重，犯了錯連告老還鄉的機會都沒有。
這一點需要和大家說明一下，並不是我一個人這麽幹，而是大家都在這麽幹，看起來好像跟以前完全相反，官員犯法不僅要跟庶民同罪，反而還會更加嚴重，並且大部分時候是不允許保釋、減刑的，這就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當大家都有了共識的時候，官員們也會想所有法官都是這麽做的，那邊是想從輕發落都沒門，會考慮到犯罪成本，從而減輕吏治上的壓力。
大家都知道我是花城大學出身的的，在學習的時候我就考慮過這個問題，也思考過麵對所有官員是不是都應該怎麽做呢？
當時我也沒給出一個很確定的答案，因為終究是沒有去做的，而在座上了法官的這個位置之後，見得多了，我反而堅定的認為就是應該這麽做，在這裏我便說一說我之所以這麽做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讓人們清楚地意識到，做一個行業時，不僅有做好這個職位的責任，同時還要考慮到社會責任感，而不是個人的問題。
在座的各位都是學者，大家各有各的學術方向，各有各的技術，可無論你是什麽身份，是什麽樣的學者，既然走進了學術領域，那麽就理所應當的要保證自己的學識、自己的技術對這個世界是有益的，是運用在正確方向上的，至少也要盡力往這個方向靠。
這不僅是對自己的負責，也同樣是對社會的負責，這就是我要說的社會責任感。
如果你是一位農民。種好地那是你的份內職責，不種地看起來也是你的家事，外人沒有指手畫腳的資格，可你不應該宣揚一些違背法律規定的思想，要保證自己的種地技術是在大義上無虧的，比如說說你不能竭澤而漁，不能為了強行提高收成而宣揚讓土地肥力快速流失的方法，這是一個人應有的社會責任感。
大家都在努力，你卻帶來了一個壞的影響，這自然是不合適的。
相比於農民，官員這個職位則承擔了更多人的期待，權利更大，相應的，不僅是自己身上的擔子更重，社會責任感也必須要更加明確，清楚的知道自己身上是承擔了很多人期待的，也應該要保證自己的為官之道是有利民生，益於社會群體，而不是剝削人民。
所以麵對這類官員，我給出來的定罪往往就會極為嚴苛，從重處理，因為一個官員違法了，那麽他便違背了大家對他的期待，說明這個人的社會責任感遠遠不夠。
而這，也是我今天在這裏主講的一個核心內容，想讓大家去理解的一個內容。
我參與過五州的江城案，當時我的身份還是花城大學的學生，大家可能不知道，這事本來也跟我沒什麽關係，是三殿下邀請我和林修從大學之中出來去參與這個案件的。
當時我們就有想過為什麽會這麽做，憑什麽要我們兩個還在讀書的學生來做這件事呢？
我們兩人也討論過，認為這麽做最重要的便是提高花城大學的影響力，傳達給外界一個認知，告訴外界花城大學的學生們是有能力的，能夠運用自己的專業技術來給出判決，而不僅僅是空中樓閣。
畢竟當時五州每年都給花城大學大量錢財，很多成果卻是被封鎖了，外界根本不知道，也不認為花城大學有什麽了不起的本事，那些新學識究竟能夠為五州帶來些什麽，那時候的五州對此還沒有那麽深刻的理解。
在和林修達成這點認知之後，我們也有在想，除了我們自己應該要做的，我們還能夠做些什麽？具體來講就是我們的社會責任感來體現在哪裏？
我是法律係的學生，難道我就真的隻是依法辦事，當個法官就可以了嗎？那自然不是這樣的，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去推動完善法律，當你發現一個法律的漏洞時，不應該是抓住這個機會為自己謀取利益。而是要完善它，為它補上這個漏洞，為後來者提供方便，同時也讓那些利用了漏洞的人得到應有的懲罰。
當然這是極為困難的，畢竟在此之前沒有先例，沒有明文規定，你既不能說這些人是罪犯，也不應該認為他們是無罪的，這就是身為一個法律係的學生應當要有的社會責任感，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林修身為監察係的學生，迴到江城之後卻依然選擇大義滅親，對林家犯錯的人嚴肅處理，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求情，這同樣是他的社會責任感，是他一身所學，是他的三觀讓他做出來了這個決定，不利用職務便利謀取利益，不會給家族任何求情的機會。
當然大家可以說我們是知道了這些人是螳臂當車，是知道了結果才會這麽堅定的去做，可如果不知道結果呢？在這裏我可以跟大家很確定的說，我們所擁有的社會責任感也一定會讓我們這麽做，不管我們會付出多少代價，會被多少人責罵，會不會有人不理解，這些都是次要的。
那麽我們互相換個位置來看，如果你們在我和林修的位置上，會不會和我們做出一樣的選擇，會不會比我們做得更加堅定，更加優秀呢？如果我們處於你們的位置，我們是明光大學和天項大學的學生，我們的社會責任感會讓我們怎麽做呢？”
。
正常來說，景唐和北魏的製度是不會支持這麽做的，尤其是麵對平民百姓，下了決定之後便不會再輕易收迴，可在五州就不行了，很多律師是會為罪犯‘保駕護航’的。
當然這不是說他們要庇護罪犯，事實上很多律師是不接官員犯罪案的，便是平民百姓，一旦證據確鑿，律師們往往也是不會接的，就算是接了，也隻是保障犯人應有的權益，比如盡量保證罪犯獲得一個應有的懲處，而不是過輕或過重。
隻要能保證法官能做出合理的判決而不是往重了判，便足夠讓罪犯們趨之若鶩了，畢竟沒有律師的話，罪犯們往往也不會有相應的專業知識，並不知道法官對自己的判決是不是過重。
對法官來說，最終判決也會盡量保持在合理範圍，一旦過重，甚至都不需要有人為此翻案，隻需要監察官們先來無事，翻翻檔案，看到了資料，覺得法官判決過重，便有可能深入調查，有可能會推翻案件的。
對一位法官來說這也是相當致命的，就算你已經退休了，不幹了，告老還鄉，被翻出來的話也一樣會被追責，並且給予罪犯一定的補償。
所以最好的辦法便是公平公正，在合理範圍內進行判決，而一位鐵麵無私，嫉惡如仇的法官，是會深刻影響到判決的，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便是五州的法律也是有波動的。
比如說大家都很熟悉的原心定罪，其波動幅度還是非常大的，同樣是偷一隻雞，法官有可能認為你是初犯，年紀較小，能夠悔改，隻要認錯態度良好，願意服從監管，說不定還給你來個無罪釋放啊，後續隻需要去按察使那裏按時報到，服從監管令，持續交錢也就可以了。
如果法官認為你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嚴重影響到社會價值觀，指不定就是死刑了，所以說這個波動是非常大的，也很看法官本人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
如果是殿下來做這個法官呢，那殿下說你這個人有什麽罪，其他人多半也沒有異議，隻要在法律的允許範圍內，恐怕連個反對的人都沒有，這就是法官這個職位的有趣之處了，當然對犯人來說或許沒有那麽有趣。
我這個人，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在花城之中生活過的人應該都是知道的，我對待平民百姓是比較好的，隻要認錯態度良好，我往往也會給一個新生的機會，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嘛，得給人一個機會，不過我個人會在監管令中給出的期限，給的時間要長一些。
比如說一個人犯下了過錯，底線是服從監管令三個月，那我多半就會延長到半年之久，但是在法律定罪之上我會顯得比較寬容，量刑較輕。
主要是我認為一個人如果知錯能改，我們就應該給他一個機會，但犯錯了不能沒有代價，所以要延長監管令的時間，來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悔過了，是不是真的改過來了，這麽長的時間也能夠給他更大的警醒，讓他清楚地認知到自己這件事的確是做錯了。
可麵對官員，我往往會比較嚴苛，在定罪上會較為嚴格，往往都是按照最高級別來處理的，如果是那些做錯的事影響較大的，則會特別表明此人知法犯法，應當從重從嚴，故認定為以下判決......就這種格式。
在五州，有很多法官都是這麽幹的，沒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種說法，反而是反過來了，麵對官員，職位越高懲處便越是嚴重，犯了錯連告老還鄉的機會都沒有。
這一點需要和大家說明一下，並不是我一個人這麽幹，而是大家都在這麽幹，看起來好像跟以前完全相反，官員犯法不僅要跟庶民同罪，反而還會更加嚴重，並且大部分時候是不允許保釋、減刑的，這就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當大家都有了共識的時候，官員們也會想所有法官都是這麽做的，那邊是想從輕發落都沒門，會考慮到犯罪成本，從而減輕吏治上的壓力。
大家都知道我是花城大學出身的的，在學習的時候我就考慮過這個問題，也思考過麵對所有官員是不是都應該怎麽做呢？
當時我也沒給出一個很確定的答案，因為終究是沒有去做的，而在座上了法官的這個位置之後，見得多了，我反而堅定的認為就是應該這麽做，在這裏我便說一說我之所以這麽做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讓人們清楚地意識到，做一個行業時，不僅有做好這個職位的責任，同時還要考慮到社會責任感，而不是個人的問題。
在座的各位都是學者，大家各有各的學術方向，各有各的技術，可無論你是什麽身份，是什麽樣的學者，既然走進了學術領域，那麽就理所應當的要保證自己的學識、自己的技術對這個世界是有益的，是運用在正確方向上的，至少也要盡力往這個方向靠。
這不僅是對自己的負責，也同樣是對社會的負責，這就是我要說的社會責任感。
如果你是一位農民。種好地那是你的份內職責，不種地看起來也是你的家事，外人沒有指手畫腳的資格，可你不應該宣揚一些違背法律規定的思想，要保證自己的種地技術是在大義上無虧的，比如說說你不能竭澤而漁，不能為了強行提高收成而宣揚讓土地肥力快速流失的方法，這是一個人應有的社會責任感。
大家都在努力，你卻帶來了一個壞的影響，這自然是不合適的。
相比於農民，官員這個職位則承擔了更多人的期待，權利更大，相應的，不僅是自己身上的擔子更重，社會責任感也必須要更加明確，清楚的知道自己身上是承擔了很多人期待的，也應該要保證自己的為官之道是有利民生，益於社會群體，而不是剝削人民。
所以麵對這類官員，我給出來的定罪往往就會極為嚴苛，從重處理，因為一個官員違法了，那麽他便違背了大家對他的期待，說明這個人的社會責任感遠遠不夠。
而這，也是我今天在這裏主講的一個核心內容，想讓大家去理解的一個內容。
我參與過五州的江城案，當時我的身份還是花城大學的學生，大家可能不知道，這事本來也跟我沒什麽關係，是三殿下邀請我和林修從大學之中出來去參與這個案件的。
當時我們就有想過為什麽會這麽做，憑什麽要我們兩個還在讀書的學生來做這件事呢？
我們兩人也討論過，認為這麽做最重要的便是提高花城大學的影響力，傳達給外界一個認知，告訴外界花城大學的學生們是有能力的，能夠運用自己的專業技術來給出判決，而不僅僅是空中樓閣。
畢竟當時五州每年都給花城大學大量錢財，很多成果卻是被封鎖了，外界根本不知道，也不認為花城大學有什麽了不起的本事，那些新學識究竟能夠為五州帶來些什麽，那時候的五州對此還沒有那麽深刻的理解。
在和林修達成這點認知之後，我們也有在想，除了我們自己應該要做的，我們還能夠做些什麽？具體來講就是我們的社會責任感來體現在哪裏？
我是法律係的學生，難道我就真的隻是依法辦事，當個法官就可以了嗎？那自然不是這樣的，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去推動完善法律，當你發現一個法律的漏洞時，不應該是抓住這個機會為自己謀取利益。而是要完善它，為它補上這個漏洞，為後來者提供方便，同時也讓那些利用了漏洞的人得到應有的懲罰。
當然這是極為困難的，畢竟在此之前沒有先例，沒有明文規定，你既不能說這些人是罪犯，也不應該認為他們是無罪的，這就是身為一個法律係的學生應當要有的社會責任感，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林修身為監察係的學生，迴到江城之後卻依然選擇大義滅親，對林家犯錯的人嚴肅處理，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求情，這同樣是他的社會責任感，是他一身所學，是他的三觀讓他做出來了這個決定，不利用職務便利謀取利益，不會給家族任何求情的機會。
當然大家可以說我們是知道了這些人是螳臂當車，是知道了結果才會這麽堅定的去做，可如果不知道結果呢？在這裏我可以跟大家很確定的說，我們所擁有的社會責任感也一定會讓我們這麽做，不管我們會付出多少代價，會被多少人責罵，會不會有人不理解，這些都是次要的。
那麽我們互相換個位置來看，如果你們在我和林修的位置上，會不會和我們做出一樣的選擇，會不會比我們做得更加堅定，更加優秀呢？如果我們處於你們的位置，我們是明光大學和天項大學的學生，我們的社會責任感會讓我們怎麽做呢？”
。